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教师中，被人称为“三金”的三个教师，职务地位都较高，教学和画艺也都是佼佼者。这“三金”是朱金楼、金浪、金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三金”都被打成右派。金浪死得较早，朱金楼则苦头吃尽，于“落实”政策后，在孤寂中死去。只有金冶先生健在，矍铄硬朗，以八十岁的高龄于大前年（一九九四年）赴法国访问，据说自己设法留居于法国，他的油画也被一位法国画商看中，成为他的经纪人。夫人董琳也于一九九五年赴法国团聚。他们有四个孩子 ，长女约在一九八八年赴澳洲留学，接着两个儿子先后赴加拿大，小女儿作为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定居香港。一家六口，像维多利亚时代那英国的“不落国旗”，分布在世界各地。这一家人，若能像丑小鸭变成天鹅后那样，从高空俯瞰原先受歧视，遭屈辱的故土，该是何等的感慨！
金冶从五○年代初华东美术分院成立伊始，即在美院任油画教师。他从政治中心的华北地区“南下”杭州，很受人尊重，先被安排居住于西湖风景区从资产者手里没收来的小别墅里，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降格搬到栖霞岭十八号。“文革”期间几度抄家，再被逼迁到南山路一间多年失修的旧房里，一家六口都挤在一起。
夫人董琳原是美院图书馆职员，金冶划为右派后，受到牵连，被开除公职，受居民委员会监督。
“文革”中凡青年学子均经历了一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洗礼”，当时金冶的四个子女都在中学念书，正是下乡对象，曾以“抗拒下乡”罪名，将四人一起押送到桐卢县僻远山村强迫“扎根落户”。当时下乡青年大多靠家庭资助，然金冶的四个孩子不但艰苦自立，还节衣缩食，寄钱给家里。文革中，金冶由右派“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以攻击革命旗手江青罪名，被捕入狱，南山路的这间旧屋里，只剩下董琳一人，完全断绝了生活来源，靠做一些临时的脏活、粗活勉强度日。一日，我在路上与她相遇，见她的神情十分沮丧，相问之下，说是她羞愧得无地自容，没有勇气活下去了。原来她刚被街道居委会批斗回来，这一回不是因为思想“反动”，而是她“咎由自取”——她给孩子写了信，连八分钱的邮票也买不起，以侥幸之心贴了一张用过的邮票，结果被邮局退回，被人发觉，认为是“阶级敌人新动向”，让她站在凳子上示众，开斗争会。我极力宽慰她，我告诉她：以一个教授夫人，落到连八分钱都没有，是谁造成的？有罪的应该是别人不是她。事隔多年后，她对我说起此事，说那一天我对她的安慰至关重要，我的理解给了她生活的勇气。
如果说教授夫人因八分钱邮资的得“咎”而自责，而心里放不下的话，那么教授对于自己“罪行”的认识，表现之大度豁达，很不一样：金冶的反党言论，经其专案组调查后，汇编成册，让金冶过目签字。这些捕风捉影的言论“记录”，在当时，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大多要作必要的纠正或申辨。可是金冶的表现与众不同，他对这本满载他罪状的册子正眼也不瞧，大笔一挥，签了名“认罪”了事。事后，董琳埋怨他，不该如此轻率。金冶竟说：“若把我真正想说的话都记下来，可能十大册也记不完，现在他们只记了一册，相去那么远，我当然签名了！”
教授和教授夫人就是这样刚柔相济，患难与共的度过了久长的岁月。一九七九年的春节，是落实右派政策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三十除夕之夜，金冶患难中一家六口团聚一室，吃饺子，我是唯一的客人，畅所欲言，无话不谈，酒逢知己，都醉了。在此后的若干年中，不管我的工作如何繁忙，社交如何频繁，但每隔月余，必去他们的新居拜访。那时金冶专事绘画，而董琳亦于晚年练习国画，格调还相当不俗。我们的会面，宾主都极愉快！世上最愉快的事，莫过于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从五○年代以来我们都是美院历史的见证人，对人与事，看法相同，评价相同，志同道合，在这淡泊的人生，难能可贵！“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金冶、董琳都是我的知己，何其幸也。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