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认识他时，他已身为右派，年过六十，白发飘萧，垂垂老矣！那是七○年代中期，我尚在杭州郊区一个农村小店做工谋食，而安家在杭州城内武林路一间小阁楼里。阁楼木结构，在三层顶部，为原先房主人堆置杂物之所，大多地方身体不能直立，从木梯盘旋而上。阁楼分东西两间，我住在西边一间，也是过路通道间，东边一间住着王绍舜先生，他早年习美术，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实用美术系，与陈朗同学，且是同乡，后写剧本，但于五○年代末即被省文化局勒令退职，属于 “阶级异己份子”。他的生活来源是靠一个当褓姆的妹妹供给，身患肺病，常咯血，穷愁潦倒，他之能够在毫无医疗、半饥半饱中存活下来，因为他有精神寄托——醉心于弹奏古琴。每当夜阑人静，陋室焚香，七弦琴音量微弱，余音仅萦绕阁楼之门闾，并不惊动四邻。因为他早早离开了工作单位，倒幸免于抄家，保存了两张古琴，有一方与外界迥异的小天地。我做了他十年邻居，听了十年的[高山流水]、[平沙落雁]，我是唯一的“知音”。冬夜雪浓，邻翁琴韵飘然入于卧榻，我有句云“一曲‘胡笳’声欲裂，始知人世有知音”，这是在那残酷岁月中的唯一也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了。
李家桢到阁楼是来向王绍舜学习古琴的。他学习古琴是为纪念他的亡妻学鸠女士。学鸠是他在延安时的革命伴侣，他俩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尤其是在他划为右派的孤立岁月中，学鸠与他同舟共济，为人温文尔雅，逆来顺受，可是没有等到李家桢“落实”政策的一天，即死于癌症。她与李家桢留有一女，名唤李其容，其容从童年开始，就在右派家庭的阴影中长大，在文革中被牵连冲击，并下放到黑龙江北大荒劳动。长成后的其容，有大家闺秀风范，文采精华，成为一名作家，那是后话。学鸠生前善书法，精琴艺，现今人逝琴存。李家桢思念亡妻，不愿广陵绝响，于暮秋之年，拜师研习。我和王绍舜既是紧邻又有乡谊，李家桢是阁楼常客，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况我早闻其大名，真是相见恨晚了。李家桢性格于诙谐中寓刚毅，比如右派定性必须于“认罪”书上签字，但即使再施加压力，横加威逼，他就是不签字，不认罪，以致在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要为他摘帽“改正”时，他也不屑，他说：“不是右派，哪来改正？不戴帽子，哪来摘帽？”这样无畏的右派，在那个帽子横飞的岁月中恐怕仅此一名。
在落实右派政策前夕，大约是一九七八年，一日，李家桢到阁楼来，一反往昔诙谐、轻松之态，严肃地与我们商量他的一件婚姻大事：他想与前妻淑贞女士复婚！李家桢是湖北应城人，出身旧家，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即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与长他一岁的淑贞女士结婚，并育有一女。早先革命浪潮席卷各个山村时，李家桢受到鼓舞，抛妻别女远赴延安根据地。在延安期间，自然的要挣脱封建婚姻的枷锁了，他与淑贞协议离婚，与志同道合的学鸠结了婚。淑贞是旧式女子，矢志不再嫁人，她在那个大家庭里，侍奉公婆，抚育幼女，她的感情生活，没有人关怀，然教女有方，此位长女后来是个有成就的医生。至于在经济方面，李家桢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接济她们。
李家桢经历了反右斗争，爱妻仙逝，弱女下乡，算得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得了心脏病，他想有一个人生的避风港。他常常回应城老家，那边还有发妻与长女，还有一些亲戚故旧。回过几次家乡，淑贞均亲自下厨，殷殷款待，家乡口味与愧疚之心感化着他的身心，他萌生归隐黄叶村的念头，加之亲戚故旧的劝说撮合，于是他想与淑贞复婚。
他将这一大事相商于王绍舜和我，问是否妥当。正因为是患难朋友，用不着按常理奉劝相合，王绍舜的观点正好和我一致，我们都认为不必多此一举。我的看法是：三十多年的感情隔阂，和知识水平的悬殊，倒不如像眼下一样，保持介乎亲属、友朋之间的关系，可以每年回一趟湖北老家，愿多住些日子也无妨，尝尝可口的家乡风味，逢年过节，或是对方需要时寄些钱回去，她会感激，会觉得安慰，若将两人关系再绳之以法律，未免会产生种种复杂的纠葛而怨怼……。过了几个月，李家桢心脏病发作，三思之后，觉得互相照顾非常重要，何况他一直想偿付他的感情债，他和淑贞复婚了。
当时他女儿其容早从黑龙江返回，在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李家桢为了避免与女儿间的矛盾，托我在杭郊为他俩租一处住房。一切安顿就绪，我终于见到了被遗弃数十年之久终获破镜重圆的淑贞女士。她是标准的乡镇妇女，依稀可见年轻时的眉清目秀，说着地道的应城方言。李家桢极力想使夫人满意，据他说，走在泥泞的田间小路上，淑贞的假扮大脚鞋数次陷入泥中，都是李家桢为她拾鞋的。但不久，这种《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乐”就被清官也难断的家事纠纷所替代，大母、继母、亲爹、继爹、长孙、次孙，种种纷繁，两年之间，淑贞赌气回应城老家多次。李家桢最听不得那些对其亡妻学鸠的怨言恶语。他叹息说“不读书真是太可怕了”！淑贞终于回老家，不再到杭州，李家桢也不愿再回应城。他避免与她相见，他们的夫妻关系，到这时，真正是“名存实亡”了。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