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叶焜是大学同班同学,从同学到彼此打成右派,在校期间,我知道他没有女朋友,但他的那种“骑士式”的爱情观,和因之所表现的一种精神,故仍然值得一记。

我们读的是艺术系,音乐专业,这些专业的课程,除共同课程《乐理》、《视唱练耳》、《器乐合奏》等外,凡小提琴、钢琴、声乐、国乐等都由教师个别授课和课后自己勤练。相对同学间的接触、交流不多。我与叶焜在反右之前,交往甚浅,印象也不深。

叶焜于小提琴拉得不错。他是广东人,叶挺将军是他的远房叔叔,父母亲也是革命军人,不知是阵亡,还是病亡,总之双双不在。他是在部队的孤儿院里长大的,是一颗道道地地的红色革命种子。按通常情况,一般孤儿的性情多少有些怪癖、扭曲,然而叶焜性格开朗,热情,他善辨,喜高谈阔论,喜评论时事,是一个活跃份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开始,我班三十多名同学,按百分之四比例,须揪出两名右派学生,这是由党支部及团支部内定的。尽管像我,既非党员,也非团员,而我打为右派不希奇,共产党是上查三代根子的,以我的家庭历史情况,一九五一年,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我的大伯父周六介是国民党元老,同盟会、光复会会员,光复军攻克南京后,历任杭州知事、上海道台(民国初还用清朝的官制称谓);我的父亲周云平在抗日战争前后任职于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四○年代未任大荆镇镇长,土改时被定性为地主兼历史反革命;我的大哥昌澍一九四八年毕于业南京警官学校,校长是蒋介石,接受过蒋介石赠毕业士官生的短剑,剑把上刻有“生则成功,死则成仁”的效忠誓言,当时正在安徽劳改营(后来有十三年的劳改历史);我的姐夫方正为军人,一九四九年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在台湾曾任台北卫戍司令等要职;堂哥显昱五○年因土匪罪被枪决。我的家庭历史既反动透顶又有海外关系,老鸦窝里肯定飞不出“金凤凰”来,那怕整个师大只有一个右派,也会属于我。而划定那位根子纯正的红色革命种子叶焜为右派,则令人大惑不解。他之所以被划,大概是他从小在部队中长大,对政治有先天的兴趣,又喜评论,因而是祸从口出的。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上台,他在饭桌上,寝室里,无不滔滔不绝,独抒己见。政治不是轻易可谈的,初生的牛犊,终究被“老虎”吃了。当上右派的,也像八仙过海,五彩缤纷,有些使人啼笑皆非。同学们在批斗我们时,称我是“温室里的毒草”,叶焜应该是“野生的毒草”了。

反右运动之后,我们尚待“处置”阶段,我和叶焜由于“同是天涯沦落人”而开始有了交往。他是一个很独立的强者,而我那时稚嫩多了。据他说,他怕我会抑郁而死,他想拯救我。有一天,在报廊里,他塞给我一张条子,约我于某时某刻于某街某号见面,我如约而往,从此生活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被孤立数月之久的落寞心情突然开朗,来了一个飞越!原来这里是福州各大专院校部分右派学生的秘密聚会处,他们是一群情绪激昂,特别自信,对未来充满希望,思想敏锐,学有专长的青年人。当叶焜向他们介绍我时,两位医科大学的学生后来说,他们当时相当失望,他们原先以为我一定是个脸色苍白,体形消瘦,神情忧愁的人,想不到一见竟是个脸色红润,体魄健壮好似一位运动健将,且时时傻笑,与想象大相径庭,未免失望、扫兴云云。于是我们常常聚会,畅谈到深夜,回来校门关了,也敢跟着叶焜从后山翻墙而入。我渐渐愉快,渐渐坚强起来。

我度过许多春节,从记事以来,凡所度过的春节,具体情节,记忆都模糊了,但是一九五八年反右派结束后的第一个春节,那一年的大年初一,是我永生难忘的。叶焜等预先购买了鱼肉酒菜,雇了一只闽江上的篷舟,十几个人同舟共济,在闽江中“力争上游”,远离城市的嚣尘,由舟子于后舱整治菜肴,我们则或枕藉,或凭舷,或高歌,在冬日的温煦下,在波光万点中,比起苏子赤壁夜游有更多的豪性。苏东坡慨叹宇宙之万变,人生之无常,而我们则希望着,憧憬著,将青春渗合在沸腾的年轻血液中。谁还能料到,今后会有二十多年的厄运在等待我们!?

早先叶焜心上有一个偶像,是我系一个很特殊的女学生,叫周少奇。她原先在安徽师院音乐系学习,因是厦门人,患肺病,而允许转学我校,继续学业,由于病,故索居一室。她美而温雅,在鼓浪屿即属“倾岛”的美人,在福州,也算得上“倾城”。我还为她戏写过一篇〈芦苇赋〉,我喜爱芦苇的扶疏与其花的洁白、脱俗,以此赞美她,她收受后说,将来刻在她的墓碑上。我和她一起在王政声教授的指导安排下,联弹过以贝多芬第六交响乐改编的钢琴协奏曲,准备公演,后因反右开始而告中断。少奇又是羽毛球选手,每次在场上比赛时,男生围观,水泄不通,一下场,各系男生争相送水递毛巾,叶焜则在众男士围观中扶其纤腰护送她离场。音乐系的门房,对她的来访者应接不暇。叶焜对周少奇是崇拜她的美,疼惜她的美,是骑士式的,柏拉图式的精神至上,不存在丝毫的占有欲或亵渎之意。少奇也深敬他。所以反右斗争后,他们仍然常有约会。有一次叶焜迟到了,他说见到少奇独立于僻巷一角,傍徨回顾,他真感到痛心及无地自容。他的自责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正如他对未见过面仅在电影里一瞥风采的大右派林希翎似的,他也想成为百万富翁接济她哩!

至于少奇,后回厦门,曾经在一个中学教过音乐。她的丈夫是个真正百万富翁,遂被金屋藏娇,遗世独立。据后来见过她的旧友吴进(也是右派,浙江美院毕业,分配在福州工作)说,他曾造访过少奇在鼓浪屿的华屋,她被比她年长近二十岁的富商丈夫类同幽禁于绣楼上,神情抑郁,在送吴进下楼时,她坐在楼梯上掩面而泣,云云……

当时我校处分右派,我属第三类:“保留学藉,劳动察看。”叶焜毕竟出身于革命家庭,从轻发落,属第四类,随班毕业,分配到龙岩一所中学教书。他自龙岩给我来信,说该地贫困之极,人民并不需要文化,只需要红薯干。不久他即离开龙岩,去了广州。我收到过他发自广州的信,说他没有收入,生活困顿,通讯地址由一个小鞋铺转交。后来,他就杳如黄鹤了。不知这只飘忽的黄鹤,是否盘旋于厦门鼓浪屿上空,仍时时关注伊人的倩影?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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