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83)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35)

当年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具体方案拿上台面的有三个: 分别是1990年5月24日雷日科夫总理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亦即政府方案);二是1990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共同决定,委托经济学家沙塔林院士组织制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计划。沙塔林小组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起草工作,《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问世(也称“沙塔林方案”或“五百天计划”。苏联政府表示不能接受“五百天计划”。由于争论双方分歧严重,无法调和,戈尔巴乔夫采取折中办法,委托经济学家阿甘别基扬等人用最短的时间将两个方案捏合在一起,于1990年10月18日以总统名义向最高苏维埃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即总统方案)。最高苏维埃以绝对多数票表决通过了这个方案。

关于三个方案的内容及争论在前文已有阐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指出一点,这三个过渡方案虽然出自左、中、右三派,但共同的标志就是都赞同将市场经济建立在发展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而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到全面私有化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过程。

在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还基本上坚持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统一,主张将市场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提出建立“计划——市场经济”和“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时期,苏共还强调建立市场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戈尔巴乔夫指出,向市场经济过渡,并不是向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走,而是要充分利用社会潜力。此时,在所有制改革上仍坚持“发展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多种所有制平等”等等。这个时期,许多苏联领导人和学者也反对将所有制改革变为全面私有化。其一,在提出对传统公有制形式进行改革、在某些领域恢复私有制的必要性的同时,强调“只要是依据事实而不是想像,就不会不看到,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主要领域中的传统形式的私有制也早已成为过去的阶段。其二,不应当走回头路,而应当朝前走,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使其具有多种形式,使劳动人民同公有财产的具体联系成为感觉得到的、在经济上有重要意义的东西。经济学家阿尔巴金(后任副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在回答向他提出的“是否实行私有制?没有私人所有制就不会有市场,这种说法对吗?”的问题时指出,在国外,除国家所有制外,所有的所有制都被看成是私人所有制。因此,当西方经济学家说,“没有私人所有制就没有市场”时,用俄语就可以这样来翻译,在惟一的垄断性的国家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市场。阿尔巴金指出,在苏联将存在国家、集体和私人三种所有制,而其中每一种所有制又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据此,阿尔巴金说: “应当说,没有多种类型的所有制形式,就不会有市场。”1990年3月通过的《苏联所有制法》和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关于经济发展的决议,都在提出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同时,指出利用任何形式的所有制形式,都应避免“人剥削人”的现象等等。

又赞同发展私人所有制,又反对“人剥削人”,这不自相矛盾吗?这根本行不通。所以,随着私有制经济在苏联的兴起和沙塔林方案的出台,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顺理成章地转向了资本主义的轨道。1990年4月,当时担任总统委员会成员的沙塔林向记者发表谈话时就指出: “没有私有制,任何改革都不能进行。刚刚通过的所有制法不符合我的意图,原因是没有给私有制留下一席之地。”沙塔林坚决主张放弃所有制法中关于不能出现“人剥削人”的论点。1990年9月出台的沙塔林方案,对私有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方案规定要从法律、经济等方面保证私人所有制的发展,给私营企业、私人农场以货款、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作为折中产物的总统方案,虽然指出要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方案也将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

关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取向以及私有制的地位等问题,在1991年4月由激进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代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里森一起领导起草的《希望协议——苏联一西方联合纲领》(即“哈佛计划”)中,做了更加明确的阐述。该计划明确指出: “自由是全人类的价值基础”,苏联改革就是要建立一种符合这种价值的“正常的文明社会”,而在经济领域,“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实现的自由是基本的价值”。该计划指出: “在经济领域,基本原则便是实行市场经济并使其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一原则具体表示: 从确立私有权开始,使基本经济权力合法化;大部分国营企业私有化。”

苏联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高层领导人为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即使是传统的“保守派”,也不得不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低头认卯。1985年9月至1991年1月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被认为是改革派中的传统派,他在其回忆录《大动荡的十年》中以《通往市场之路》为题,对令他十分头痛的苏联经济作出如下叙述:

1989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降。我只想提纲挈领地重复一下这一现象的一般原因。这就是越来越激烈的民族冲突;国内日益加剧的政治不稳定;令人们失去理智的数不清的群众集会;各权力机关之间经常性的日益严重的对抗;各共和国之间、地区间、企业间经济联系被破坏,有时甚至完全中断;企业由于生态原因经常停产,“绿色”运动的某些过激行为损坏了动力、化学工业发展的基础;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商品生产和服务的增长仍不够快,导致消费市场的失衡……

我想列举一些数字来说明最后一种情况。我们做到了使“乙类”产品(民用消费品)的增长速度超过“甲类”产品(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甚至在生产总体上滑坡的情况下也千方百计力图保持和巩固这种趋势。但是,民用消费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增长速度与居民货币收入增长速度相比太落后了,从下表可以看出:
增长速度(与上一年的百分比)
生产资科(甲类)的生产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3.4         0.6      -3.2
商品(乙类)的生产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5.4         4.9       4.4
居民的货币收入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一         13.1       16.9
商品流通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一         8.4        10.3

如果考虑到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国防工业部门开始转产,你就会看到,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全面滑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最为不安的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商品总量和商品流通之间的脱节。实现大规模的军转民计划和民用消费品生产增长目标都需要时间和资金。但是新的经营方式极大地破坏了货币收入、生产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关系。没有相应数量商品保证的货币开始给市场越来越大的压力。

政府受到巨大的压力,所以必须在1990年消除收入——商品——价格出现的不稳定状况,争取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固的平衡。

我们明白,这件事必须马上办妥。但首先我想就造成“1990年失衡”的原因说几句话。关于这个原因,此前我们仅在苏联报刊介绍国外生活的文章中看到过,而在1990年它也成了我国痛苦的现实。

从20年代起,我们就没听说过苏联发生过罢工,尽管罢工也发生过。很少,但是有,有时甚至带来悲剧性的后果。我国没有关于罢工的法律。在那些年里,与罢工这一不常见的抗议表现作斗争的习惯方法是: 让步、惩罚领导人、镇压罢工的发起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次用正常谈判和理智妥协解决的罢工是1989年诺里尔斯克的矿工罢工。它是对我国经济、人民的精神状态和整个国家造成异常严重影响的第一次罢工,此后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由本来是资本主义的现象变成了社会主义现象。

诺里尔斯克的罢工结束后,乌拉尔铝矿的工人又开始罢工了。好不容易达成了协议,但是“和平”没有维持多久。1989年夏季,煤矿工人的罢工浪潮席卷了全国。它从7月10日开始于梅日杜列琴斯克并蔓延到整个库兹涅茨克矿区。原因呢?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和客观的: 采煤部门的社会福利发展长期滞后,具体地讲,是食品和维持矿工及其家属正常生活必需品及其他商品短缺。

许多年过去了。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工人的工资赶上甚至超过了矿工的工资。许多工厂拥有自己的生活服务设施、商店、文化宫、疗养院。而矿工们在许多方面生活依然照旧,似乎已经把他们忘记了。
于是,1989年他们已忍无可忍了。

罢工从库兹巴斯蔓延到顿巴斯、卡拉干达、伯朝拉煤田。实际上整个行业都罢工了。矿工们的不幸让全国震惊了十天十夜。我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但我作为政府首脑,不能不注意到事情的另一方面,这就是,仅仅在库兹巴斯就有18万人有意识地不工作。顺便说一下,1989年的罢工给国家造成8亿卢布的损失。但这个数字还仅仅是煤炭工业的,而因没有煤炭少生产的产品有多少?据专家估计,实际损失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四倍。

我的副总理们立即出发到每个地区去与罢工者谈判——因为各地都成立了罢工委员会。……部长会议内有反罢工指挥部,我每天都要和各种矿工运动代表会见,与他们争论得口干舌燥。他们很有先见之明,把我们共同商定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一定要我在记录上签字;我们的所有谈话都录了音,然后回到原地在广场上召集群众大会,用扬声器把录音放给大家听。

我至今保存着从当时的报刊上剪下来的照片,矿工城的广场上几百个矿工横躺竖卧,前排是大字横幅: “雷日科夫同志,我们等您的回答!” 各矿区的代表在我的办公室和走廊一批接一批往来穿梭,部长会议主席接待室成了矿工“调度室”。我只要说一点意见,立刻要求我签字担保。有时甚至到深夜,我还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请示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政府的职权范围,应该在最高苏维埃决定。他总是回答: “你认为怎样必要你就怎样办吧。我都同意。”他总是站在矿工一边,矿工倒也不怎么要求他签字。

从上述情况来看,雷日科夫竭力维护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他下台前已摇摇欲坠,不到一年,苏联解体,全面私有化随即开始。雷氏痛心疾首却无可奈何。其实,从上文雷氏的烦恼中可以看出,这种捉襟见肘的经济体制的崩溃对他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为适应建立市场经济的要求,为实行私有制扫清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苏联理论界还从理论上论证实行私有化的合理性。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原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莫佐林的《论私有权》一文。莫佐林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工资是由生产出的商品的全部价值决定的。”

因此,他认为,“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未必可以认为是科学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劳动力所有者、生产资料所有者和以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每个主体都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剩余产品(其实也是必要产品)的生产过程: 工人以自己的劳动参加这个过程,资本家以属于他的资本(物化于生产资料中的)和组织生产的企业活动来参加这个过程,国家则是创造和维护一般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的条件来保证进行生产所必需的可能性。”莫佐林认为,资本家及其代表他的管理者(经理)是所有参加生产活动人员的中心人物,并且是惟一有能力组织生产的人物;资本生产者因承担从事企业活动的风险而有权获得一定的报酬。莫佐林还认为,资本家承担风险的报酬类似于风险的补偿,这种报酬是不列入商品成本内的资本所有者的纯利润。构成资本所有者的又一更大部分的纯利润,是用来完善和发展生产资料、扩大生产及进行其他企业活动的那部分商品价值。而这部分利润并不是资本家的钱财,实质上它属于生产本身,被用来更新和发展生产。因此,国家鼓励把获得的利润用来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对这部分利润实行免税或减税。

以,莫佐林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关于资本家私有制产生剥削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他说: “至于说到所有者剥削工作者,那么,这种剥削不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概念本身的内在因素。”他认为,剥削只有在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如果国家对这种关系进行不偏不倚的调整,剥削就不会产生。

私有制产生剥削是不公正的,公有制就没有异化现象吗?雷日科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对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

……按照信念,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根据对我国现实建成的社会的分析,可以作出结论,我国实际存在的仅仅是早期的社会主义。它不同于成熟的社会主义,正如早期封建主义不同于晚期封建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不同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

……但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只是建成还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矛盾的早期社会主义呢?只有弄清楚这一点,才能确定改革的内容。我认为这里有若干原因,我只想谈谈其中某些原因。

第一,人民同政权脱离。在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产生了一个新的特殊的社会阶层——官僚,在政论作品中通常被称作各级主管干部。正是这个人为培植起来的少数人阶层在破坏真正的人民政权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人民现在被完全有意识地,甚至明目张胆地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所有重要决定都是在幕后、命令式地、专横地作出的。人民的意见或者被拒绝,或者被篡改。

第二,人与生产资料和自己的劳动成果异化。因此职工没有追求有效率的、高质量的、负责的劳动的深刻动机。在这种体制下,必然会出现高消耗、经常性产品短缺、产品质量低、不遵守生态要求等问题。

第三,为工资而工作的基本群众与社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异化。事实上,总体指令强制性地使价格与商品实际价值全面脱节导致了商品的短缺,使一部分人接近物质福利分配源头。大多数劳动者只好被迫排长队或者受投机商——倒爷的盘剥。

第四,产业结构向生产资料方面倾斜,忽视消费品生产。在一定历史时期——战前、战争期间、战后时期——可以采取这种比例关系,但最近几十年仍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由于我们迟迟没有作相应的调整,影响了我国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五,由于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导致建立了相互仇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集团,从而导致了我国在世界中一定的孤立和自我孤立。党、政府、经济、意识形态、宗教领域等许多社会设施,都来保证这条路线的贯彻,使这条路线具有空前的力量和稳固性。

就我国当时的形势而言,如果改革能保证政治和社会自由并促进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它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人民当然会支持这种改革。我们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后,认为必须找到一种机制和形式,将本质上多半是对立的各种措施——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民主的和行政的措施——灵活地结合起来。

读者也许会问,你们开始改革和向市场关系过渡时追求的是什么目标?我可以非常清楚地回答: 建立无愧于现代文明的民主社会主义。

雷日科夫作为总理,又有长期的地方工作经历,不会不知道苏联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诸多弊病,他在上面列举的五条原因就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通病。雷总理对此心知肚明。这些病症在全世界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吊诡的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知道体制有这些毛病,但没有人会真的革除它。而这种体制的“神奇”之处正在于它能与这些弊病长期共存,一旦有人真的下手疗治,那么结果必然是病人与病患共同灭亡!

在雷日科夫总理看来,苏联经济应该是:
——符合人类文明达到的发展水平和21世纪的要求;
——为各种所有制形式——国家的、合作社的、混合的、私人的等等创造同等条件;
——保证商品生产者的行动自由,他们之间的竞争,以及作为政治和社会领域民主的基础的高度的经济民主;
——具有面向社会的市场,保证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上综合使用经济和行政方法对市场进行调节。

雷日科夫同志,你说的这种苏联经济体制如果真的付诸实施,我认为它很快会转向你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体系。因为任由私有制在社会自由行动,那公有制还有什么活路?所以,你追求的“要建立无愧于现代文明的民主社会主义”绝对是幻想,你后来也看到了,“科学社会主义”一旦走向民主自由,哪能避免分崩离析、烟消云散的命运!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9月1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