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我入读杭州师范学校音乐科，校舍座落在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旁，原膺白路（现称南山路）上，在清波门与闹市口之间。当时校舍还未扩展，只有一座二层的“雄狮楼”为主体，教室全部集中于此，此外还有一些附带建筑，作为教师办公及学生宿舍之用。饭厅极为简陋，是个临时性的大竹篷（现整个地区属中国美术学院）。
杭州师范学校历史悠久，与浙江第一中学齐名，是出名师、高徒的所在。在我入学时，教师阵容仍很可观，如历史老师张同光（后死于“文革”），音乐教育家顾西林（为音乐事业，终身未嫁，在“文革”中被迫害惨死），地理教育家劳天恩（右派份子，“文革”初期跳楼自杀），语文教师关非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八○年代初“改正”后任杭州大学教授），政治教师潘绍光（共产党员，后任第一中学校长，“文革”中被揪斗，自杀身亡），语文教师宋清如（丈夫朱生豪， 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最为优美、传神者），画家周天初（刘海粟老友，侥幸死于“文革”前）…….
我们这个音乐班，是杭州师范空前招收的第一班，原先有学生二十六名，后与萧山湘湖师范合并增至三十多名学生。音乐专业老师即有俞绂堂、顾西林、黄永、丁兰纫、沈同德等等，都属一代有名望的音乐教育家。
音乐班的班主任为俞绂棠老师，浙江新昌人，从少年时代起，即在上海学习音乐，他的老师刘质平，是李叔同（弘一法师）学生丰子恺的学生，所以俞绂棠是李叔同的传人。少年俞绂棠就曾为李叔同的歌词谱曲、谱和声而得过师公李叔同的表扬。
俞绂棠老师任教我们音乐科的音乐史论课、和声学、对位法，并兼授钢琴课、合唱课。那时已四十多岁，非常注重仪表，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他性格内向，语气和缓，任教我班三年，从未见严词厉色。夫人杜念杭，为其少年时期音乐学校同学（她父亲为国民党要员杜某，还是我父亲在四○年代抗战时期在安徽时的上司，并未出走台湾，记得五○年代初，我曾随父亲到杭州凤山门火葬场礼谒过他的骨灰盒）。时亦在杭州一所中学任音乐教师。她与俞老师已有四个孩子，全家都住在我校的教师宿舍里。杜夫人与我们这班学生并不太熟，大约她一回家就忙于家务了。夫人衣着朴素，其貌不扬，她的音乐修养程度，我们也不得而知。
我在杭州师范音乐科毕业后，再考入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那时称福建音专），继续学习音乐，与中学时代的师友就逐渐阂隔了。特别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我被划为右派学生，更与老师们音讯不通。一直等到七○年代初期，我自西北南返，则陆续听到中学时代好些师友的悲惨遭遇，如七十多岁的顾西林老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仍在关押隔离和卧病中，头发被剃成阴阳头，受尽凌辱。我曾约会沈培堂同学去看她，结果不得相见。
至于班主任俞绂棠老师，先被打成“胡风份子”，一九五七年又被打成右派份子，处分甚重，开除公职，押送宁波盐场劳动。晒盐是很苦的活，让一个音乐家去干，而且一干就是七年，真不堪设想！他终因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物质生活，与残酷的政治压力而导致精神失常，由亲属保释回新昌老家养病、务农。夫人杜念杭还带着四个孩子，仍挣扎在杭城教育界，她是如何承受杜家与俞家的双重政治压力，就不得而知了。这一切我只是听闻。直到廿多年以后的八○年代初，我才又在杭城见到了俞老师，他苟活到落实右派政策的“改正”，但已到了退休年龄，浙江省音乐家协会聘他任《浙江音乐》编辑，并撰写部分浙江音乐史。此时俞老师年已近七十，垂垂老矣，体态龙钟，无复当年神采，本来不善言谈，劫后余生，变得更为沉默了。但他挚爱学生的心，仍然不变。当年杭州师范音乐科的同学，为庆幸俞老师的健在，以俞老师为核心，召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在前后十年内，直到俞老师于一九九二年去世止，我们共聚会了四次。同学们远从福建、湖南，近从宁波、金华、建德、湖州等处准时来杭，每次聚会都组织周密，占二三天的时间，安排有序。当年的青年学子，此时也都属五十多岁的人了，有的已有孩子的孩子了，但在老师面前，我们还是孩子。每次拍照留念，俞老师、杜夫人都会说“男孩子到这边”，“女孩子去那边”，多少的人生磨难，在这“孩子”的称呼中，都洗刷了、纯净了。每次聚会都有杜念杭夫人参加，陪侍著俞老师，在这一对“白发翁媪”身旁，我们都仿佛回到十六、七岁的少年无忧时代，所有的颠沛流离，各人程度不同的遭遇、苦难，都淡化了…….
末次聚会是在一九九一年，地址是母校新校址，结合顾西林先生的逝世纪念日，我们的同学们又从全国各地赶来。俞老师已经不能走路了，他自己为这次聚会特地买了一辆轮椅，由杜夫人推著前来。次年，我们这位少年时代的音乐教师即与世长逝 了，杜夫人一直体贴入微的照顾他，在风雨飘摇中伴随他走完人生道路。在我们这三十多位学生中，有一个东阳人陈崇仁，他对老师的由衷热爱，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校读书时，陈崇仁是个极为平常的学生，俞老师并没有给他过多的关注，但当俞老师罹难发配盐场时，他却一直关注老师，他在自己微薄的工资中节省下一些钱，不时购买食品为老师寄去。他怕老师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淡忘终身爱好的音乐，从而失去精神寄托，时时向老师提出一些音乐理论问题，向老师请教，老师在困境中仍对他作书面教导。在俞老师因病返新昌老家时，他专程前往看望。只有乌鸦的反哺精神能与他相比！当杜夫人把这段情节讲给同学们聆听时，大家都哭了。我们的每次同学会，都由林光璇执笔、编纂，都留有详细的记录，其中有关陈崇仁的事迹纪录特为详尽。俞老师磨难一生，可安慰的是有一个安宁的晚年，与夫人为他支撑的可爱的家庭。老师的四个孩子，大儿子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吹黑管，小女儿弹钢琴，现在深圳工作。
来新西兰后，我收到同学吕英的一封信，她说《俞绂棠创作乐曲集》即将问世。我相信，这其中还倾注有杜念杭夫人的心血。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