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一九七四年与曹湘渠先生相识，我刚入住杭州武林村阁楼不久，他是我阁楼紧邻、乡前辈、初中时老师王绍舜的常客。
这类带阁楼的房子，是杭州市三○年代很富时代特色的民居建筑，由成排成片风格一致的一些房子组成“里”、“弄”；若干“里弄”合称“村”，如“未央村”、“慧宜村”。最初整个“村”或即属一个主人。当时我所住称“武林村二弄六号”，一个单元一个号，前后大门框，都是以条石砌成，俗称“墙门”（即在上海称为“石库门”者）。砖墙、瓦顶、木结构，一般都是二层楼，其上带有存放什物的阁楼。前有大天井，栽花种树，经前厅可上楼梯。但习惯都走后门，进门即厨房，边旁有供厨房应用装有水龙头的后天井。后厅暗间为楼梯所在，盘旋先经亭子间（厨房顶部），然后二楼（主间），再上去便为阁楼存杂物处。阁楼有窗取光，开于屋顶坡面，称“老虎窗”。阁楼内大部分空间，人不能直立，匐匍而行，而且冬寒冷、夏酷热。原先一个墙门只一户人家，随着人口增多，城市“贱民”也剧增，此类阁楼方充为住室，若能获住，还算是大幸的！
一九七四年前后，我尚在杭郊谋生，为了孩子入学，经过一些周折，幸而入住阁楼。我所住的“武林村二弄六号”，一个“墙门”里，竟住有七户人家，计二十三人。苏联画家库克雷尼克赛画有“猎人的手套”一幅，手套大指内还住一只兔子，还开有“老虎窗”哩！我和三个孩子在这个阁楼里，整整住了十五年，她们在这里“匐匍”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光以用水而言，老水管年久失修，一线如丝，七户共用，我们要在后半夜二时方能接水，接一小桶水要费十分钟时间，再提上阁楼。前天井有一棵梓树，枝叶丰茂，展放至老虎窗外，夜来听雨，颇饶风趣。不少名家先后作过我阁楼的客人，如当代书法家沙孟海；戏剧理论家胡忌、洛地、徐步奎；画家金冶、吴山明；来自北京的昆曲家周铨庵和杭州的曲友；更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也为曲家）。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诗人王翼奇君，他还为一次阁楼雅集利用亭子间顶部大阳台（居然有琴、诗、画、曲雅集）写过古风长篇以歌咏之，是日到会嘉宾竟有三十余人，真正为“螺蛳壳里做道场”。这些雅聚，大多在右派“改正”前后数年间。
阁楼分左右两间，东边一间住王绍舜先生。我所住西边一间，通楼梯，又隔去一个通向东边一间的过道，成拐角形，能置一床、一桌。我和王绍舜先生都属阶级敌人范畴，除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有时来人寻事外，来者都是朋友。我每周从杭郊回阁楼一次，三个女儿皆幼小，忍受着蒸暑严寒与人为的歧视，饱暖无常。在那无风三尺浪的年月里，每当我走上阁楼，临近房门时，王绍舜先生听见了，会用微弱的声音道：“你上了阁楼，就安全了！”
王绍舜，又名文清，浙江温岭人，早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与陈朗为同乡并同学），后任教故里。五○年代他因为写有《晴雯之死》、《柜台》等剧本，由省文化局调他到杭州省城专事修改，因剧本演出成功，曾风光过一段时间，但接着一九五七年反右，他虽没被打成右派，但在一九五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清出了文化局。从此病卧阁楼，没有生活来源，由他的亲妹在家乡以当褓姆收入接济他每月若干元生活费，他自己则在街道再做些糊火柴盒、纸袋等活，每月可收入四、五元人民币，以贴补生活，勉强挣扎于社会最底层。
早先我曾在温岭简师读过书，他还是我的音乐老师，那时他即患肺病，消瘦、苍白，曾让我在《黄河大合唱》中担任朗诵角色：“朋友，你记得黄河吗？你到过黄河吗？”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廿多年后，我和绍舜先生竟然落魄同住一个阁楼上，声息相闻，患难与共。先生时时咳血，凡不得已须下楼，则喘息、停顿再三﹔遇病危，我奉侍之﹔数次病危就医，均由我背负下楼。一九八二年先生垂危归里前夕，对我说：十年相依，素子待我如此，死而无恨矣。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谁能得知阁楼之上，竟有人潦倒如此！绍舜先生精于七弦琴，与琴棋相依，终身未有室家。每当夜深，焚炉抚弦（古琴为室内乐，声不达于户外）。他于琴曲有独到见解，曾将胡笳十八拍辞，以十年之功，配入古琴胡笳十八拍曲。一日，雪满杭城，夜阑人静，我曾依辞为之试唱，正是“几遍胡笳声欲裂，人间始信有真情”。先生虽落魄，却时有高人来访。“文革”前，北京古琴家查阜西曾与之鱼雁往返。在杭城，有曾与鲁迅为朋友，其时亦衰病的许钦文，和当年《语丝》编辑，其时亦以糊纸袋为生的苇丛芜等常相往来。但对他帮助最大，时时接济他的则是曹湘渠先生。
曹湘渠时来阁楼。他是老右派，自然的他同情我这个小右派，我与他亦成了忘年之交。
曹湘渠，浙江黄岩人，幼年丧父，由寡母以针黹收入抚养成人，少年时期即被送往临海海门某商号为学徒，少年老成，克勤克俭，账房先生怜其幼年失学，教以习字、珠算。数年后，抗日烽火升起，曹湘渠所事东家有二位在学小姐，思想激烈，投笔从戎，并鼓动家中学徒曹湘渠参与抗战，于是同赴桂林。二位小姐不堪战地艰苦，半途而废，而曹湘渠则始终如一，在前线结识了邵荃麟，并得其栽培，加上自身的勤勉，终于成为一名称职的战地记者。不料故乡老母思儿心切，谎称病危。曹湘渠既返故里，奉母命与幼年订婚的福英女士结婚，遂任教于台州各中学。他以思想进步，博学多闻着称，温台一带青年学子奉为偶像。
王绍舜当时正属青年，曾步行数十华里往谒曹先生。二年之后，福英病死，曹先生有〈哭福英〉长诗载于报章，一时读者争相传抄，洛阳纸贵。接着先生受聘于《东南日报》副刊主编，因避寇，报社迁社址于浙东南龙泉山区，当时多所大专院校亦均避寇在此一带，先生遂为青年所敬仰，在当地形成新文艺新思潮中心。曹湘渠此时与小学教师林女士结婚，夫妇双双加入了地下共产党，故五○年代共产党执政后，曹氏因其出身并经历，得以重用，擢升为浙江省工会主席。反右运动开始，即受数十年交往的邵荃麟右派案牵连，遂被划为右派，于是上山下乡，降级降薪。“文革”中林夫人又受党内审查，因她曾与组织失去过联系，有一段说不清的历史，大受折磨。曹氏长子因家庭变故，虽成绩优秀亦不能入大学，当他参加宝石山修建防空洞之役，因山体塌方被压而死。
虽然曹湘渠一家有诸多不幸，但他仍然热诚待人，到右派“改正”时，曹湘渠已年过六十，被任命为省政协秘书长，属下有省文史馆，他即以王绍舜的古琴成就，聘之为文史馆员，既有固定工薪，复有医疗保障，使王绍舜脱离苦难，免于冻馁之虑，可全心致力于古琴的探讨。只是可惜，绍舜先生次年即病死故里。但此前中央广播电台曾派人来杭录制了他的古琴曲［胡笳十八拍］演奏，作为保留节目，曹湘渠使王绍舜成为死后的方干。
湘渠先生在我落实政策时，亦曾得其谆谆教导，关怀备至，使我得以不失时机，尽快走上工作岗位。当省文史馆徴集史料时，他让我撰写黄宾虹、陈伯衡、钱士菁等学者的材料，藉见其对后进的鼓励。他的办事精神是深思熟虑，但谨小慎微﹔他的为人作风是救厄扶危，真诚相助。我来新西兰前数年，曹氏夫妇均已退休在家，我时往探访。林夫人和蔼亲切，善良温厚。湘渠先生赞她：在丈夫当官时她毫无骄色﹔在丈夫落难时，她亦一如既往。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