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读的中等和高等音乐学校，除正规音乐课程外，均备有一些辅助课，如打击乐、舞蹈课等。在杭州音乐专修科时，舞蹈教师是个女性，名叫张爱玲（与女作家张爱玲同姓名），她的丈夫曾是五○年代初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职员。
张爱玲任教我校时，已五十多岁，仍奇装异服，涂脂抹粉，在朴素的五○年代甚为缭眼。她担任体育课，当时全校师生都寄宿在校。她领导晨间早操，站在大操场的水泥台上作动作示范，身体很健美。她又是我班的舞蹈教师，教给我们最基本的芭蕾舞动作，以此进一步训练学音乐的学生节奏感和形体美。
后来我升入的福建师大艺术系音乐科，也设有舞蹈课，老师是个年青的男性教师，名叫童仁三。童老师苏州人，毕业于南京大学艺术系，是学美术的，毕业后分配到福建师大，由于他的出身好，非剥削阶级，思想进步，在南京大学时即是学生会干部，于是顺理成章的荣任了福建师大团总支书记，至于本行美术，反倒搁置荒废了。他从何而来的舞蹈秉赋，有否正规训练过，不得而知。他兼任我们音乐科的舞蹈基本功训练，还承担福建师大学生课余舞蹈组导师。
童老师那时也只有廿多岁，很富活力。他中等身材，细皮嫩肉，唇红齿白，标准的江南温婉男子，举止行动也很女性化，据说过去演话剧善演女角。若让他说母语苏州方言，吴侬软语，那就比最温柔的女人还女人了。
我参加了师范大学的课余舞蹈兴趣小组。童老师给我们排练了蒙古草原的鄂尔多斯舞，元旦在全院的庆祝会上演出，人们夸奖我们的舞蹈有专业水平。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雷厉风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么一位又红又专，热爱党，对党赤胆忠心的学院团总支书记，竟也被打成右派，沦为敌人。到后期处理右派去向，我属于“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第三类处理范畴。我即将“发配”离福州几十里外的宦溪林场劳动，时间已临岁末，温暖的福州也已寒风凛冽。一天傍晚，凄风苦雨，童老师约我话别，为避人眼目，我们到一个近郊似村店的小饭馆里碰面。童老师带了一把伞，穿着一件咖啡色条绒外衣，神情显得紧张、沮丧、忧虑。这是在反右斗争后，我第一次见到他。由于小饭馆灰调子的衬托，他的面容更显黯淡。我们坐在角落里，买了两只煮青蟹，诉说着、叹息著。童老师关怀我往林场的艰难生涯，他说他已拜托了一位原先在学院团总支的同事好友，该同事不是势利之人，现在是宦溪林场南口分队的领队，我若侥幸分在南口，他会私下照看我的云云。我在宦溪总部呆了约三个月后，再到南口，果然受到了童老师朋友的关怀。所谓关怀，也即是没再被批斗，没有了精神上的折磨，至于劳动强度，仍然一如既往！
宦溪林场属连江县，靠山面海，林木森森，估计在海拔六、七百米以上。送往这个林场的福建师大右派学生约数十名，这批学生都是城市人，凡是家在农村而受“劳动察看”处分的右派学生，都回农村去了。
我们这一批，既家不在农村，又没达到关押、教养作第一类处理的程度（我院有六名学生送劳动教养），故由学校组织送往林场集中劳动、改造。后来知道，凡回家乡劳动的这批人反而较为幸运，他们受的罪要少些，“亲不亲家乡人”嘛！有的在亲属照看下，根本没有作过强体力劳动。
我们这几十名在宦溪林场劳动的右派学生，有三个女性，一为我，二为刘小梅，另一个为生物系女生，她原先还是生物系团支部书记，出身工人阶级，我忘掉她的姓名，她长相不美，男生背后给起了个“七仙女”的绰号，即使在林场劳动，改造思想，受人歧视监督，她仍然思想激进，像个准备入党的团员，动辄汇报思想，大家都忌讳她。林场的劳动强度极大，我们这批学生又有别于林场工人，不参与植树，专开荒种生姜、红薯等。先是找山凹土地肥沃处，开辟宽五丈的火路，砍掉火路内全部草木，斫树挖根，使其露出山体，然后焚烧围垦地内的所有草木，再垦地、挖畦、烧草木灰、渥绿肥。在宦溪林场时，我们一律睡地铺，夜间，硕大的山鼠在棚屋内，在所盖棉被上乱跑。我们的双手因握锄开荒，手心连手背都打上血泡，早晨醒来，指头僵直，不能弯曲。每月配给我们是强劳力的四十市斤粮食定量，但还是感觉饥饿。
春天，晴雨无常，衣裤在雨水与汗水的浸渍中永远潮湿，我这双原先保护甚好的弹钢琴的手，此时已是又红又肿，无复旧观了。人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就只剩下最基本的生的要求，我只盼著天不要亮，能多睡一会﹔只希望钵里的饭不要吃光，多吃一点。我开始羡慕起当地的山农来了。宦溪林场附近有二、三个山村，总共十多户人家，他们繁衍生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米饭是用竹笼蒸捞的，吃咸菜、咸鱼，麻鞋、布袜，肩挑、背驼，桃花源里的日子，什么右派、左派！
一年以后，我们又从林场返回学院，因为院内各系都有了校办工厂。我和刘小梅分在生物系，她在制作香精厂，所有原料即是我们校园内的玉兰树叶子，由男生上树采摘，我在地上捡拾，一麻袋，一麻袋，然后放入自制的柴灶锅炉内蒸煮，在蒸气中提取香精。除此，还要作清扫园地之杂工。当时由林场返回的绝大多数右派学生，都住宿在生物系。这几十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劳动改造。但也有“黄连树下弹琴”的苦中作乐之时，比如我们在香料厂柴灶余烬中煨红薯吃，香糯满口，在整理校园时挑荠菜，携入学院傍小饭馆，佐以嫩笋，炒年糕吃。
在生物系，我和刘小梅同住生物系角落一间冷室。小梅和我同岁，其时二十二岁，她爱上了童仁三老师。其时的童老师，虽未经上山，但亦在生物系劳动改造。他的生活作风严谨，待人则体贴入微。刘小梅为他寤寐求之，辗转反侧，我非常体谅她，勇敢的充当红娘角色，为刘小梅向童仁三老师传递了一封情书。但是童老师以示自己的改造决心，事无巨细一律向党组织汇报，他上交了刘小梅的情书。学院党总支以触犯组织纪律条，找刘小梅训话警告。事后，我真非常遗憾童老师的无情，为小梅难过。但童老师似乎没有供出我为传递信件之人，因为我安然无恙。
一九五九年冬，我离校去了北方，辗转西北，历尽人生艰辛。至于童仁三老师，随着反右的深入，也到了闽西北山区，在最底层戴罪劳动。他是何时返回福州的，不得而知。
直到一九八二年，我已落实在杭州机械工业学校任教二年了，接到一封来自母校福建师大党委的来函，让我到母校，领取补发的师大艺术系毕业证书。二十三年了，当我踏上这块久违的土地时，真是感慨万千。
童仁三老师亦落实在艺术系绘画科任教。我在福州的半个月时间，夜住学校招待所，白天则在童仁三老师家就餐。
童老师所居为一个新楼三居室房，他已有一个完满的家庭，夫人名叫毓秀，不知其姓，是个小学教师，出身破落的书香旧家，与寡母颇受房族欺凌，在拨乱反正前，她又嫁给了右派，人家就议论她看上童仁三的小白脸了。毓秀为人从容大度，不拘小节，体态微丰，状貌远不及刘小梅生动。她与童老师的感情很好。按福州风俗，父母死后入殓，要由儿子（无子则女婿）抱头入棺，毓秀母亲死后入棺，都是由童老师抱头的，这一点使毓秀特别满意、感激。
他俩有一子一女，女儿其时已在福建师大艺术系学习应用美术，活泼柔美、待人亲切﹔儿子尚小，在初中学习。家中一应家务都由童老师操劳。我返回杭州以后，曾给毓秀寄去一把杭州王星记檀香扇和一块淡黄绸衣料，给他的儿子寄了一部晚清石印花卉画册。一九八三年，童仁三老师从福州到杭州，我陪他访问了他的校友，当时在浙江美院任教的他的同学赵宗藻（版画家）和我的哥哥周昌米（画家）。童老师仍是非常严谨，他都为被访者买了重礼。之后各人都忙于工作，并无通讯。
约在一九八五年我公差到武夷山，听陈建霖说，在这短短的两年之间，童老师家遭到了大难，先是女儿在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一年多后死于癌症﹔夫人毓秀因为悲痛过甚，次年死于高血压症。
建霖是童老师待罪崇安服苦役时的好友。建霖说，这样的痛苦，旁人如何慰籍？所以他没有写任何吊唁的信函。接着，我到福州看望书法家老右派潘主兰先生，虽与童老师近在咫尺，我非常怀念童老师，而没有勇气去看望他，没有勇气去正视他巨大的悲痛。此时，我深感任何安慰的语言都将是苍白的。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