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诃是安徽人，他是陈朗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时的同事，又是我们在五○年代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五号文联宿舍时的邻居。芳草地文联宿舍一律平房，棋盘式的，分成四行，有二十多个小院，行间有巷道间隔，陈朗居二行北端，李诃居三行北端。当时陈朗所在的《戏剧报》编辑部，共有编辑十四人，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有七人被划为右派，占编辑部人数二分之一；李诃所在的《剧本》编辑部，共有编辑九人，有二名划为右派，占编辑部人数五分之一强。这个比例，大大超出了历次政治运动所“揪出”百分之五“一小撮”指标。
李诃在四○年代中期，受红色思潮影响，极尽曲折、艰辛地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并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职，有相当于科长一级的职位，如果他能在延安一直呆到全国“解放”，他也许能当个大官，但命运向他开了个玩笑：一次，他在延河游泳，跳水时，不慎足部触及河床，神经损害，造成脚伤。当时的延安医疗条件差，无法治疗他的腿伤，只得返原籍安徽就医，遂脱离了革命根据地，致使他的命运起了根本的变化！他回安徽以后，一面治疗，一面在当地中学任教。即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就是后来认为极为严重的“自动脱党”！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国文联各协会纷纷成立，李诃即寻找在延安时的老上级、“鲁艺”领导人张庚联系，籍其帮助调到北京，安置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任《剧本》月刊的编辑，后期与戴不凡共同筹办学术性较强的《戏剧论丛》季刊。张庚原是鲁艺领导，中共进城后，他因来自延安，有革命资历，再加上理论修养，所以一直高居在文艺界尤其戏曲理论方面的领导地位，他那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与李诃一起筹办《戏剧论丛》的戴不凡，是浙江建德人，原是杭州某小报编辑，五○年代初，他写了批评田汉改编的京剧《白蛇传》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甚得当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所赏识，反而调他进京到剧协参与《戏剧报》并《剧本》任编辑，从这一件事可见出田汉的爱才和气度。李诃在业务上很负责，但他并非主编，他的党籍也始终得不到恢复，脱党者恢复党籍比新入党者困难得多，他在“白区”的那段历史，必须说清楚，但又如何说得清楚？所以李诃平日有委屈情绪。当时的领导阶层、当权者有严重的宗派意识，这种意识是：凡不是从延安过来的，即便是在“白区”坚持艰苦奋斗、是地下党成员，或是非党的民主人士，至多是“统战”对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何况李诃是个“自动脱党”者，属于那种不能坚持、受不了“红区”的物质艰苦等不具备革命到底的意志薄弱者！他平时在编辑思想上、学术观点上，推许一些自由化的带揭露性内容的剧本，如反映农村题材的话剧剧本《布谷鸟又叫了》，他就很赞赏，这一些都成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的罪状。
“鸣放”期间，作为编辑，除了自己必须向上提意见外，还要发动，鼓励作者、演员、读者“鸣放”。当时谁也不理解“阳谋”，剧协的领导还将鼓励鸣放作为工作任务落实到各位编辑身上，让大家在各地召集演员开座谈会，听取演员的意见。譬如当时即派张郁到上海戏曲界，陈朗则在北京戏曲界，向演员征求意见，写成书面材料提供给上级领导，这些“工作任务”后来在“反右”斗争中，都算作煽风点火，积极向党进攻的罪状。上海昆剧院著名演员俞振飞当剧协在批斗张郁时，还特从上海寄来“揭发”张郁的材料，亦为清洗自己而“打落水狗”！有一个北京评剧院女青年演员曾自动跑到《戏剧报》编辑部“诉苦”，揭发其院内领导宗派观点，陈朗接待了她。“反右”中，这位女青年即寄揭发信到剧协，揭发陈朗向她煽风点火……。当时，身为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剧协主席，被戏剧界尊称为“老大”的田汉，虽也曾写下《为演员青春请命》的大文，他自己算幸运地逃过了“反右派”一关，可是在组织、部署批判吴祖光当中未见稍存“姑息”之情，仅稍微受到“包庇”豫剧名演员大右派陈素贞的指责。但到了后来“文革”，终于成为“四条汉子”之一，打入死牢……。
剧协的反右斗争高潮是揭发所谓“东郊反党集团”，东郊，即指的是北京朝阳门外芳草地文联宿舍所在地，朝阳门外当时已算是郊区。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是李诃、陈朗、戴再民、唐湜、阮文涛，这几个人当时都是住在芳草地的文联宿舍，同为邻里，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难免时常往来，茶余饭后，说些牢骚、幽默话， 发表些看法、感受，也难免附和、赞同。还有方轸文，虽住在城内细管胡同（田汉宅内），但也常到芳草地串门、交谈。既然剧协号召向党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会有意见可提、有话可说，写大字报时，也或许偶然“联名”……。于是“反右”深入阶段竟然莫须有地、大张旗鼓地展开以对所谓“东郊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李诃被称为该集团之“大军师”，陈朗被称为“二军师”……这场揭发的闹剧折腾了大概有一个多月，大会、小会，批斗、揭发，大字报铺天盖地。
李诃之所以成为“大军师”，一来他年纪较数人为最大，当时大约有四十多岁，较具有威信。二则他到过延安，资格老些，多谙知共党的老底，也正因此，更受到当局者的仇视，故以他为目标。但是李诃也可谓“失著”，既然他去过延安，他应该知道共产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套，他在延安时应该尝过延安整风的滋味，应该吃过“药”！所以也可见李诃的天真烂漫。李诃在“白区”生活了多年，做过教书先生，太知识分子化了，他对共产党有幻想，当时不仅李诃如此，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
到了后期，定性定案时，将“反党集团”悄悄改为“反党暗流”，即是尚未形成实质的“集团”之谓，情节轻微不少。而最是令人不解的是，身为“大军师”、“二军师”的李诃、陈朗在右派类别上，反而定为较轻的“第四类”，张郁为第三类，而其他“成员”如阮、唐、戴等，反划为“第一类”，即极右份子，被铐、逮捕。而且因为李诃腿病，仍留在剧协，仅是改调至《戏剧报》编辑部做编务、送稿等等。当时的《戏剧报》由《人民日报》印刷厂承印，在王府井大街，从文联大楼到《人民日报》印刷厂不须搭车，即步行可达。每期送稿，只见李诃一瘸一拐挟着稿件，踽踽而行，每期要走好几趟。陈朗在六○年十月发配西北之前，曾被下放河北安国、怀来等地劳动过，下放前大半年曾留在编辑部做些编辑杂务，或派往采访戏曲老艺人，代为笔录其口述表演经验，有时也帮李诃做些琐事。这大、二“军师”，沦落遭际若此！他俩从此不敢作倾心交谈。在芳草地，李诃偶尔夜访陈朗，也立即被其妻朱邦霞命孩子把他叫回家。但在编辑部，仍日日见面，当他们看到周围荒诞之事，如编辑部所有成员（未打成右派者即所谓革命群众），“人人过关”检讨时(检讨内容大多为撇清自己与“右派”、“右派观点”关系，往往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获通过)，二人也列席，二人常常暗地彼此作一个会心之微笑而已。自“反右”以后，举国上下都歌功颂德，人人说假话，千姿百态！
一九六○年十月，我随陈朗流放西北，离开了芳草地，从此再未与李诃见面，音讯隔绝，生死两不知了。“文革”期间，文联各协会解体，人们分散到各地“五七干校”及农村劳动，李诃虽属残疾人，不能务农，作何营生，未得其详。待到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陈朗、张郁、方轸文、戴再民、杜高等络续返京，才知道李诃在“文革”中病故了，只留下了寡妻朱邦霞和一个独生女。
一九八○年我在北京和平里再见到朱邦霞时，二十年的间隔，朱邦霞那时不过五十多岁，但干瘪、憔悴，老而黑，似乎牙也没有了，令人无法辨认。她原在《戏剧报》任收发等工作，此时仍在重新成立的戏剧出版社任收发等杂务工作。朱邦霞勤勤恳恳，工作努力，据说年年评为“先进工作者”。这个称号仅起鼓励作用，人们都同情她的遭遇！
我来新西兰三年后，于一九九七年七月间曾回北京，在方轸文妻子小张的口中得知了朱邦霞的一些情况。小张与朱邦霞同时工作的戏剧出版社，大约于一九九三年因故被中宣部勒令停业，出版社是个企业单位，自负盈亏，遂处于瘫痪状态，几乎发不出工资。除领导人还常来出版社处理日常事务外，上班的只有小张和已经退休但为了多挣几个钱，再要求来做临时工的朱邦霞了。她俩帮厨、打扫兼收发等工作，收入微薄以补家用，朱邦霞这几百元钱，目前在国内，只够常人周末在饭店的一顿普通饭费，而朱邦霞却要敷用一个月。她应该有七十五岁以上了，每日要从和平里挤公车到大钟寺去上班。如果说这拼凑的少数钱财仅供她本人的生活费也罢了，但她还有更大的生活经济压力。李诃与朱邦霞之女，随右派家庭坎坎坷坷地并没有欢乐的童年，成年结婚生有一子，不幸是个痴呆儿！不久，女婿与女儿离婚，女儿带着痴呆儿与朱邦霞共同生活。从此母女两代苦命的人，带着只知吃喝拉撤的痴儿过活，为他每日辛苦不已。大家都不禁感慨，别的右派家庭在落实政策以后，生活多少有些改善，只有李诃一家，寡妻、孤女、痴孙，收入微薄，生活几乎没有好转的希望，朱邦霞的晚景确实让人同情。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