戴再民是陈朗在中国文联戏剧家协会《戏剧报》的同事，我们和他做过三次邻居。在一九五七年右派定案处理前，我们同住北京朝阳门芳草地五号全国文联宿舍，而且是同住十院，我们是十院六号，他是十院一号。彼此蒙难二十三年之后，均生还北京，曾同住在和平里十区某栋一个套房里（此套房原为贺敬之所居，后为赴寻所居），各居一室，厅则共用。等到团结湖文联宿舍落成，在一大片楼群中，我们又同住北头条二号楼，此楼共计十二层高，我们又同住第二层。如此的巧合，如此的接近，一个人一生之中，即便是好朋友也很难做到。
戴再民是浙江镇海人，约在一九三九年前后即参加中共的地下组织，是地下党员，老革命、老资格，所谓“三八”式（一九三八年前参加革命）干部，然而他非但没有官运，却一直命途多舛。抗日战争时期，一度国共合作，在那沸腾、枪口对外的日子里，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戴再民当时从浙江到了大后方江汉地区，以中共地下党员的秘密身份，从事宣传工作。当时的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即设立在汉口，第三厅厅长，就是那位自日本抛妻别子回国效忠祖国，决心抗日的流氓文人郭沫若。第三厅下属有九个戏剧宣传队，分布在各个战区，第九队即在江汉一带。戴再民是否是九队成员，不明其详，但他与九队渊源甚深，当时的国共两党名为合作，实质芥蒂极深，时有摩擦。在剧宣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属地下性质，但时遭国民党破获，而受监禁的。当时的中共领导曾有秘约，只要能保留生命、火种，可以用写“悔过书”手法来应付严酷的现实而求存实力。戴再民即为其中受逮捕、监禁者。他有无写过“悔过书”，亦不明其详。 (博讯 boxun.com)
对当时的被捕者中共内部虽有承诺，包括刘少奇被捕时也曾写过“悔过书”。但是矛盾的是，中共又最讲究“政治操守”，凡曾经被逮捕者，必须严格审查、甄别、考核是否有变节行为，有否写过“悔过书”等“爬狗洞”行为。戴再民曾被捕、监禁，这一段历史，使他的政治生命蒙受不可洗涮的污点，给他的一生造成磨难而永不翻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再民仍在武汉从事文艺工作，一九五四年，适逢镇压反革命并审干运动，戴再民因曾遭国民党逮捕而受到严格审查、考核，他又一次受到共产党禁闭，失去自由。这一次却是他为之奋斗的中共母亲不信任他！他在监禁期间，受的非人待遇，遭受威迫并人身污辱，即便是每日两顿牢饭，馒头都是从门洞中泥地上滚进来的。何况历次审干，还有人利用职权，排斥异己，报复私仇……。
一九五六年，戴再民调到北京工作，安排在中国剧协《戏剧报》编辑部任一般编辑。次年，即逢“大鸣大放”运动。戴再民对在武汉审干时的遭遇，虽未写什么大字报，但有怨言流露，这股怨气，就是他成为右派的新账，加上他曾经被捕的“政治操守”旧账，就在劫难逃了。戴再民倒楣的是，四○年代在江汉一带作文艺宣传时，与在三厅九队工作的地下党员赵寻同时被捕，一九五四年武汉审干时期，组织向戴再民套问赵寻在监禁时有无变节行为时，戴再民提供过赵寻“可能”写过“悔过书”。想不到冤家路窄，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赵寻正是剧协的上层人物，这一层关系就非常玄妙了，一九五七年的党员中右派，大多是“窝里斗”性质的结果。看谁站在上风或是下风，站在上风的是左派，站在下风的为右派。现在戴再民站在下风，他仅为一般干部，偏又喜欢摆老资格，有些领导还不在他的眼下，赵寻，还比他迟一年入党哩！却站在上风，他对戴再民在一九五四年隐约地揭发其可能写过“悔过书”一事，能不耿耿在心？戴再民在“鸣放”中并未写过大字报，在刊物上也很少写文章，可能是五四年审干的“药”效，也未见他向演员“煽风点火”。但是捕风捉影地莫须有的李诃“东郊反党集团”，也挂上他的名，这是借这个唬人的大题目，网罗其中，然后各个击破。赵寻在批斗戴再民大会上，胀红著脸，以拳击桌，批判戴再民在审干时对别人的“陷害”。人们曾背地议论赵寻如此计较，必写过“悔过书”无疑。赵寻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民运后期，因剧协领导刘厚生曾以剧协名义向学生捐赠过二万元人民币而被罢官并开除出党，赵寻遂跻身成为剧协最高领导，那是后话。
在一九五七年重点批斗戴再民阶段，在对“东郊反党集团”算账时，唐湜、陈朗、戴再民三人恰恰共一办公室，一次左派屠岸悄立门外偷听三人谈话，随即将陈朗、唐湜带去追查，并将三人传至大会批斗，要陈、唐当面揭发戴再民言谈，因二人无可奉告而被群众轰下台来。从此事即可见出对付戴再民的端倪了。会后戴再民非常感激陈朗没有揭发出他俩在数日前，相约在日坛公园的一次夜话，那一次戴再民曾向陈朗描述过他在一九五四年武汉审干时的非人遭遇。但是戴再民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新账”连同“老账”，最后在群众大会上、口号声中由公安机关逮捕了，他作为极右份子押往黑龙江中苏边境的兴凯湖改造，他在那边的艰苦情况就不得而知了。后来得知，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边境不宜作为政治犯服役之所，戴再民被遣送原籍浙江镇海农村监督劳动。他在镇海近廿年的劳作岁月，主要是打渔。
一九七九年，落实右派政策，戴再民得以返中国剧协任职，他约在一九七九年初即在京“上访”，要求平反。但仍待右派“改正”剧协恢复机构之后才得到安排。在一九八一年我们与戴再民同住和平里十区，拼住在一个套房生活达二年之久。此时，他的生活已起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前妻在“反右”前夕的一九五六年因癌病去世，他们有两个女儿，当时大的寄托在别地亲戚家，小的随戴再民住在芳草地文联宿舍，大约十一、二岁。戴再民逮捕当天下午，陈朗曾到其住屋探望过他的小女儿，使陈朗震惊、事隔数十年还时时道及的，是他小女儿的坚定、不屈神态。孩子一言不发，也未见泪痕，次日仍见她背著书包上学去，放学后，从容地自己料理饭食。大约一周后，让亲戚接走了。戴再民没有料想会突然被捕，他无法事先作任何安排。 这个孩子，后来听戴再民说，在镇海海滨打渔时，曾一直跟随着他。
戴再民的新夫人是他四○年代在江汉从事文艺工作时的老相识，是江汉一带有名的汉剧演员，演小生的，有武功底子，擅长翎子功，饰演吕布一类角色，据说还是戴再民老岳丈的义女。随夫人来京的还有她一个独生女，芳名陈淑，后来亦在剧协担任会计工作，戴再民昵称她“三儿”，她呼戴再民为“老爸”，一家三口亲密无间。他家三口当时即曾与陈朗同住于和平里十区的一个套房。晚年的戴再民多病，患胃癌，住院、开刀、急诊，一个月要跑多次医院，新夫人对他贴体入微，精心护理，人们都说，老戴的后半世生命是新夫人给他的，此言极是。一九九七年七月我返北京在剧协碰到陈淑，她近五十岁了，仍然未嫁，洁身自好，甚注重仪表。问起戴再民，她说老爸身心健康，有时还陪其母看戏，日常则乐于搓麻将！至于母亲，她说老多了，瘦多了，她太累了。剧协的老一辈人，如比戴再民年轻的凤子、柳以真等人都纷纷谢世了，只有戴再民仍老而弥健，硕果仅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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