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十月，陈朗从北京被处置“发配”西北，我随同前往。那时我大女幼吾不到两岁，我又怀孕在身，陈朗还患病。孕妇病夫是家庭最大的负担和忌讳，但我们却要奔向人地两疏，行将戴罪生活的地方。
自从始皇帝的大公子扶苏开垦西北以来，已过去了数千年，但西北仍然荒凉干旱。当火车过了宝鸡，但见穷山恶水，所过村落，显得落后，物质匮乏。新建的铁路，通车尚不久，当我们抵达兰州站时，车站还未建立，我们站在黄土高原上，抬头即是皋兰山，山头光秃秃地，不见草木。难道这就是《汉书》里所说霍去病与凶奴“鏖战于皋兰之下”的皋兰山？后听人说古时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哩！
兰州古名金城，是瓜果之乡，一九四九年前，人口虽只得十万，交通闭塞，但人们的生活尚是富裕安定的。五○年代以来许多工厂内迁，离城三十公里的西固，新建有炼油厂、化工厂等大厂，遂使全市人口骤增。一九六零年前后，因为共产党错误政策的导向，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上万言书而被黜。甘肃省第一把手张仲良则成了“冒进”而为之下台的替罪羊。全国处处饥馑，地处西北干旱地区的兰州，就更形肃杀，路有饿殍，哀鸿遍野了。
陈朗向甘肃省文化局报到，被安置在省局下属的戏曲艺术研究会，有一份不定期内参刊物让陈朗参与编辑。一时没有宿舍，我们三个人就住在戏研会楼上一个小房间里。
戏研会所在地，在贤后街，是一条靠黄河边的僻静小巷，木结构老四合院，比起北京四合院具体而微。小小的开间，小小的窄长的天井，既是戏研会办公地点又兼宿舍，里面还住着两位秦腔老艺人并一家属老妇，都在八十岁左右。反右之前，曾经一度重视传统，优遇知识分子，全国似有一番“文艺复兴”气象。西北的古老剧种秦腔老艺人都是师徒以口传身授薪传，在此时期，将一些老艺人从民间挖掘来让他们像汉代伏生一样，从没有牙的瘪嘴中，吐出满腹的戏本子，加以记录。据说请了不少艺人，记录了不少剧本，但等我们抵达时，好多位都已仙去，只剩下王老、曹老二位与我们朝夕相处。两位老人的辉煌时代已经逝去，此时，他们在戏研会楼下阴暗的房间里，踽踽而行，挣扎在饥馑的死亡线上。我们离开北京时，北京毕竟是首都，虽已见饥馑的端倪，但我们尚未十分身受，初来兰州，物质的贫乏，城市的萧条，令我很震惊，而且供应的每人定量二十四市斤中，有百分之七十的粗粮、代用粮。初来乍到，我出手不凡，曾经送给曹老一大碗白面粉和几个白面馍，令老夫妻不敢相信！
十月的兰州，天降大雪，似乎为两个流亡的右派以壮行色，兰州的冬天比北京的来得早。
几个月后，我们从戏研会楼上搬到贤后街二十八号。与戏研会邻近，是一个标准北方四合院，有前后二院，二门，门道。我们住在前院西厢房，砖地、土壁、木窗。戏研会的刊物只出过一、二期就停止了。陈朗一直在病中，我则挣扎在煤炭、粮食的苦海里。这里不像北京家居那么方便，那里燃料、粮食都送上门，住东城的老太太，一辈子没有到过西城，安逸得很。而这里，一切都要自己去搬著回家，包括那因寒冷而大量需求的煤炭，我们的日子很艰难，但又没有一个朋友。
一个冬日的傍晚，忽闻叩门声，进来一位身穿军大衣神情焕发的人，不请自坐了。自我介绍说，名叫高天白，也是“右派”，现为省京剧团借用，刚随团上北京回来，在京时听中国剧协范溶（《剧本》月刊的一位编辑）介绍陈朗情况，故此特来拜访。我为他奉上了一盖碗茶，他向我行了个屈膝礼，口称“夫人”，大加赞赏茶具之美，女主人之美，滔滔不绝，一丝一毫没有当时身为右派的那份抑郁感。并说他在写一部题为《神灯》的长诗，到时候一定送来请教云云。
老高的出现，使我们在兰州的处境，豁然开朗，蓬壁生辉！他的妻子名叫柴洛苇，也是右派。无独有偶，也是一双右派。他俩原是甘肃省一本名为《百花》的文学杂志编辑。由同事而结婚。老高写白话诗、散文、小说，从青年时代起就颇负盛名，人戏称 “甘肃的高尔基”。他是甘南武都人，抗战期间就读于西南联大，参与救亡运动，写过不少诗文，以激励人们的士气与斗志。
就我所知的几件事，可以说明老高的性格。五○年代初，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受当局信任，经他介绍约有七、八十名人员进入各机关工作，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外调人员挤破了他的门，要他证明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面目，其中有些人他早淡忘了，但他一一为他们说好话。
五○年代初他工作时，因为写的简历过于简单，组织上让他重写，他一时高兴，竟写了一部情节颇为离奇的“自传”递交。政治运动来临时，外调人员根据他所写情节进行调查，找证人，跑遍了全中国，跑断了腿，寻找了许多证人，结果都是子虚乌有！
老高与柴洛苇的婚礼，在兰州市算是破天荒头一遭。他俩都是文化界人士。柴洛苇是兰州世家，亲戚渊源，今雨旧雨；高天白是甘肃名士，三教九流，莫不乐与之相交。他俩的婚礼在兰州一家名酒楼举行，酒宴的招待除酒楼工作人员外，还延请当时全国著名四小名旦之一陈永玲（当时为省京剧团主演）主持，陈永玲少年倜傥，站在门口接待，凡过往人等，他一律热情招呼，延请入座。据说宾客鱼龙混杂，真真假假有数百人之多。我们认识高天白时，他已有了四个孩子，但结婚酒宴之账款尚未还清。高天白的四个孩子都聪明有加，机灵有余，第一个平地一声雷，取名“一雷”，生到第四个，他觉得够了，取名“满彩”，乃“满堂彩”也。
一九五七年，天白夫妻双双划为右派，接着双双将发配甘肃河西走廊一个唤作夹扁沟的地方。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右派集中营。河西走廊在沙漠边缘，已经沙漠化，缺水，即使有水也是咸水，偶然有一淡水，大书“甜水”二字于旁，赐福于人！老高夫妇与众多右派被押，赶赴途中，当火车过了永登县，柴洛苇忽然胃部大痛，几致昏厥，经检查属实，就让他俩半途下车，禀报有关部门，自行就医。柴洛苇的胃痛，竟救了他们两人的性命──凡发配来夹扁沟数以千计的右派份子，以后几乎全部饿毙，饥饿到啃光了木头门槛，连粪桶中的瓜皮也抢食不到，饿死的尸体是干瘪如柴的。收尸的工作人员，起初将尸体埋入沙漠时，还插木签以志姓氏，后来死人多了，收尸时叠成井字形，一次能抬四具，胡乱埋入，也懒得插牌了。多年以后，我们每接触新友，述及夹扁沟，大家都谈虎色变。兰州市文化馆长詹乐政说起，夹扁沟右派中，有一位国学老教授，他因不舍而随身带了一部宋版书到农场，宋版书极珍贵，完整的已很难求，就是残页，也值一两银子一页。这位老教授，在奄奄一息待毙之时，身旁有一堆枯枝败叶燃烧取暖，他以余力慢慢地撕下一页页宋版书，投向火里，观其燃烧，待到投入最后一页，断气了。不待“文革”的“秦火”，老教授先“殉宋”了。但夹扁沟的生还者还是有的，八○年代我们在杭州认识邹梦禅先生，他是书法家、篆刻家。三○年代，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尚是青年，参与编纂《辞海》封面、扉页“辞海”二字即是他集汉隶而成。他即是生还者。是夹扁沟少数被派往瓜园劳动的人之一，右派当不敢窃瓜而食，但他却逃得了生命。右派生还的还有高尔泰先生（美术家和美学家），是天白的朋友。老高夫妇回到了兰州，后来阖家居住兰州城郊伏龙坪，属半山区，因为是农村，管束较轻，夫妻俨然是乡居生活，一家七口（四个孩子、老高夫妻，加老高的老父），老高说，吃不饱，也饿不死。他仍然抽暇看书，写诗文。家徒四壁，然骨骼仍然清傲。一天一个公社书记到他家中道三说四，让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云云。当书记起立回转时，老高猛的把书记刚刚坐过的那张椅子，一把摔出门外，说道：“这些人坐过，老子不要了！”土皇帝领略这一架势，愕然！
老高不以下乡务农为苦，为折磨，真有些魏晋风度，可以箕踞，可以负曝，扪虱，赤膊，趿鞋，翻青白眼不理人。最令他舒畅的是清晨如厕。坪上的厕所均在室外露天中，以矮土墙围之。老高与夫人双双并肩而登，而蹲，在朝霞旭日中悠悠远眺，高声谈笑。此举连阮藉、稽康也远远不及。
我们的贤后街居所，是省文化局所属宿舍，原住南房的右派王仲才（原省文化局文艺处处长）受到“甄别”待遇，另迁别处了。我们赶紧通知老高有此空房。他与长子一雷（当时只十岁）连夜以独轮车冒雨载书下山占房。次日，省京剧团一班青年武打演员再帮他搬杂物。于是他又做了城里人。省文化局以前都回说城内无房，此时当然无语可说。老高终于成了我们的芳邻。他常在我们吃晚饭时，捧着他的诗文前来朗读。他每每见我都行屈膝礼。夫人柴洛苇对他的种种“创举”，宽待到熟视无睹，早习以为常。生活的贫困，人情的冷暖，斗争的血腥，与老高似都无关。在他的精神感染下，我们也渐感轻松。我们和老高一家只做了一年有余的邻居，就搬到了中山路。
“文革”一开始，陈朗即受冲击，关入“牛棚”，我是居无宁日，时受惊恐。乃约老高于某汽车站见面，讨教。他却珊珊来迟，旁若无人。远远的就向我行屈膝礼，说：“美丽的夫人，有何见教？”老高呀老高，此时也，长剑正悬在头上哩！但是老高在这一次的谈话则是一反常态，严肃的告诫我种种防人之举。例如，他说，千万别到陈朗单位去，万不得已非去不可，也带孩子去，免遭毒手。但这一点，老高失算了，他还是把造反派想得太人性了。因为我后来终于挨了打，受了重伤……接着，我们的遭际更陷于“深层”而流离巅沛，与老高一家人也就失去了联系。
直到八○年代初，陈朗已返京，老高曾赴京观摩戏剧会演，他们曾再聚头，而我恰恰未在京。八○年代中期，老高因公顺道来杭州看我，而我又恰未在杭，再度失去了劫后重生的会面机会。不过我相信，他的傲视世态，宠辱不惊，当一如既往。“举头西北浮云”，我祝愿他和柴洛苇白头眉寿。
此文于2009年08月19日做了修改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