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98）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51）
历史学家们被再一次敦请来重写过去的历史，要求他们写作时要比他们在二十年代写作时更细致，要完全摆脱当时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的影响。显然，这就是要完全抛弃那种为现在又成了坏事的俄罗斯统治辩护的做法，同时也就是要给那些曾捍卫过民族独立的人恢复其历史地位。……
苏联的新领导恢复了各民族的历史和尊严，但拒绝同时让过去的历史成为滋生新民族主义的土壤。应该考虑到大家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共同生活了将近40年这一事实，这样才能有助于组织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一个“苏维埃人民”。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如同列宁一样，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他相信当时在彻底纠正斯大林政策的范围内实行的让步政策能产生教育作用。而且他不愿意放弃他认为在长期的共同历史下已经形成的东西，尽管这期间有过各种压迫和错误。他认为在苏联的各民族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意识，即一种共同命运的意识，所以他拒绝全盘否定以往与俄罗斯的联合。对赫鲁晓夫来说，历史的连续性是思想意识发展的因素之一。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在苏联已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各民族“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理论。勃列日涅夫对这一理论非常推崇，认为它的产生是苏联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伟大成就，应把这一理论看作是苏联几十年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规律性总结，并把这一理论写入苏共二十四、二十五大决议以及1977年苏联宪法，使这一理论成为苏联开展民族工作和发展民族关系必须遵循的理论原则。
“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理论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这是各民族的社会政治共同体。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纲领说，由于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中，形成了共同的思想和政治面貌，各民族具有共同的共产主义建设目标，因而各民族共和国之间的界限已失去原有的意义。1977年苏联宪法宣布，因为在各民族日益接近，各民族的社会、政治和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二、这是各民族的经济共同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纲领中提出，各民族共和国实行专业化劳动并使它成为全苏统一经济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这有助于促进各民族接近和统一。1972年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成立50周年的决议认为，在苏联已形成各民族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按照统一集中计划发展经济有助于加快各民族的接近和一致。
三、这是各民族的文化共同体。苏共二十二大纲领指出，“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形成表明，随着各民族思想和精神一致性日益加强，各民族的文化也越来越接近和统一，这将导致各民族共同的国际主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1982年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成立60周年的决议指出，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国际主义文化正在发展和加强，俄语成为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言，这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的国际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这是各民族的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苏共二十二大纲领认为，在形成“各民族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条件下，苏共民族政策要始终不渝地贯彻“国际主义原则”。苏联一些学者竟然提出，“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成为各民族的族际主义共同体，它是走向将来全人类的统一世界经济和统一国际文化的国际共同道路上的一个阶梯，从而使它成为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发展道路上第一个族际共同体。
“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理论，从基本内容来看，其宗旨是人为地加快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过程，因而对苏联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这一理论实际上是否定民族多样性、否定民族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理论。赫鲁晓夫认为，“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产生，表明苏联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上的共同利益日益加强，各民族将要实现完全统一和一致。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各共和国之间形成了完善的专业化劳动分工体系，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使各民族利益融合为统一的全民利益。苏联理论界的普遍看法是，社会主义创造了“各民族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使各民族成为越来越具有社会共同性的民族，成为精神上、道德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越来越一致的民族。由此可见，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在阐述”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理论时，突出强调的是各民族的共同性和利益一致性，从而否定了实际存在的民族多样性和不同民族的利益矛盾。
其次，“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理论是在人为地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进程。赫鲁晓夫竭力宣扬在全面建设共产主义阶段，产生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将导致各民族达到完全统一和一致。勃列日涅夫宣称，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正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将导致各民族的全面接近和一致。安德罗波夫则认为，“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是由各民族组成的，这就理所当然要尽力促进各民族的全面接近和统一。苏联学者发表大量著作宣传这一理论，认为“在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丰富、相互接近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某些差别也在逐步消失，而他们的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精神面貌上的共同性的国际主义特点都与日俱增”，这就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基本条件。他们进而认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个族际主义共同体将成为各民族走上融合的过渡形式。
“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理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许多民族矛盾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被人为地掩盖起来，形成民族间很深的积怨。到了1990年代初，长期潜伏的民族矛盾猛烈爆发，导致各民族纷争四起和苏联解体。这就充分地证明，“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理论，完全是苏联领导人主观臆造出来的一种空幻理论。
那么，苏联当局具体是怎样让这种“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形成的呢？
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74年第12期发表文章说：
掌握俄语这一各族人民友好与兄弟情谊的语言，是对青年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有效手段之一。
各共和国正在进行大量工作来使俄语——苏联各族人民友好与兄弟情谊的语言——成为共和国全体非俄罗斯居民的第二民族语。
让我们来看布尔什维克是用什么“有效手段”塑造“各民族的文化共同体”的。
1969年3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报道说：
在语言上实行非民族化和俄罗斯化的主要工具是学校。
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所有非俄罗斯共和国都有俄语学校，但非俄罗斯人在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以外，就没有非俄罗斯语言的学校。这些非俄罗斯人被迫将其子女送入俄罗斯人的学校，而那里根本不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课。这里我们说的是居住在其他共和国内的大量非俄罗斯人：500多万乌克兰人，200万鞑靼人，130万亚美尼亚人，110万白俄罗斯人和10万拉脱维亚人，等等。
结果是对居住在他们自己共和国外的非俄罗斯人大力实行俄罗斯化。有相当数量的非俄罗斯人把俄语，而不是把他们自己的语言作为本民族语言。没有居住在他们自己共和国内的58%的白俄罗斯人，百分之48%的乌克兰人，46%的拉脱维亚人等也都是这个情况。这样，他们就被俄罗斯同化了。
非俄罗斯共和国的教育当局在1958年以后，已经废除了以前关于强迫本民族的儿童进入本民族学校的规定。今天的教育法提出一个新原则: 孩子上什么学校，学什么语言，由其父母决定。
这就是说，拉脱维亚人的孩子不再被迫进入拉脱维亚人的学校中去，其父母可以将他们送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的学校中去。但是，苏联的情况使得一些拉脱维亚父母总想把子女送到俄罗斯人的学校，希望因此而为他们谋得一个较好的社会地位。
此外，设有两种语言并列班级的学校也有助于对青少年实行俄罗斯化。在一个班里用俄语讲课，而在另一个班里用本地人的语言讲课。但在实际使用时，所有的孩子都必须用俄语。俄语必须成为“第二本民族语言”。
必须指出的是，在非俄罗斯共和国内上俄罗斯学校的俄罗斯人的孩子，不需要学习所在国家的语言。但是，非俄罗斯人的孩子从一年级起必须学习俄语。
战后在许多共和国，民族中学的教学大大地削减了。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和敖德萨，分别只有4.1%和8.1%的学生是乌克兰人。在其他城市如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不再有乌克兰人的学校了。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拥有55万人，没有白俄罗斯人的学校。因此在这些地方，本地人的孩子不得不上俄罗斯人的学校。
按规定，学生在他们自己的非俄罗斯共和国内，要想考进中学，必须通过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考试。显然，俄罗斯学生能取得较好的成绩，因而升入中学的人数也多。例如，虽然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占17%，但那里30%的中学生是俄罗斯人。在乌克兰的大学中，有三所是只用俄语的。
乌克兰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文学评论家久巴在其所著的《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苏联当局对乌克兰人进行同化的情况。下面是两封群众来信的内容：
一、学龄前儿童的母亲们致基辅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的
申 诉 书
我们，学龄前儿童的乌克兰母亲们，向你们提出申诉，要求停止执行卫生部反动的语言政策。这种反动的语言政策，不仅在我们地区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而且同样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境执行着。我们对此提出抗议，并且要求在幼儿园和类似机构里，对我们的幼年子女进行学龄前教育时，必须采用本族语言(对我们来说，就是乌克兰语)。
我们的子女进幼儿园的时候，除了本族语言之外，他们不懂其他语言，因此，当教学人员向他们讲俄语时，就无法进行学习。毫无疑问，这也给小学教师向曾在这类机构里接受教育的儿童教乌克兰语造成了困难。
我们反对破坏和摧毁乌克兰语言，反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反动的语言政策。我们并不反对他们学习外语，特别是俄语。但是，我们的孩子总得先学会本族语。
卫生部在乌克兰国土上实行的语言政策，是违反宪法、反列宁主义、反党和反苏的。……这种政策同曾经占领乌克兰的列强政策毫无区别。
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世界各国人民，即使没有国籍，都享有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神圣权利，从而每一个民族都对创造光辉灿烂的文化有所贡献。而卫生部的这种反动政策既不会给它增光，也不会给它带来它所指望的成功。相反，这种政策将作为黑帮反动派的丑行载入史册，并将破坏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文化，使没有教养、语言贫乏的干部人数增多。这种政策将引起全世界进步人民对苏联政策的普遍愤怒和谴责。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17个人。
二、致《真理报》编辑:
亲爱的编辑们！我们关心乌克兰语的发展问题和党对乌克兰语言的政策。乌克兰语究竟是要发展呢，还是让它消失呢？我们希望听到乌克兰共和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人、听到苏共中央宣传部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请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意见。我们认为，许多读者对这个问题是会关心的。但是，如果他们不便在报纸上发表意见的话，就请他们给我们私人写信作个解释。请不要把我们看作是社会民族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问题是，乌克兰语言和民族性确实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这两者应当根据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律，向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
将来，世界上将只有一种共同语言，没有民族之分，所以，乌克兰人也许是第一个丧失自己的语言及其他民族特点。如果在剩下的一部分学校里改用俄语教课，这种状况马上就可以出现，文学也就会自行消失，因而谁也不会再使用乌克兰语了。……
报纸上为什么至今只字不提这件事呢？目前乌克兰文化的状况，如果越来越少地从民族独特性中吸取营养，如果这种文化越来越不以乌克兰语为基础，那么还能称为乌克兰文化吗？
……我们愿意讲乌克兰语，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对？这是不是过去的残余的东西？我们会不会使正确的发展进程慢下来？我们会不会伤害国际主义的感情？然而我们热爱一切民族，包括我们自己的乌克兰民族。
矿工N•扬科夫斯基
N•帕夫列琴科
美国《纽约时报》1977年5月28日有一篇文章报道了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文物损坏、失修的情况：
据一位前政府官员说，苏联军队拒绝改变一个炮兵靶场的位置，因而逐渐地破坏格鲁吉亚南部一座古老的山洞修道院。这位官员是由于孤军奋战进行拯救这座修道院的活动而被解职的。
据说20年来，流弹和军人的野蛮行径已损坏了部分山洞里6世纪时绘制的一些美丽壁画，这些洞穴分布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边界上，长约15公里。这位前官员尔茨希拉泽说，那个修道院叫大卫.加列札修道院，是从6世纪到18世纪逐渐修建起来的，而现在则“逐渐地一步一步地遭到破坏”。
36岁的尔茨希拉泽在同记者的谈话中说，三月份以前他是格鲁吉亚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3月10日他被解职，一个月以后，修道院博物馆馆长巴查施维利由于参与了向当局呼吁的活动，也失去了工作。
这座修道院的命运也许是一个最严重的例子，尔茨希拉泽认为，这个例子说明俄罗斯人统治的中央政府，对保护象征格鲁吉亚文化的文物，尤其是宗教古迹采取轻视和漫不经心的态度。
尔茨希拉泽指责说，俄罗斯每年花费大量资金来保护和修复历史建筑物，但是在格鲁吉亚，每年却仅仅拨款120万美元。在格鲁吉亚的大约6000项历史文物中，国家指定保护的只有1200项。
他说，“每年他们只能修复十来项，而其他的都在逐渐损坏。”
尔茨希拉泽认为，这种不关心历史文物的态度，原因在于当局害怕宗教。在格鲁吉亚，教堂既作为寄托信仰的场所，又作为一种体现民族特性的工具而具有强大的和普遍的吸引力。
苏联当局在所谓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的掩饰下，大力推行老沙皇“铲平民族特点”的强制俄罗斯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首先，苏联当局吹嘘俄语在苏联“各族人民的接近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是它们团结和相互联系的强有力的工具”。他们规定非俄罗斯民族“每个居民都应掌握这种语言”。据1970年代初的数据表明，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州的和大多数区的行政机构以及所有的企业，都是用俄语处理一切事务”； “约有三分之二的电台和电视节目是用俄语播送的”；在“许多单位中大多数人是拉脱维亚人，但是，如果这个单位里只有一个俄罗斯人，那么他提出会议要用俄语进行的要求就会被接受”，“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这个单位就会被指责犯有民族主义”。而在乌克兰，“官场生活和公务联系，除了罕有的例子外，都是使用俄语的”；大学和中专学校“到处都用俄语”；甚至“城市里的幼儿园和托儿所，除少数几个例外，完全是用俄语的”；更有甚者，许多工厂把能讲俄语作为各工种提级的条件；因而使得“乌克兰语实际上正在从生活的内在领域排除出去”。苏联出版的《世界人口手册》说，今天的苏联，“一批批的人改换了自己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改变了他们的种族(民族)身份”。这就一语道破了苏联当局强制用俄语取代民族语言的秘密，其目的是为了强制俄罗斯化，强制改变民族身份。
其次是大量迁移“异族”居民。苏联当局效法老沙皇侵占高加索后大量迁移所谓“异族”居民的做法，把非俄罗斯民族人口大量迁出他们世代居住的地区，分散到俄罗斯人地区，同俄罗斯人混居，以此来加速俄罗斯化。据苏联官方统计，到1970年止，从摩尔多瓦迁出的人口达39万人，占该民族人口的14.6%；乌克兰有500多万人被迁离乌克兰共和国，占该民族人口的13.4%。苏联当局还将俄罗斯人大量迁入非俄罗斯民族地区，改变那里的民族构成，加强对那里的控制。1959一1970年间，有8个民族的人口下降。摩尔多瓦人占该共和国人口的比重由65.4%降为64.6%；乌克兰人占该共和国人口的比重由76.8%下降为74.9%。1972年，苏联《经济问题》第12期刊登的一篇文章透露: “哈萨克共和国中，俄罗斯族人数超过了哈萨克族人数，哈萨克人还不到三分之一。” 在阿拉木图，俄罗斯人占该市人口的70%，在塔什干占41%，在阿什哈巴德占43%。
第三是鼓励异族通婚，“融合”非俄罗斯各民族。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尤其是城市，异族通婚的数字急剧上升，在许多城市占全部婚姻的三分之一。
由于异族通婚，一些非俄罗斯民族人口显著下降，甚至被消灭。苏联出版的《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理论问题》一书供认，一些民族“停止了独立存在”，“随着每一次新的人口调查，统计到的民族数目不断减少”。在1959一1970年两次人口调查期间，苏联民族数目从126个减少到119个；波兰族由138万人减少至116.7万人，卡累利阿族由16.7万人减至14.6万人，米格列尔人到1970年已完全消失了。
铁的事实戳穿了苏联当局所谓苏联“每个大小民族全面繁荣”的谎言，说明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在苏联新的社会环境下仍然存在，而这完全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变种。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