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流秋从五○年代初开始，就是原国立杭州艺专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教师，但他与当时艺专教授如黄宾虹、潘天寿等完全不同，后者都是出身旧家，有国学传统的画家，而王流秋是泰国华侨，而且是从“革命圣地”延安来的。
四○年代，王流秋尚属少年，身在泰国，而思效忠祖国，受当时潮流影响，历尽千辛万苦，只身抵达延安，一方面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一方面进“鲁迅艺术学院”研习油画。精湛的画技，使他在五○年代后有机会荣任艺专教师。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在“白区”、“旧社会”成长，出身非工农兵家庭，算是“先天缺陷”，是历次政治运动检查的对象。而王流秋，在延安革命熔炉中锤练出来，真是百中挑一，凤毛鳞角。他属于“又红又专”的大学教师。
国立艺专（现称中国美术学院）有教师宿舍在西湖北山岳坟附近栖霞岭十八号，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阶段，我哥哥周昌谷在美院任教，与王流秋都住在该处，我父母与哥哥同住，我在寒暑假由学校返家能时时见到王流秋，我们算是芳邻。
王流秋也被打成右派，同样受到孤立。他深居简出，脸上表情甚为冷峻。一反当时常情，身为右派份子的王流秋此时竟向“革命”的妻子提出离婚！他在延安时结婚，与妻子是“革命伴侣”，同来杭州后，妻子在浙江医学院任职，也是共产党员。在很长时间内，他的妻子不愿离婚，虽然分居（女方住医院宿舍），但常为他送日常用品来，她自己站在栖霞岭宿舍门外，由孩子送东西给爸爸。每当这种时候，我的老母亲若看到此景象，就私下为他妻子抱不平。但最后他俩还是离婚了。
文化革命一开始，受磨难的知识分子就面临更大的灾难。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是造反派的司令部，一时抄家、批斗、隔离，来势凶猛。王流秋等一概不能幸免。几年以来，运动常处于一张一弛中，故王流秋有时被监督洗厕所，有时又被关押，有时亦有人见他在风景点为人画肖像赚钱。但在某一次关押中，他竟不可思议的锯断铁窗的两根铁条，逃走了。王流秋拒绝改造，“自绝于人民”的消息，一时震撼了人心。直到王流秋于中缅边境偷渡未遂被抓获押回后，人们才知道他的去向。
原来王流秋是想回泰国去。当时不允许私人出国，只有偷越边境一个办法，但偷渡属叛国，抓获是要判重刑的，何况是身为政治犯。他为越境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预先设法向泰国寄出两张名家国画，以便在抵达泰国后变卖可作日用，又购了一只汽车内胎，好在漂流时节省体力，然后备足可供若干日消耗的干粮。在中缅边境选择好一条河流，为了安全，他只能于夜间漂流。这类终年不通航的河流急湍，肯定惊险万状。日间他则伏于丛草岩石中，如此夜行昼伏，过了若干天。他计算日程以为已经安全出境，但一经上岸，谁知尚在境内。有人说，他若再坚持半日一日，就可出境了。他被边防民兵押送公安机关，再被押解回校。见到他的人说，他消瘦、黝黑、长发，形容狼狈。此案由法院裁决，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美术学院的“造反组织”为王流秋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调查，追随足迹。满含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专案小组都是年轻学子组成的，他们在调查后，竟发表申明“王流秋不是罪犯”。理由是：王流秋当年既为实现理想，从泰国到延安，今日，现实粉碎了他的理想，他想回到泰国去，算什么罪？！调查组自称为“五牛战斗队”，因为调查组成员为五人。那时凡是历史、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蔑称为“牛、鬼、蛇、神”，关押处称“牛棚”。此五人准备坐牢，故自称“五牛”。真勇士也。
七○年代末落实右派政策，王流秋回来得较晚，已在八○年代初了。是由他学生，当时已在美院任教的徐永祥到监狱将他接回的。徐永祥和我说起，别人在十年中都荒疏了画艺，而王流秋却有机会在劳改场所继续绘画，他的艺术更为长进了。王流秋还从狱中带回大批油画习作。落实政策后的王流秋，仍任美院教授。至于那位离婚的妻子，仍然在等他，他俩为大团圆结局，复婚了。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