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秋季，福建师范学院（后称师范大学）举行全校运动会，我是音乐专修科（后称艺术系音乐科）运动队的队员，参加跳高项目。
我自小生长浙东山区，像野生的麋鹿，十二、三岁在初中读书时，即选拔为县队参加过温州市八区（县）运动会，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乐清县城以外的城市，参加的是跳高和百米短跑项目。山里人，从没有受过正规的体育训练，仅凭本能弹跳和原始的体魄。我的两项参赛，都名落孙山。一百米短跑时我跌了一跤，自然落选，至于跳高的落选，我至今都认为是穿上运动鞋的缘故，因为平日在学校里练习，我都是赤脚奔跑的，也没有所谓起跑线一说。温州市八区运动会在瓯海中学操场举行，种种运动会仪式，正规的跑道，有起跳线的沙坑等等，都是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它们约束了我的“野性呼唤”。将我松弛、奔放的能力“绳之以法”，我败北了。
在杭州师范音乐科时，我也得过学校运动会的三级跳远第二名，论起来，还是老运动员哩！福建师大的全院运动会，规模很大，设施先进，运动场边还竖立一个大型的木牌，上载本院历届运动会最高纪录保持者，其中女生田径项目中的跳高、铁饼、标枪、跑步等多项纪录，都是由历史系的刘小梅持续保留，且遥遥领先，几年以来未有破其纪录者。我参加的跳高项目，逢到刘小梅这个强手，合著谚语所说：“初开剃头店，碰到连鬓胡。”
女生跳高比赛的那一天，艳阳高照，各系选手在参赛中，被纷纷淘汰，最后只剩下我和刘小梅二人继续拼搏。刘小梅身高约一.六二公分，体格健美，短发，脸色呈粉红色，颧骨略高，单眼皮，灵巧的鼻子，小小的嘴，小小的方下巴，显露一种坚毅神情。她的跳高一看就知道是经专人培训的，凡起跑、飞越、跳竿时像鸢子翻身，姿态优美。她身边有一批本系男生为之服务、“加油”。若下场等待再跳，或中间休息时，即有两名男生用一种手摇肌肉松弛器按摩她的赤露大腿。更有人递水、递毛巾。据说艺术系还是第一次有女生选手参加跳高比赛，故毫无经验，没有人为我服务，没有人为我“加油”，我是单刀赴会，而且是一个毫无章法训练的选手和历届冠军进行比赛，当刘小梅越过一.三二的高度后，我即被淘汰下来，然后众人围观见她一个人继续表演，她自然的又保持了本届的跳高纪录一.三七米。此外凡铁饼、标枪等等多项运动，仍然均是她的纪录最高。刘小梅真是辉煌啊！据说她的历届各项锦旗，有满满一箱之多。在我后来的右派生涯中，生活拮据，生了第一个女儿大幼时，小梅将一大包红色绸料锦旗邮寄给我，说是给孩子做衣服穿的。
一九五七年冬，我校反右后期，处分、安置右派学生，我受到第三类处理 “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在院部礼堂，党委分管我们的李书记，为我们数十号人宣布种种纪律、决定劳动去向等情况的会上，我再次与刘小梅相遇，原来她也被打成学生右派了。她家原住上海，属城市中人，劳动去向包括在送林场劳动的人员之中。李书记讲了许多国家前途、个人前途、政治形势等话后，要我们在劳动中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帽，重新做人。然后他环视众人，问大家有什么话要说。我不知道别人说了些什么，我却开口问道：“劳动回来后，我插哪个班继续学习？”不料这位领导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面向大家说：“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同学的问题。”有几个男生随即发言批判我，说“应该考虑如何在劳动中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应该想到今后的学习，今后的事情党会视改造情况安排的”﹔“我们是罪人，党对我们宽大处理，应该肝脑涂地，努力改造思想，报答党的恩情，怎么只想到自己的学习”﹔“改造思想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现在指向林场，就要奔向林场，还想到学习，这是顽抗到底”。散会后，我必须经过一片树林回艺术系，在树林中遇到刘小梅。她见四处无人，非常诚恳的开导我，说今后在这类场合，千万不能说这种与改造无关的话。她又说，她非常奇怪我为什么这么天真，不懂事。那时我真还是不能理解她的话，还深感委屈，我不知道自己的话错在哪里。
接着校方将我们这批“劳动察看”的右派学生送到了一个僻远林场，这个林场位于连江县山区。汽车到了山脚，我们都背负行李开始步行上山，只觉得走了很久，很累，肩背的东西越来越感沉重。我们终于到了宦溪林场总部，在这里，我开始了平生首次的劳动苦役。
林场除总部外，每隔若干里山路，都有一个分部。那时学校里正实行教育部指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政策，除右派学生须长期驻扎林场，每日上山或开荒或积肥外，其他各系同学则是轮番上山作几周的短期劳动。劳动强度很大，正逢冬春之交，阴雨缠绵，我们所居为简陋的棚屋，泥地，夜间一律睡地铺，任凭山鼠在被盖上乱窜。日间又是阴晴无常，衣裤在汗水与雨水的浸渍中永远潮湿。我们的食量大增。右派学生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动辄得咎，常挨批斗。
毛主席说过“右派是反面教材”，在宦溪林场总部仅一、二个月，我就受到过一次大会批斗，因为我顶撞了一位数学系的暴戾的女助教。她长得奇丑，她常无故责骂我，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回嘴说：“我怕你什么？我还置生死于度外哩！”就这样，林场总部礼堂大棚内又贴满了大字报，批判我以“死”顽抗，要我低头认罪……。在林场还有一位中文系右派老教授，姓游，非常瘦小，他平时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但在溪中摸石子（作为建筑材料）时，他竟慢慢的摸，口中轻轻吟诗，被人发觉也受批斗。
后来我被转移到南口分部。在轮番上山劳动的同学中，有中文系女生四五位曾与我同住一室，当时在南口只我一个女生右派，只有她们善待我。晚上我洗了头，她们不让我马上睡，说要感冒的。这使我感受到人的待遇，心里很温暖，所以当这一班同学离去时，我流了泪，她们还对我安慰有加。可惜我未能记住她们的名姓。
刘小梅在宦溪林场总部，劳动非常卖力，她决不偷懒，比共产党员还认真负责，她常指责我不够努力。我说：“我都要累得倒下了，你还说我不努力。”她说：“你还没有累得倒下，你就忧虑，你就是不尽力，你应该累到倒下再说！”但刘小梅不管如何卖力，积极，她还是被批斗了一场，而且被称作十恶不赦者！她出身于基督教世家，她的被打成右派也主要因此（据她说还是“极右”哩）。她的姑夫王利民是名牧师，著作富赡。从五○年代起，姑夫和姑妈，一直被关押在北方某监狱，直到八○年代初才释放，回到上海时已八十多岁。我后来随小梅看过老夫妇一次，铁窗生活达二、三十年之久，他们仍然信仰坚定。姑妈在狱中双眼都瞎了，但她出狱后仍能摸着琴键弹奏圣诗乐曲。他俩的唯一儿子是个工程师，侍父母至孝，在政治压力深重的年代，他每年都到北方监狱探望双亲。小梅的父亲是有名的外科医生，四○年代历任多家医院院长，一度曾荣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她从小在宗教气氛浓厚的家族中生活，即使在宦溪林场劳动，即使在红色政权如此的高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大饭厅里吃饭，对着一钵粗饭，咸菜，她仍然虔诚地祈祷，感谢上帝的赐予。如此顽固的态度，如此不协调的场面，怎使革命派忍受得住？哪怕刘小梅平时劳动得累倒在地，又有何益？共产主义首先教育我们的是“劳动创造世界”，我们又正在进行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运动！你仍向上帝祈祷！这种顽抗到底的态度，岂非是对革命派最大的讥讽！在批斗会上，有人骂她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特务！刘小梅始终不语，她不检查、不悔改！会后党组领导找她个别谈话，要挽救她走出迷途。领导说：“通过开荒，种红薯，种生姜，艰苦的程度是你刘小梅亲身经受的，不通过人的力量，哪来果实？世界是人类创造的，怎么可能是飘渺的神呢？这么浅显的道理，你刘小梅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怎么会不清楚的哩？”刘小梅平静的说：“通过艰辛的劳动，我才更坚信是上帝创造了天地和人类万物，因为种植红薯、生姜尚且这么艰难，何况是创造世界和人类？没有神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党组认为要改造刘小梅这个右派学生的思想，是非常困难的。开国后的大学历史课，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是创造一切的至高者，与圣经大悖其道。那么刘小梅这个基督徒怎么会选择读历史的呢？据她说，是因为崇拜中学时代一个学识丰富、风度潇洒的历史课女教师所导致的。
我们在宦溪，也有快乐的时候。宦溪是高山上的一条溪流，有雨时，溪水潺潺﹔晴天时，就露出大片干净的沙石。每当大批同学返校后，我们这若干个小右派，在工余，傍晚明月当空时，也相约在沙石上漫步，我们也不妨衣冠整洁，我们也相互枕藉于溪石之上，引吭高歌，忘掉了苦难与茫然的前程！
在宦溪一年有余，返校后，我们都分配在生物系校办工厂劳动。小梅在药物试验室，我则在香料厂做工，绘画系右派男生陈声锵也在香料厂劳作。陈声锵嘉兴人，上大学前夕曾在部队的宣传部门工作过，比我们略大几岁，故世故懂事些，他沉默内向，笑容很甜美。在香料厂，我俩为合作者，他上树采玉兰树叶子，掷扔地下，我则俯拾以麻袋装之。他常在树上休憩片刻，有时干脆在树上看起书来。也有时他在树上，我在树下，彼此大谈戏剧、美术、音乐。他称道我知识渊博，无书不读，我们相处很好！渐渐的我听到别的右派同学在议论刘小梅和陈声锵谈恋爱了，挺火热的，但是我没有觉察到。刘小梅在遭到童仁三老师的拒绝后，似乎别无再恋﹔再说，我和刘小梅同住一室，我很少见到陈声锵到我俩宿舍来。倒是别的右派男生如中文系高少白（绰号“高尔基”）、数学系“魏表妹”（姓魏，忘其大名，仅记此绰号，他欢喜编织毛衣，性格温和，故誉称之，魏表妹在反右前夕，刚申请入团，为表示积极，曾广泛搜集同学对党团的意见而向党组汇报，事后，说他搜集向党进攻的“恶毒炮弹”而获罪），都曾来我俩宿舍吃过烘红薯等。所以我在别的同学面前，极力为小梅辩护，担保并无此事！当小梅得知我为其忠心维护后，非常感叹！她说：“我俩的床头相联，陈声锵的来信，我都放在枕头下，你若稍稍翻动我的枕头，你就看见了，你真是个老实人。”她说，她和陈声锵相爱好久了。后来我才知道，陈声锵在玉兰树上看的不是书，而是小梅的信！他在树上读情书，真是太保险了。
小梅欢喜零食，欢喜坐在床上，细嚼慢咽，品其美味。一个水果罐头，我用不了几口，吃光了。她惋惜地说，就这样能吃出味儿来？应该含在口中，慢慢品味啊！她咬上一口桃子，眯上眼，含着，半天、半天！我们在生物系校园角落的旧屋楼上，度过了相对安定的一段生活。小梅在床头茶几上，供一幅小型彩色基督像。圣诞之夜，那时没有教堂可以聚会，小梅在房中一直唱赞美诗、祈祷。我受她的影响，一生对基督教抱有敬仰之心。几年以后，在大幼出生时，居住杭州耶稣堂弄的刘小梅祖母（小梅祖藉杭州，然从未在杭州居住），当时八十多岁了，专程前来为孩子赐洗。我这个大女儿，至今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是小梅阿姨的渊源。
一九五九年底，我终于离校北上了。尚在校中的右派学生们又曾几经周折，陈声锵一度去了一个小县，在广播站做电工。直到六○年代文革前，他们才又全体返校，继续学习、直到毕业。陈声锵留校在图书馆工作。小梅被分配到闽中沙城某中学教书，不到几个月，小梅无法忍受被人歧视与险象丛生的教书生涯，她离职回家了。这时她与陈声锵终于结婚，并且住到嘉兴市陈声锵家中。陈声锵出身于平民家庭，父亲早经失业，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他还有一个妹妹。小梅以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公婆一起生活，她尽职，不愚孝，凡发馊变质的饭食，不管婆母如何心疼，她说倒就倒掉了。婆婆年老患便秘疾病，小梅就带上橡胶手套为她扣挖。小梅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陈明，她对之绝不姑息，奖罚分明。小梅在嘉兴参与了居委会为纸厂外加工的晒纸工作，收入微薄，以她的右派身份和耿直性格，忍受不了居民干部的欺凌，又很快赋闲在家。 我和小梅南北两地通讯，还为陈声锵妹妹陈锭珠做了媒。陈锭珠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因在失恋后，想远嫁北京。我将她介绍给我的邻居俄文翻译家，当时在戏剧出版社工作的杭州人吴君燮（他翻译过托尔斯泰《往事随笔》等多种著作）。待到他俩结婚，我随陈朗已发配西北。几年后，我到嘉兴看望小梅，还碰到自北京返家探亲的陈锭珠，才知道陈锭珠是精神病患者，而且经常发作。小梅说，她发起病来，状貌甚丑恶，就像母猫叫春相似。陈锭珠长相不美，语言繁琐。我真是害了吴君燮。但他俩生有一子一女，据说均甚优秀。
在嘉兴，小梅没有收入，她的二姐在山西某县医院工作，让她携女到山西找份活计（小梅在北上的火车上丢了雨伞杂物），结果她在那个小县城里寻到一份为服装厂钉钮扣的活儿，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秋季了。时我已流离在杭州郊区。当我获知有可能落实右派政策能返城工作之时，写信催她南回。她回信说，她并不相信这类谣传多次的消息，再说她还珍惜这份钉钮扣的工作哩，是否南回，她很犹豫。一九七八年底，落实右派政策终于成为现实，小梅被嘉兴市落实右派政策办公室分配在王店中学教书。她在去山西前后，陈声锵一直在福州福建师大图书馆工作，两人长期分居，一度感情欠好，大约在一九八二年，我才又收到他俩达成谅解的告友朋书。
王店在嘉兴、杭州之间，为杭嘉湖平原的一个名镇，为清初学者、词人朱彝尊故里，所建藏书楼称曝书亭。小梅在王店中学时，我在杭州机械工业学校任语文教师，曾和她在王店共度过两个假期，常漫步在曝书亭的茂林修竹间。王店不但是鱼米之乡，且充溢著书香。小梅在王店中学培育莘莘学子，现在应该退休了。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