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振民是福建师大物理系的右派学生，与我是同届校友。在反右之前，我们互不相识，但他就读的物理系和我的艺术系，都在仓山北坡一条山道上。艺术系的学生只要出校门，不到后山去，凡进城、购物、看电影，物理系大门口是必经之路。原先艺术系后山与院本部尚未开辟山间通道前，我们到院本部礼堂开会、图书馆借书、医务室看病，都要从物理系门口绕道而过。艺术系的女生，当然比较引人注目，所以据关振民后来说，他早就认得我，说我梳两条长辫子，冬天穿着呢子裙，呢子短大衣，左手夹捧一叠琴谱，气宇轩昂，旁若无人，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他说，有时见我们几个女同学在艺术系门口山路上，唱着歌并排挽着手行进，很想与之说几句话，似乎比上天还难。哈哈，现在可好了，一起劳动改造！所以我与关振民之间还比别系的同学有一层似曾相识的关系。
福建师院座落在闽江中的最大岛屿仓山之上，闽江从赣闽交界的武夷山黄岗尖滥觞，日夜东流，一路不弃涓涓细流，汇成巨川，自南平以后流量渐宏，到接近福州一段，则江中群岛竦峙，闽江演绎成一个大水网，辽阔、纡回。那时闽江流域群山所伐木材，都扎成又长又宽的木排顺流而下，木排上还搭有临时的小木房，供运输者住宿。身在仓山，不知仓山真面目，在成为右派的第二年秋季，学校组织我们参加过仓山农民的秋收劳动，曾经到过东端，才知有好多良田，好多村庄。土地都很肥沃，待收割的水稻粗壮颀长，都横卧在田中，割稻时只需割取离稻头三分之一处……。仓山与福州城一水之隔，中间还隔着一座小岛叫中洲，一座大桥分两截连络了两岸。福州是清代被迫对外开放的五口通商商埠之一，仓山的风光，和它的远离城市的喧嚣，自然是洋人青睐之处。仓山上的洋楼，比之江西庐山，比之浙江莫干山，都更为坚固、富丽，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为避暑而建。有洋人住宅、商人住宅，还有各国领事馆，建筑典雅，为砖木结构。我们艺术系所在的建筑，原为丹麦领事馆，建筑典雅，为砖木结构，每幢房子都有宽大的走廊，走廊通内室为落地百也门。有宽大的窗户，百叶窗扉，窗台像桌子一样宽。傍晚我们欢喜坐在窗台上、树荫下谈天，楼房之间都备有宽大的木座椅的地下通道，下雨天不用带伞，行人匆匆，似乎没有人在这种座椅上休憩。所有的屋檐雨漏水管，都是用绿色陶瓷制成竹节形状，屋顶也是绿色琉璃瓦。在这种绿色典雅优美的建筑物中，飘扬出歌声、琴声，各种中外管弦乐声。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我们确是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建筑物依山而建，底层有多处斜面的地下室，当我成为右派后，曾在这些地下室中为厨房劳动，做过煤饼。
物理系的房子在艺术系之西，大门开向与艺术系同。物理系过去是华南女子理工学院，房屋亦为砖木结构，装饰成深咖啡、浅咖啡相间，杂以朱红色的富丽色彩。这所女子理工学院，过去出了许多人才，如当时的物理系系主任陈、化学系系主任俞、以及心理学名教授陈叔圭。她们都曾留学美国，终身未嫁，一九五七年全部都成为右派份子！我班的心理学教师就是陈叔圭，她当时约五十多岁，上的是两百多人听讲的大课，座无虚席。考试是采取丝毫马虎不得的口试，除主考官外还有两名陪考。那年的考试中，只有七个人得了“优”等，我是七名之一。陈叔圭老师知识渊博，口才流畅，仪表朴实无华，她与化学系俞同住一幢小洋楼，即在艺术系近侧。她欢喜音乐。我曾邀她列席我班一次期终钢琴表演，那天，我弹的是丁善德的［牧歌］。
福建师范大学是由几个独立的院系组合而成的，至少在我一九八二年再往学校领取毕业证书时尚未有变化。
关振民这个物理系右派学生，有如北大的谭天荣，人大的林希翎，在一九五七年我院的反右斗争中，名声非常大，是受全院声讨的反动份子。按理他该送劳动教养，但因为他出身中农，是土改法中强调团结的对象，尤其在五○年代中期，大学生中还鲜有中农出身的学生，校方考虑到阶级政策，降低他的处分，独特的作为“开除学籍，劳动察看”处理，于是留在学校，与我辈“保留学籍”者，一同“察看”。在没有见到关振民前，我们都以为他个子高大、孔武有力，或者是尖嘴凹腮、獐头鼠目（这是受漫画印象，系里常组织我们观看别系的大字报）之辈。原来老关个子不高，瘦削，长方脸，五官端正，腰背微驼。他性格憨厚，待人诚恳，富有牺牲精神，且极为聪明睿智。后来在长达两年的共同劳动中，由于他的人格力量，获得大家的尊重，成了这批右派学生的中心领袖人物。虽然他的年龄也属小字辈，与我们相仿佛，大家却爱称他为“老关”。而校方对他则极为敏感，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
初到宦溪林场，开荒、围垦，在严酷的强劳力中，老关表现与众不同。他毕竟是农家出身，干活地道，不惜气力，吃苦在先。例如斫柴回队，山路崎岖，他竟一次挑回二百多斤。在宦溪林场总部，他呆了不到一个月，就被遣送进了一个深山冷岰，名为“降虎”的山村去了。传说这个山村不知在哪个年代一个村妇打死了一只老虎，十口相传，誉此村为“降虎”。与老关同去的另有二位同学，去后均消息茫然。不久，我也被遣到了南口。一天，南口领导让我送一封信到降虎去，我按指示方向，只身赴“虎穴”。万山峻岭，真正的山连山啊！茅草长得比人还高，淹没了山径，淹没了我的身影。那天，我戴着一顶草帽，以双手分披茅草勇往直前。山路蜿蜒，高山之上，几十里方圆间渺无人烟，只有一顶草帽浮沉在草海之上。山路转到海边峭壁之上，下临万丈深渊，须侧足而过。终于我找到了降虎，那是一个被毛竹包围的古老山村。老关他们进入更深的山里背毛竹去了。中饭时分才见到他们，竟未参观他们的住处，不知是否安全，不是有老虎吗？我们在户外谈天。临别之时，老关送给我一支朱红色的派克金笔，这大概是他身边唯一的贵重东西了。后来这支笔随我飘泊西北，一直使用。在一九六九年，血腥的文革初期，陈朗已进了青海、甘肃边陲红古农场。我们母女四人再三被迫在甘肃、陕西的黄土高原之间流徙，其间我得到陈朗一位小友、兰州青年马士麟的无私帮助，因为感恩，又身无长物，我即将这支饱含友情的派克金笔转赠给了马士麟，那是后话，但不知马士麟珍惜否！
自从降虎一别，接着众右派学生返校至校办工厂劳动，老关则去了院总部劳动。我们在生物系，与他相见日稀了。一九五九年底，我离校北上（我的档案袋黑脚印随之北上）。在六○年代初，我在兰州时，曾收到过老关的信，之后“文革”开始，彼此即生死茫然，再无相见之日。直到落实政策，才听说老关落实在莆田江口华侨中学教书。
一九八五年暑假，三幼到福建武夷山小住，曾周游闽地，拜望过我的多位老同学。她到莆田江口华侨中学看望过老关。三幼回来带来了许多老关的消息。她说关叔叔在华侨中学除教数理以外，还精通《易经》哩！他为人算命，看风水，卜阴阳宅，人称“关半仙”。在学校附近，他有自己的房子，并娶妻生子。他的妻子是农村妇女，年轻、善良、顺从。大儿子带有残疾是个跛子，但他早在八○年代中期，已谙生意之道，所以家道殷实。三幼临别时，老关赠她一笔在当时为数不少的钱。这么大数目，三幼觉得不便接受，临走前又悄悄放回老关的抽屉里了。至于“文革”中老关所受的苦，他则与三幼谈得不多，只说在文革时，他尚在家乡莆田农村，由于他的右派身份与其平日的锋芒，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且判为死刑，被关在地牢里，他被脱光衣服，双手反绑吊在柱上。老关没有提到别的折磨，只说地牢里的跳蚤，成千上万，爬满了他的全身，以至全身皮肉都叮烂了……。老关真是个“半仙”，没有死掉，正是九死一生。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历史的桎梏，社会的繁复，人心的叵测，大概只有老庄哲理的悠远，玄渺，才能阐释人生，所以老关乐此不疲了！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