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11）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64）
苏联高层决策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种目的性与苏联意识形态所追求的总体目标相统一。它受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所约束。但是，人们在考察苏联高层决策的发展过程时就会发现，苏联高层决策的目标常常偏移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实际上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分析苏联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设想的认识，人们可以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A苏联最高领导层进行决策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考虑到并真正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什么一个卫星飞船能够遨游太空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消费品却经常处于短缺状态？这不是生产不出高质量的消费品，而是最高决策层的心思有时根本不在这里。一个连日常生活都因物质匮乏而呈现出窘态的社会能够是社会主义“发达”的标志吗？
B苏联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将其教条化、公式化，断章取义，剪裁成为简单的、一成不变为我所用的僵硬的理论。而且宣布这就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谁不坚持它谁就是“人民的敌人”。这是最可怕的。
C从理论上说，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但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从民主是社会主义本质内涵这个命题去构筑政治体制，在他们看来，苏联已经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了，人民已经“当家做主”了，为什么还要再提什么民主不民主的问题呢？不仅如此，谁提出民主问题谁就是诬蔑社会主义，谁就是敌对分子。在这种逻辑支配下，苏联的民主建设问题一直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在高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民主建设——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搞得不好，这难道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吗？苏联高层长期以来不敢让民众参与政治生活，为什么后来戈尔巴乔夫让民众进行选择，而民众却不再选择苏共所推行的那些东西呢？
苏联的兴亡与苏联高层决策的目的性有密切的关系。苏联逐渐衰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领导人长期推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不把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放到决策的首要位置，没有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逐步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放在第一位。这就势必导致领导集团失去人民的信任，从而出现信任危机。
问题还在于，苏联最高领导层在进行决策时如何处理国家发展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问题。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将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的所谓“终极目的”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要求一代或几代苏联人作出牺牲和奉献，要求他们限制自身合理的利益诉求，要求整个社会服从于这个“终极自标”的实现。这就使整个国家总是处于紧张的社会过渡状态。而苏联最高领导所制定的目标往往虚幻出“终极目的”，什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等等，目标虽然十分吸引人，但终究是建筑在空中楼阁之上的乌托邦，经不住实践的检验。所有这些都使民众在一次又一次的激动之后不得不面对落后的现实，从而一次次地冷却自己的热情，最终对这种体制和目标产生反感和怀疑。
苏联最高领导层长期没有认真地将满足民众近期的要求和需要放到首要位置，没有通过人民现实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使民众对高层决策所产生的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从而产生一种亲近感和信任感，因而是一种失败的领导决策。
苏联最高领导层长期将“强国”放到首要位置，而没有将“富民”放在应有地位。于是，人们看到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象: 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十分强大，它拥有装备精良的军事工业，拥有先进的宇宙探测设备，拥有大量的核武器，拥有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是一个超级大国，世界两霸之一。这是苏联强大的一面。另一方面，苏联人民长期生活在生活必需品短缺、生活服务设施不完善、商品质量低劣的状态。“国富”与“民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情况是苏联最高领导层决策偏颇所致。例如，苏联长期实行高速度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方针；无止境地投入资源发展军事工业，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而限制个人副业和民有企业的发展；等等。
铁的事实证明，以“民贫”来支撑“国富”，则国不会真富；靠“损民”来实现“强国”，则国不会真强。只有实现“民富”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国富”；只有“民强”才能实现“国强”。“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和源泉: 亿万民众的富裕之日就是国家真正强大之日；亿万民众的富裕犹如涓涓细流注入大河，从而形成滔滔洪流。而苏联则向人们展现出另一幅景象: 经过偏激的道路选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苏联终于成为强大的国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但是，由于没有“民富”的支撑，这个超级大国强大的表面却掩盖着虚弱的躯体，其根基不稳，国力脆弱，一遇到重大危机就险象环生。最后，这个称雄一时的世界两霸之一顷刻之间自我坍塌。所以，国强不应该通过弱民和贫民的政策来实现，而应该通过富民的政策来实现。
还
有，苏联长期存在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的状况。从苏联领导人的决策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民主法制观念十分淡薄。斯大林只是把民主挂在嘴边，根本不愿真正实现民主。在他看来，“民主”会损害苏联模式的推行，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才是他所需要的。个人崇拜是斯大林推行苏联模式的一大法宝，而在民主体制状态下则不可能出现个人崇拜。最为奇特的是，在个人崇拜盛行之时，斯大林却声称，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苏联人民生活在最民主的社会里。这里的问题是，斯大林是真的不懂得“民主”的涵义，将不民主的的状态看成是民主的状态，还是从政治考虑出发，硬是将不民主状态说成是民主状态，用以欺骗和迷惑民众？事实上，不民主的状态产生了专制和恐怖的“大清洗”，这给苏联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下面再从《超级大国——美苏对比》中看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决策差异:
随着两种制度的这些根本差别而来的另一个重大差别是，在美国意见的一致可以用来证明政策内容是正确的，而在苏联则政策内容可以引导出意见的一致。换句话说，美国利益集团之间进行的磋商常常产生受到广泛支持的折衷政策；而在苏联，政策一旦决定，就大张旗鼓地号召群众加以支持。
制度的不同导致功效的差别。在社会、技术和经济迅速发生变革的世界里，政治制度最好能适应这些变化，否则，紧张的局势就会愈演愈烈。在美国，权力的分散常常耽误必要的发展，因为国会会使政府的改革愿望落空。在苏联，必要的发展却由于缺乏能够更换领导班子的机构而被耽误下来，因此，政策和领导人是一码事，拥护政策和忠于领导人是另一码事。要想实现适应社会变革的政策改变，就可能要等待领导人死亡或者下台，因此往往发生阴谋或危机。另一方面，当首脑决定进行改革时，就宣布这是一项全国性改革运动，要彻底贯彻执行，没有必要进行说服、磋商、妥协、修改和采取议事程序方面的策略，只会推迟和修正——如果不近于取消。
在对外政策方面，最近中苏和法美关系的例子似乎可以说明，在和盟国发生分歧时，美国制度的功效要高一些。但是，我们如果分析一下美国对古巴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分析一下苏联对匈牙利革命和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苏联的制度在对付敌人时是更有成效的。在与盟国发生争执时，军事和经济力量较弱的国家——法国和中国——不甘心依赖于它们认为在文化和精神方面都不如自己的暴发户大国，因此，在重温自己显赫的伟大历史之余，它们开始强调独立自主。美国人能够实用主义地调整起了变化的形势，没有永久损害法美之间的关系；而苏联人和中国人则把各自的立场放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这不仅使双方不能妥协或让步，而且在争论中又加上了对异端的极为强烈的仇恨。但是当一种敌对行动其势要占领一个卫星国的领土时，如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就使他们确信，使用武力是正当的，并且充满了信心去使用武力：他们能够以决定性的速度采取行动，这与美国对古巴的举棋不定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美国与苏联都自称自己的制度是民主的，即使苏联这种自负的说法在西方政治学家看来是虚伪得十分可笑的，正如美国的同样说法在马列主义者看来是极端荒谬可笑的一样。在西方，民主是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来说的；而在共产党国家，民主更多地是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说的。一位苏联学者写： “衡量真正民主的尺度不在于政治机构的形式，主要是看谁占有国民财富。”
美国有代议制，包括各政党和从中选择执政党的选举制，还有久已确立的和普遍行使的言论、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从这个意思来说，美国是个形式上的政治民主国家。但是，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的权力则属于一个“权势集团”，广大人民只能从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当中进行选择，而这些问题对他们的福利来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得不到任何保证来真正实现他们在选举时选定的政策；他们除了几年以后投相反的票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制裁的办法。如果他们不赞成某一帮人，他们至多只能用另选一帮人的办法来表示；他们可能对两帮都不赞成，但他们很少有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机会推选也许会采取符合民意或符合公共福利的政策的第三帮人。此外，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选择时所依据的情况了解几乎完全来自深受统治阶级影响的大众宣传工具。但是，在苏联却没有选择党派的余地，没有表达政治主张的自由，它的全部决议和政策都是由一个小小的上层权势集团包办的，所有大众的宣传工具都严格地受它控制。因此，除了人民普遍参加政府机器这一理由以外，苏联没有理由可以被认为哪怕是一个形式上的民主国家。两个国家都没有一切政治制度中最民主的成分: 在一部分人民的要求下，把一项问题提交人民表决或投票，并根据他们的判断加以解决，不管政府、民间团体或各个政党提出怎样的反对意见。
从决策的层次和重要性来看，苏联的高层决策可分为战略性决策和策略性决策。苏联高层决策的战略性层面是影响苏联兴亡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苏联高层决策的策略性层面对苏联兴亡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的力度和范围远不及战略性层面。
苏联最高领导层在70多年的历史中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性决策，如列宁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决策，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成立苏联等；斯大林关于终止新经济政策、实行高速度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决策，关于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决策，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决策，战后在国际上大肆推行霸权主义等；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的决策，推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决策，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决策，推行“三和”、“两全”战略等；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决策，全面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决策等；戈尔巴乔夫“全面加速”决策，“新思维”战略，与西方全面妥协战略等。这些战略性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社会，可以说，苏联的兴亡都是在一定的战略性决策之下形成的。
苏联是一个大国，逐渐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大国自有大国的意识，这种大国意识决定了苏联最高领导层对战略问题十分重视，热衷于制定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苏联是一党制的国家，苏共是苏联的执政党，这就决定了苏共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决策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所以，问题不在于苏联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而在于苏联最高领导层长期以来故意掩饰苏联体制问题的病源。必须指出，苏联的衰亡也与苏联一系列重大战略性错误有着密切关系。终止新经济政策，长期坚持高速度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急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等，都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苏共一直坚持增强国家实力的路线，没有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放在首要地位。这就种下了失败的苦果。民众衡量一个党执政水平和能力的标准不在于它发表了多少豪言壮语，而在于能否将经济搞上去，是否不断地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这方面，苏共在许多方面做得连沙皇时期都不如，令民众感到失望和不满。而苏共却没有自知之明，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不现实的目标，赫鲁晓夫甚至提出1980年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离奇的决策路线推行下去，必然会产生明显的消极结果，使民众对苏共提出的目标逐渐地失去了信心，逐渐产生反感，最后出现信仰危机，国家失去了凝聚力。
还要看到，苏共对苏联的国力缺乏准确的实事求是的定位。他们夸大了社会主义体制集中全国力量和资源办大事的能力，夸大了苏共自我的组织能力和号召能力，不恰当地将苏联放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旗手的位置，老子天下第一，一方面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树立旗帜和权威，一方面要通过这个阵营与西方阵营相对抗。其结果，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事务干涉过多，形成了老子党的蛮横形象，造成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离心力。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的对抗和争霸也使苏联的国力出现“透支”现象。苏共推行世界霸权主义的结果，使苏联国民经济处于极其不正常的状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受到极大的抑制。其结果是逐渐将苏联引上了覆灭的道路。
下面再看美苏对比的一些情况:
美国不是一个经济民主国家。经济大权操在大公司的经理部门手中，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它们这样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干预，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它们对政府产生更大的影响。工会组织虽然形式上是民主的，实际上却很少如此，它们的巨大力量几乎完全用于为会员争取更多的经济报酬，在这样做的时候往釆用罢工这一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行动而使经济陷入混乱。苏联形式上是个经济民主国家，因为国家资源和生产资料由国家代表人民来掌握，因为劳动力完全由国家为了国家的利益加以利用，不是由私人或公司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加以利用，还因为企业的利润是用来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从工人控制工业这个意义来说，苏联并不完全是个经济民主国家，虽然它有几分那样的民主，但分量很小。
两个国家都能相对地免除有形的阶级结构，两国公民在地位和机会方面都享有相对的平等，从这一点来看，它们有一些社会民主的因素，虽然对于上述两点的例外情况两国都有不大重视的倾向。美国有较多的国家财富由全体人民以消费品的形式加以分享，这是美国的优点；另一方面，公民的收入极端悬殊，从亿万富翁到赤贫穷人。苏联更接近于收入平等，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实际工资增加了，退休金提高了。
民主意识着对少数派权利的尊重，就这点来说，美国是比较优越的。在苏联，政治上的少数派是不允许存在的，宗教上的少数派往往受到迫害，社会上的少数派如果是指不接受苏联社会的教条或规章而言，则要严厉地受到孤立的对待。
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对两国制度作过精辟比较，他们不同意两国制度会趋向一致的看法。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复杂的电子计算机的运用提高了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技术，因而将使苏联有可能把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与当前的意识形态一政治结构结合起来。他们反对这种看法：随着苏联经济的日益成熟，政府将变得比较宽容。后来的事态发展似乎证实了他们的判断，赫鲁晓夫推行的自由化趋向没有被他的继承人沿袭下来，而是适得其反。另一方面，有人还提出这样的主张，认为两国注定要变成官僚政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随着形势向这方面发展，它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制度：
“不管国家叫议会制的还是叫极权主义的，叫资本主义的还是叫社会主义的，它们肯定要变成官僚主义的，因为现代国家处理问题的性质使它们形成官僚主义制度。”
在两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与制度疏远的人。在美国，那些由于对政治制度抱鄙视态度而不投票的人和那些在街上勇敢地提出抗议的人，都属于这一类。在苏联，人民缺乏言论自由，因此我们很难对不满程度作出可靠的估计。那里偶然也有少数人上街游行示威，但他们常常在警察到达以前就被“公民们”驱散了。更普遍的是青年人追求西方“颓废派”的物质享受，相应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缺乏兴趣，以及全体人民中间酗酒闹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黑市买卖、侵吞公款和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也很猖獗。政府官员行贿受贿和贪污腐化的罪恶也屡见不鲜。
事实表明，苏联历届领导人对民主和法治都缺乏正确的理解，而不能正确地从民主和法治的角度去实施和贯彻决策，就一定会出现集权和强制现象。当然，民主法治不是领袖施舍给人民群众的，而是人民群众自己争取来的。苏联的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强有力的集团，企图压制人民群众的民主意愿，有意或无意地保护一小撮官僚主义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就最终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