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教师中,被人称为“三金”的三个教师,职务地位都较高,教学和画艺也都是佼佼者。这“三金”是朱金楼、金浪、金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三金”都被打成右派。金浪死得较早,朱金楼则苦头吃尽,于“落实”政策后,在孤寂中死去。只有金冶先生健在,矍铄硬朗,以八十岁的高龄于大前年(一九九四年)赴法国访问,据说自己设法留居于法国,他的油画也被一位法国画商看中,成为他的经纪人。夫人董琳也于一九九五年赴法国团聚。他们有四个孩子 ,长女约在一九八八年赴澳洲留学,接着两个儿子先后赴加拿大,小女儿作为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定居香港。一家六口,像维多利亚时代那英国的“不落国旗”,分布在世界各地。这一家人,若能像丑小鸭变成天鹅后那样,从高空俯瞰原先受歧视,遭屈辱的故土,该是何等的感慨!

金冶从五○年代初华东美术分院成立伊始,即在美院任油画教师。他从政治中心的华北地区“南下”杭州,很受人尊重,先被安排居住于西湖风景区从资产者手里没收来的小别墅里,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降格搬到栖霞岭十八号。“文革”期间几度抄家,再被逼迁到南山路一间多年失修的旧房里,一家六口都挤在一起。

夫人董琳原是美院图书馆职员,金冶划为右派后,受到牵连,被开除公职,受居民委员会监督。

“文革”中凡青年学子均经历了一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洗礼”,当时金冶的四个子女都在中学念书,正是下乡对象,曾以“抗拒下乡”罪名,将四人一起押送到桐卢县僻远山村强迫“扎根落户”。当时下乡青年大多靠家庭资助,然金冶的四个孩子不但艰苦自立,还节衣缩食,寄钱给家里。文革中,金冶由右派“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以攻击革命旗手江青罪名,被捕入狱,南山路的这间旧屋里,只剩下董琳一人,完全断绝了生活来源,靠做一些临时的脏活、粗活勉强度日。一日,我在路上与她相遇,见她的神情十分沮丧,相问之下,说是她羞愧得无地自容,没有勇气活下去了。原来她刚被街道居委会批斗回来,这一回不是因为思想“反动”,而是她“咎由自取”——她给孩子写了信,连八分钱的邮票也买不起,以侥幸之心贴了一张用过的邮票,结果被邮局退回,被人发觉,认为是“阶级敌人新动向”,让她站在凳子上示众,开斗争会。我极力宽慰她,我告诉她:以一个教授夫人,落到连八分钱都没有,是谁造成的?有罪的应该是别人不是她。事隔多年后,她对我说起此事,说那一天我对她的安慰至关重要,我的理解给了她生活的勇气。

如果说教授夫人因八分钱邮资的得“咎”而自责,而心里放不下的话,那么教授对于自己“罪行”的认识,表现之大度豁达,很不一样:金冶的反党言论,经其专案组调查后,汇编成册,让金冶过目签字。这些捕风捉影的言论“记录”,在当时,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大多要作必要的纠正或申辨。可是金冶的表现与众不同,他对这本满载他罪状的册子正眼也不瞧,大笔一挥,签了名“认罪”了事。事后,董琳埋怨他,不该如此轻率。金冶竟说:“若把我真正想说的话都记下来,可能十大册也记不完,现在他们只记了一册,相去那么远,我当然签名了!”

教授和教授夫人就是这样刚柔相济,患难与共的度过了久长的岁月。一九七九年的春节,是落实右派政策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三十除夕之夜,金冶患难中一家六口团聚一室,吃饺子,我是唯一的客人,畅所欲言,无话不谈,酒逢知己,都醉了。在此后的若干年中,不管我的工作如何繁忙,社交如何频繁,但每隔月余,必去他们的新居拜访。那时金冶专事绘画,而董琳亦于晚年练习国画,格调还相当不俗。我们的会面,宾主都极愉快!世上最愉快的事,莫过于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从五○年代以来我们都是美院历史的见证人,对人与事,看法相同,评价相同,志同道合,在这淡泊的人生,难能可贵!“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金冶、董琳都是我的知己,何其幸也。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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