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16）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69）
苏联政治体制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病，那就是党不仅具有决策功能系统，而且构造了完备的决策贯彻体系，而这种完备的决策贯彻体系不仅与国家决策贯彻体系相重叠，而且经常取代后者的职能。党没有起到它自我标榜的“宏观把握、战略规划、确立方向”这样的“总的”统帅作用，而是抓了不应该自己去抓、做了不应该自己去做的事情，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泥潭。问题还在于，党与国家机关缺乏正确的、和谐的决策功能和决策贯彻功能的划分。关于“苏共的领导”问题，笔者在“读书札记之一”已有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联在党的系统内设立了许多与政府机关平行的部门。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 “为了进行实际工作来实现党的指示和决议(并检查苏维埃经济机关和下级党组织执行这些决议的情况)，在各省委员会、边区委员会、民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设立完整的负责生产业务的部。” 事实上，苏共中央不断地设立与政府平行的部门，从而使自己逐渐变成了“生产党”。更为奇特的是，赫鲁晓夫居然将苏共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理由是使党更加接近生产。这就表明了党不管党、党不做党应该做的事情，而是代替政府陷入了具体的、无穷无尽的行政事务中，从而使党对国家进行宏观指导的决策功能发挥不出来。结果，苏共将自己由政治党变成了生产党，变成了管理党。党组织热衷于搞行政事务，热衷于解决本应该由政府管理部门解决的低层次问题，热衷于作出本应该由下属部门作出的微观决策。就苏共而言，自己既然处于无可撼动的执政地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制定国家重大的宏观决策，然后将这些重大决策提交给苏维埃进行讨论通过，使党的方针路线成为国家的法律法令，再通过政府机关加以贯彻执行。这时苏共的重要任务就是监督和检查政府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结果和成效，解决贯彻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而不是再构筑一个决策贯彻体系，代替排挤国家机关的决策贯彻体系。
长期以来，苏共并没有很本分地行使自己的党务职能。党的“总的领导”变成了具体的业务领导；党管干部的职能变成了干部委派制，通过向其他政治社会组织委派干部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干涉；党的“总的监督”变成了把苏维埃、经济、文化机关等都归于自己的庇护之下。这样，党的政治领导职能越来越变成直接的行政领导。党的领导方式逐步行政化。
关于苏共和国家机关的关系，斯大林自己说得非常清楚。1925年12月他在联共(布)十四大上说: “党是我们国家中的领导力量。如果根据这一点说政治局是国家的最高机关，像某些同志所说的那样，那是愚蠢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糊涂思想，它对我们的敌人有利。” 斯大林还说: “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列宁语)。在这个意义上党掌握政权，党管理国家。然而决不能把这一点理解为党是越过国家政权，无须国家政权而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为党是越过苏维埃，不通过苏维埃而管理国家的。这还不是说，可以把党和苏维埃，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是政权的核心，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不可能是一个东西。” 看到以上论断，人们不禁要问，斯大林实际上做的和他这里说的能对上号吗？斯大林认为: “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党的威信和工人阶级内部的铁的纪律，并不是建筑在群众对党的恐惧上，也不是建筑在党的‘无限’权力上，而是建筑在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工人阶级对党的拥护上。”可是人们看到，后来发生的事实与此论调刚好相反。
前苏联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克格勃与政权》对苏共亡党的反思，谈到了苏共领导功能变形问题。他写道:
共产党并不是任何一纸总统令就可以“禁止”的。在更早的时候，当我们的党被迫搞经济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一个经济工具，而不是一个政治工具，从那时候起，党就已经开始丧失自己的真正意义。当时不仅发生了党与国家的融合，建立所谓的全民党，事实上党离开了自己真正的角色——放弃了领导国家并实施对国家的监督的责任，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卫国战争之前，党组织内没有管理经济的部门。尽管党参与了国家的活动，但主要还是从事党务和政治活动，所以把宣传机构作为党的最主要的机构并非偶然。整个国家的经济工作从属于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领导着工业、农业和文化部门。所有的苏维埃机构和国家机构，直到部长会议都服从党中央，党中央在实际上掌握着所有的执行权。在战争的的条件下这是必然的。但是战争已经结束，党的十九大为国家展现了全新的前景。党代会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在国家内的职能。党逐渐地摆脱对经济的管理。
所有的一切似乎是走向一个方向: 党即将回归到自己主要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上来，而经济工作将由政府来掌管。遗憾的是，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转变。从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所有的事情还是按照原来的轨道运行。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第二天就成立了新的党中央主席团。后来党中央主席团又恢复了政治局的名字，但是党并没有从管理经济的角色中摆脱出来。全党的领导干部，从农村党委到中央政治局，都全力应付经济的领导工作。党很快就彻底地变成了一个经济管理的工具。党的干部在全社会面前逐渐威信扫地。尤其是其中很多人对经济工作本来就是外行，但他们认为自己有权获得专家的称号，他们要求下级去完成一些明显不现实的计划，而对于失误和过错则要严厉地追究责任。
党的领导人不去完成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工作，完全变成了经济管理人员。所有的人一下子就变成了玉米栽培方面的专家和宣传员，而这只能引起真正的玉米专家的嘲笑。党的领导干部带上农具，亲自下到田里，为推广“先进的耕作方法”作示范。与此同时，军工企业几乎是强迫全国所有的知识分子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不过这是从国民经济中捞钱。
因此，在冷战时期，真正搞意识形态问题的只是少数党的宣传干部，而这个责任往往又推给国家安全机构。
党的十九大的决议为全国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但是赫鲁晓夫所引领的道路却是死路一条。斯大林两次错过了恢复党的威信的机会。尽管十九大之后又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机会，赫鲁晓夫也没有利用，他的错误就在于此。他的接班人也同样不是挽狂澜于即倒的角色，这便是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博副主席只是抱怨高层领导在重大问题决策错误，导致江山易手，没有看到“发动机”和“传动装置”之间出现的功能性障碍。
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是“发动机”，这一点非常明确。但问题在于，作为“发动机”，苏共的能量和动力来自何方？据说是来自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是苏共从不允许人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愿，所谓的支持和拥护也就无法印证。苏共自称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但苏共不可能自动地、当然地和永久地反映人民大众的切身切益。事实上苏共特权阶层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苏共的垮台充分说明，苏共的决策及其作为一旦违背人民的意愿，就会被人民所抛弃。
斯大林曾讲过希腊神话安泰的故事，告诫全党不要像安泰那样离开大地，要紧密地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密切联系群众”被Z共标榜为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实际上，苏共长期离开坚实的大地，翱翔在幻觉和自夸的天空之中，透过斑驳陆离的云层，它所看见的总是一片“大好形势”。
许多人认为，苏共政权是被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所推翻的。当然，前苏联确实存在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但这股政治力量与苏共强大的躯体相比实在不成比例。苏共实际上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毁灭了自己。一个曾经战胜了14国武装干涉的执政党、一个粉碎了几百万纳粹侵略者的执政党，为什么顷刻之间就垮台了呢？外部因素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主要因素是这个执政党发生了“自我爆炸”的政治现象。
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造成了了人民与苏维埃政权的疏远和隔离。表面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人民并没有享有主人的权力和地位。苏联宪法明文规定，苏维埃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民群众通过苏维埃行使权力。然而，实际上苏维埃的权力和地位被两个系统所架空:一是党的系统，二是政府管理系统。尤其是党经常代替苏维埃行使国家权力，这使得国家权力机关实际上没有权力。布尔什维克上台后，列宁由人民的政权由人民直接管理的思想转变成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思想。他辩解说: “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列宁的这一思想被他的好学生斯大林发展成“代理人政治”思想。斯大林明确指出: “真正管理国家的并不是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国会或者在苏维埃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人。不是的，实际上管理国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晓国家执行机关事务和领导这些机关的人。如果工人阶级真想掌握国家机关来管理国家，它就应当不仅在中央，不仅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而且在贯彻决议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工人阶级真正掌握国家。” “代理人政治”思想的固定化，使苏联政权形成了抽象的虚假的人民政权的形象，无法成为具象化的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机构。
西方的执政党似乎没有“密切联系群众”之说，但是，广泛存在的政府以外的无组织的压力，其作用对政府行为的矫正不容小觑。《超级大国: 美苏对比》对这种现象作了如下分析:
无组织的压力或力量一般是由社会舆论、即街头巷尾的意见所行使的。现代一切政府都不能不重视这种意见。一个政权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给以支持的广泛基础，能否有效地治理一个现代工业上先进的国家，是值得怀疑的。在美国，由于人民可以在两个政党之间进行选择，社会舆论比在苏联更受重视。社会舆论测验的发展使美国政治家可以看到关于人民对各种问题看法的统计材料。在苏联，地方党组织在各自地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经过党委综合整理，便可提出一个大致相似的材料。
近年来，美国社会舆论的力量好像增强了，迫使政治家在印度支那战争、环境污染和交通安全等重大问题上采取行动。在苏联，接替斯大林的新领导由于立即宣布了例如生产更多的消费品这样的改革方案，看来也是在迎合社会舆论。他们掌权以后不久，就宣布了社会改革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方案。
人民群众广泛地分为许多态度不同和利害不同的庞大的无组织集团，使社会舆论在许多问题上很难趋于一致。美国的这些庞大集团是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和种族性质的：保守的、自由的和激进的；收入高的和收入低的；基督教的和天主教的；白人的和黑人的。苏联也有同样的情况；党内的和党外的，城市的和乡村的，工业的和农业的，行政官员一管理人员一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的。美国的两党制使不同的集团有机会在政治上站在不同的立场，互相争夺权势。在苏联，一党制往往使一个集团保持比较长久的优势以抵制另一个集团：比如苏共一直遇到城市先进与乡村落后的问题，近年来还遇到斯拉夫民族支配非斯拉夫民族的问题。美国的两党制也会给予少数派一种与他们人数很不相称的政治势力：当对两党的支持势均力敌时，他们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苏联恰恰相反，人数很少的少数派根本没有什么势力或力量。
两个国家在形成社会舆论方面都费了很大力气，这证明它们对社会舆论是很重视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们利用大量的宣传工具：美国利用工艺学和心理学进行说服，比任何国家都先进。各个政党、企业和组织在公共关系活动方面付出大笔费用，以取得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舆论。1950年代，美国医学协会花了450多万美元来“教育”美国民众，宣传“药品由国家供给”的种种危险。在运动高潮的九个月期间，寄给国会议员的信件表明，从二点五比一赞成健康保险，变成四比一反对健康保险。
在苏联，大量的宣传工具虽然运用得不那么巧妙，但也能发挥歌颂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和CP政策的优点。苏联没有什么广告，没有黄色的和耸人听闻的宣传手段，只有大量的标语口号，而且他们的宣传直截了当，更带有政治性。它充满了马列主义的术语和陈词滥调，在操纵社会舆论方面的效果可能比不上美国的任何公共关系运动。它的宣传方式单调乏味，翻来复去总是老一套，而且所讨论的显然总是出自同一来源的同一题目；而美国的宣传题材则像是一块错综复杂地交织起来的五颜六色的花布，取材来源广泛，主题种类繁多。
这样，社会舆论常常是那些控制宣传工具的人所提供的思想的反映，而不是见闻和事件的自发反映。在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概念和报道是千篇一律的，它们出于一个来源，遵从一种思想，表示一个结论；而供给美国人民的概念和报道则出于多种来源，往往在性质上互相有出入。问题提了出来并进行公开辩论，这样，领导人中间的这种争论便给社会舆论以某种程度的选择和表明态度的机会，而这种情况在苏联是没有的。不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概念轮廓是很少引起争论的：社会主义观点的批判材料没有机会去感应和影响社会舆论，正如资本主义的观点也没有机会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产生影响一样。事实上，由于苏联收听外国电台的人越来越多，许多苏联人比美国人受到更多带有根本性的煽惑。因为那些控制宣传工具的人基本上也是控制政府机构的人，或者来自同一阶级或同一利益集团，有人便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存在着一个“权势集团”。
苏美两国确实都存在着权势集团，决定着两国的大政方针和去向。但是，两个国家权势集团的差异很大，特别是执政党的治国理政方式呈云泥之别。下面先说苏联权势集团的情况:
苏联的权势集团分为“权力实体”和“权力空体”两部分。所谓“权力实体”就是在党、国家、政治团体中实际拥有的掌管党、国家、政治团体重要权力的政治权力载体。这个权力载体可以是机构，也可以是个人；所谓“权力空体”就是虽然国家宪法或政治组织章程赋予该权力载体以重大决策权或管理权，但该权力载体的权力却被另一种权力实体所替代，该权力载体成为权力的空壳，是形式上的“权力实体”。下面从苏共的结构体系看谁是“权力实体”，谁是“权力空体”。
苏共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吗？
苏共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拥有党的最高权力。其基本权限是听取和批准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中央组织的报告；重新审查、修改并批准党的纲领和章程；决定和制定党的内外方针和路线；选举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中央组织。党的代表大会在苏共历史上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俄共(布)十大(1921年)，苏共二十大(1956年)和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二十六大上表示: “苏共领导作用的最高体现是党的代表大会，历次代表大会好像都为苏联社会一往直前的迈进开辟了总的航程。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也起着巨大的作用。”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葛罗米柯说: “在我们国家生活中，没有比党的代表大会更重大的政治事件了。党正是在这里，在它的最高机关的会议上制定共产主义建设的当前计划和磨快它的思想武器的。” 但实际上党的代表大会并不是权力实体。苏共的重大决策不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作出的，而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基本权限
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其基本权限是: 领导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全部活动，选举和配备领导干部，指导中央国家机关和劳动人民社会团体的工作，建立党的各种机关、机构并领导它们的活动，任命在中央委员会指导下工作的各中央报纸和杂志的编辑部成员，分配党的预算经费并监督预算的执行情况。中央委员会代表苏共同其他党进行联系。
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领导党的工作；选举书记处——领导日常工作，主要是选拔干部和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中央委员会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说: “每一次全会实质上都是一个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学校，教导我们的干部和全党学会领导经济的科学与艺术。”葛罗米柯在苏共二十四大上说: “历次中央全会不止一次地研究了对外政策问题，始终赞同政治局的对外活动。历次全会都呈现出这样一种气氛: 坚信事情进行得很好和很正确。”
既然”全党学会领导经济的科学与艺术”，“坚信事情进行得很好很正确”，那为什么在十来年之后苏共就寿终正寝了呢？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