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初“文革”结束，纠正冤案错案，右派“改正”，所谓“百废待兴”，各处用人又重视学历，而文化、人才断层，正规大学毕业生不敷需求，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成人大学应运而生，接着诞生了通过电视教学的电视大学。除中央、省、市正式电视大学外，各大工厂、大单位都利用电大教材，聘任辅导教师，为培养职工成立电大分校，连平日作为瓶花毫无独立政见的各民主党派，也纷纷效法，开办成人夜大。夜大学大多租用各大专院校以至中小学的课堂，并聘请各大专院校教师以电大教材讲课，学生都是些三十岁左右受文革潮流冲击而致失学者、在职者。一时遍地芳草，稷门、绛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弦歌不绝，有教无类！民主党派如九三学社（以科技工作者为主），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以大学教授、社会科学者为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以残留大陆之尚有利用价值的老国民党员为主）等。杭州市民革不落人后，力争上流，亦在一九八○年创办了民联夜大学，称“民联业余学校”。
当时我已落实在杭州市机械工业学校任语文教师，并在浙江省艺术学校兼语文课。民联夜校兴建伊始，设有诗词格律班，并招收了四十多名学生（其中年龄最长的学生是前国民党师长，经“战犯”关押释放后被委任为浙江省对台广播站站长方耀，时已七十多岁），已聘诗词家八十多岁的盛配（右派）为教师，未及开学，盛配子女虑其夜间外出不便而请辞，再聘省文史馆馆员章士严为教师，不久又请辞。开学在即，而急待教师。一日，民联教导主任徐衡亲莅武林路阁楼，说是省文史馆向他推荐了我，虽然我当时才四十多岁，且脱离了学界二十多年，但为文史馆学者所倚重，无从推辞，勉力赴任。于是从一九八○年开始，我即在民联夜大学担任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与诗词格律等课。一九八二年民联成立电大分校，我继续任电大古代文学、古汉语课，直至一九八五年我至杂志社任编辑为止，前后凡五年。在这五年中，教学相长，使我增进了学问，而且在民联的同仁中、学生中结识了许多可贵的好友！
学校的员工，除兼课老师外，都是些吃过苦头但有学历的老国民党员，如校长王某（忘其大名，身世不详），教导主任徐衡等。我与徐接触较多，他毕业于老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报界多年，共党执政后，在囹圄二十多年，“落实”政策后得有机会致力于教育事业，于是废寝忘食，摩顶放踵，不黔突，不暖席，最后在其陋室中死去，当夜大学生陈一江发现时，在床下已毙数日矣！在火葬场遗体告别会上，虽经整容，我还见他指间犹有泥土，大约是临终之时尚在挣扎吧！？
员工中任刻钢板、印刷者沈奇年，在一九五八年支援宁夏的乌托邦大迁徙中，作为高中生他趋赴沙漠边陲，等到发现这是一场变相的无期徒刑时，他带头请愿要求返杭，结果以“反革命首脑”判刑，服苦役竟达十九年之久。他手带镣铐尚以《辞源》自习，饥饿时吃过粪桶里的瓜皮。历经苦难，不改其乐。年已四十有余，尚无配偶。平日于文物搜藏，抱残守缺，如醉如痴，比之居陋巷的颜回，节操犹有过之。后与我同在周采泉门下，有师姐弟之情，甫稍安定，他不幸死于车祸。
奇年之死，与我抱同样沉痛、久久未能去怀者是民联夜大学的组织者之一戴荫远先生。戴先生为江苏淮阴人，退休中学老师。抗战时期，避寇浙江，就读严州碧湖师范，五○年代初，曾在杭州师范所开设的小学教师培训班就读一年，在校时，我们并不相识，但在一个锅里搅过勺，算是忘年同学。所以他见到我时，用苏北口音称我为“劳同谢”（“老同学”）。他在早年任教于高银巷小学时，被打成右派，于是上山下乡，劳动，发配无复宁日。直至八○年代“落实”后，民联兴办夜大学，他被难友徐衡相邀出山，已是他退休多年以后了。戴先生高度近视眼，白内障，在闹市行走，靠边而 走，随时都怕撞着人。他办事一丝不苟，任劳任怨，早到迟退，即使在假期中还运筹不息。他为民联夜大创办过音乐班、手风琴班、绘画班、书法班。并兼任聘请教师的重任。在同仁中他挚爱沈奇年，即使后期奇年离校他就，彼此亦来往频繁。戴荫远间时特购大蹄膀，由夫人烹饪，一半红烧，一半白烧，为奇年补身、解馋。
戴荫远夫人是先生在碧湖师范时同学，他俩相识于日寇侵华的国难之际，共度过避寇的八年艰苦日子。一九五七年戴荫远划为右派，风风雨雨，携老带小又是苦难深重的二十年。这是一对名符其实的患难夫妻！夫人身材矮小，从事会计工作，退休之后仍在“民革”某技术处任职。无论严寒酷暑，午休时间都要乘公车赶回家为丈夫备饭。非常凑巧的是，自一九八六年以后，他俩成为我杂志社所在地的近邻，从此我也享受到了夫人的许多好处。原杭州古城在民国十六年前，市内尚有浣纱河、中河、东河、新开河、小河等等七河，左缭右绕，是处有宿舟、河房、拱桥、小巷，是一个“东方威尼斯”，近人戴望舒的新诗〈雨巷〉，即是杭州深巷的优美写照。我在一九八五年以后任职的《风景名胜》杂志社，即座落在马市街小营巷酱园弄十二号，大门开处正对着酱园弄垂直成丁字形的银枪巷，东河万安桥下。这些小巷窄窄长长的，非常安静，还保持有昔日风貌。戴荫远一家于一九八六年初搬迁到银枪巷一号，与杂志社“一巷带缘”，步行毋需二分钟。夏日午休时间较长，夫人回家做饭，邀我同食，我在他家午餐午休，为期不短。夫人和悦以待。
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大雨倾盆，我所居武林路阁楼，因楼梯屋顶漏水，似花果山水帘洞。下午四时左右，我自外回家，见门上有戴荫远留言，谓：闻奇年车祸，住杭州红十字医院，约我同往看视。待我急奔医院，得知奇年已于中午在宝善桥遭车祸当场毙命，医生抢救无效。呜呼奇年，平生受尽折磨，此乃最后一击！次日，我在酱园弄遇戴荫远，他双手紧握我手，以足顿地，老泪纵横，放声大哭！方得知奇年是在他家吃过夫人所备中餐后，因天雨骤寒，回宝善桥寓处添衣途中遇难的。戴先生说：“若知道他是去送死，我必扯住不放！”
几年以后，每次相聚，总要谈到奇年，谈他孜孜为学的精神，谈他对文物的沉醉，谈他对朋友的一片赤子之心……。每次，戴先生必黯然喟叹。奇年一生，戴先生夫妇因为共同的患难经历，成为知已。尤其，对他死前一天，他临时工作的地名志办公室收到上级对他廿年冤狱“平反”的通知书，领导准备在他回办公室时告诉他，让他高兴一番，不想是日因雨他回自己的寓所住宿，他竟不及知了。戴先生感叹不置！原来杭州市政协内定，待他落实政策（指“平反”）后，委任他以正式工作，命其撰写《南山公墓墓志》（因早先入葬者甚多名人），他自己亦已着手搜集，考证这方面的材料。不料自己却成墓中人！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