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杜高,在我们一批文友中,自右派得“改正”之后,似乎属于时来运转者。

杜高原名李小树,湖南长沙人,出身于红军革命家庭,其父在南京为高级干部,从事马、列哲学研究,其母亦为高干。杜高未受过高等教育,少年时在部队任通讯、文艺工作,后转业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编剧,五○年代初“抗美援朝”时,被派赴朝鲜,作战地采访。所写报导,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并写有剧本多种。后由青艺调入中国戏剧家协会,为剧协创作组成员,当时的组长为贺敬之(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在“反胡风”运动中,杜高有所牵连,于一九五六年与鲁煤一起作为降级处理,从创作组调出,分别在戏剧出版社、《戏剧报》任一般编辑。在次年的“反右”斗争中,杜高复被划为右派份子,且为“极右”,押往北大荒劳动改造。 (博讯 boxun.com)

一九五七年暑假,反右斗争尚未深入到我们这些大学生身上,我还到北京度假。时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的反右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大批“丁陈反党集团”、“吴祖光小家族”、诗人艾青等,举国上下同声响应。此时在剧协出版社任编辑的杜高正以“吴祖光小家族”的“骨干”受到批判、冲击。杜高与青艺的汪明被称为“小家族”的“双将”。杜高热爱戏剧,少年得志,与当时戏剧界名流吴祖光、新凤霞夫妇,过从甚密,对吴祖光口称大哥,对新凤霞口称大嫂。当时在批判“小家族”时,还涉及到四十年代的“二流堂”,那是在抗战晚期的重庆,张光宇、张正宇昆仲与黄苗子、吴祖光一辈艺术界的朋友,自我调侃谓“不希冀上流而甘居二流称二流堂”,此时与“小家族”挂上钩,认为反党本质一脉相承。与吴祖光、新凤霞交往的青年人中,除杜高、汪明外,还有从中央美院刚毕业的蔡亮,才十八岁。对“小家族”的“反动言论”起而揭发,首先反戈一击的却是汪明,在剧协的一次批判会上,面对汪明揭发,杜高以拳击桌,斥为“放屁”。结果不论是汪明、杜高均被定为极右份子,处分反而比吴祖光、丁玲等更严重。在杜高最受煎熬的时候,我正在北京,陈朗还未受到批判。有一天,陈朗陪我逛东安市场,一路吃北京的久保桃,在王府井车站候车时,杜高正在对面候车。他后来对陈朗说:“你的小爱人真好,看到你们真羡慕极了。”

“反右”斗争延续了大半年时间,在定性、处理前,上报待批的右派分子曾有数月的等待、间歇。这期间杜高与陈朗、胡忌、肖里背地里过从甚密,常在胡同里的川菜馆、前门外僻远的酒楼,陶然共醉,放浪形骸。到了一九五八年四月份宣布定性处分那天,杜高、阮文涛、唐湜、戴再民在剧协大会的群众高呼声中,被戴上手铐由公安部门汽车押走,当夜即被投入自新路附近监狱。次日,陈朗奉《戏剧论丛》编辑部之命到陶然亭北京戏校组稿(纪念程砚秋上月逝世,是年杨秋玲在毕业班,请她们几位同学谈谈对程砚秋授教《宝莲灯》“二堂舍子”的表演心得),路过其地(自新路),对着监狱的高墙,感触极深!不久,杜高等即被押往东北黑龙江省北大荒与兴凯湖畔劳动。丁玲、吴祖光也曾遣发北大荒,不过为时较短。杜高等在兴凯湖的艰苦生活和劳动强度,因未身历其境,不得其详,只是在二十四年后,一九八○年在北京再与杜高相见时,他说起在北大荒,有次捉到几只蚱蜢,用火烤食,香美无比,高兴无任。可见当日挨饿情况了。

六○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处于中苏边境的兴凯湖,不宜作为政治犯服役之所,乃将他们分批转到关内农场或遣送回原籍劳动,唐湜即于此时回浙江温州。汪明回江西后在“文革”中病故。杜高初被安插在京郊大兴县团河三余村农场,直到文革中期再被遣返原籍长沙。他曾在长沙街道幻灯厂做装配工多年。

二十多年来,杜高一直未婚,至一九七九落实政策,与陈朗、张郁等由文化部从各地调回北京,参加建国三十周年全国戏剧会演工作,共同编辑会演《会刊》。其时文联所属各协会,正在恢复机构,会演办公室并接待外地省、市剧团等,均包租旅馆、招待所。杜高、陈朗、张郁三人在北京早已无家,故在长达一年的会演,和后期整顿时间,一直随办公室住过四所招待所、旅馆,如崇文门外向阳招待所、东交民巷御河桥南口的六国饭店等。年届五十的杜高,在会演期间,邂逅了总政歌舞团演员王芝。王芝离过婚,出身于北京平民家庭,那时杜高在《会刊》上发表戏评文章,常署“王芝”作为笔名。二幼、三幼在六国饭店见到王芝,曾称之为“杜妈”。但杜高与王芝的感情并未发展下去。杜高早负文名,从右派过来尚未结婚,关心他的婚事者大有人在。不久,有人为他介绍了新华社副社长李某之女李欲晓。“欲晓”之名,出于毛泽东[清平乐]词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句,盖其出生于一九三六年毛创作该词之年,可见其家庭的革命渊源了。据说李社长与杜高谈过一席话,意思是凭杜高才名,再加上这门亲事,将会锦上添花。人们打趣杜高被招 “驸马”了。杜高婚后与老朋友们都疏远了,老朋友们也自然与他疏远了。他俩生有一女,夫人对杜高甚加管束,行动不能越雷池半步。但杜高自此仕途顺利,八○年代初,即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接着进入剧协领导层党组成员五书记之一,主管出版、各编辑部业务。三年一届任满后,又出任新成立的电视协会党组负责人,任第一把手。九○年代初又返剧协任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不久又任《中国戏剧》(其前身即《戏剧报》、《人民戏剧》)主编。杜高的文艺思想偏左,他在陈朗等老友面前,不讳言在他的血液里有遗传的革命“红色”成分。在“反精神污染”的“文艺运动”中,批白桦的电影《苦恋》、解放军总政话剧团的话剧《WM》,他以“哨兵”身份站在保卫毛泽东文艺阵地前沿……。

我虽时闻杜高消息,但甚少会面。一九九三年春,我在杭州,忽接杜高自北京来电话,他有一篇写当年“小家族”成员现为浙江美院教师蔡亮的文章,投寄给浙江《江南》杂志,他得知我与《江南》杂志散文编辑楼奕林友善,嘱我打听该稿刊登情况。我非常惊讶中央大主编竟如此关心省级刊物上的一篇文稿!

一九九二年,杜高曾在安定门北河沿寓所,由夫人掌勺,邀饮过陈朗、林锴等。其时小公主已经十二岁了,正学习钢琴。早在杜高结褵良辰,陈朗曾作有一首“打油”七律奉贺,抄录在此,作为本文之殿:

风流曾记二流堂。一幕荒唐演大荒。
难得齐眉青玉案,无妨袒腹老新郎。
胡须染就思玄德,刀戟列来有尚香。
才子佳人都扮过,更看龙凤与呈祥。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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