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逝世十周年了。人们爱说“一个人逝去,一个时代结束”那一类的话,我觉得,只有赵紫阳配得上这句话,也令我想起一些悬而未决的话题,值得再议。

“六四”是一个双输的结局,八十年代的改革势头,一败涂地;更糟的是,中国二十五年大倒退,贫富迸裂,山河破碎,人们会问,这个最坏的结局难道不能避免吗?

学生绝食和赵戈会的“抛邓说”,是当年的两大关键。赵紫阳说出“最后决策人是小平同志”,在民情汹汹的当下,无疑坐实了邓小平“垂帘听政”的大忌,导致情势急转直下。二十年后,有论者评说赵的抛邓,乃“画蛇添足,一言丧邦”。

赵紫阳事后称他“始料不及”;在留下的“录音谈话”中,也未对后世交代清楚这桩公案,可知他忌讳、顾虑甚重。我们不知道,这个悬案,今后将会以怎样的面目获得澄清?

赵紫阳成功几率渺茫

2007年初,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在香港出版,立刻上了香港畅销书头名。争鸣杂志刊文称赵家后代及赵的一些秘书并不赞成发表此书。

赵谈到天安门学潮。5•4亚银讲话后,七所大学复课,形势已缓和,这时何东昌却放话说赵讲话跟“426社论”不一致,不代表中央。赵紫阳在谈话中说:“由此学生就越发有顾虑,要求对‘426社论’有个说法,而那边一些人则坚持‘426社论’不能退,并还搜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那里送,还发表一些刺激学生情绪的话,搞两面挑。而我和学生也没有联系,两面都不买我的帐,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学生这边愈要求对‘426社论’有说法、对政府施加压力,邓的那边决心也越来越大;学生闹得越越厉害,李鹏、北京市委对邓小平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这就形成了僵局。”

此乃一场历史大波澜的漩涡、风眼、关键细节,一个低劣格局的政治运作的奥秘。它也令人联想起晚清,光绪下了秘诏给谭嗣同,后者却去找了袁世凯,于是帝制维新的契机丧失,王朝崩溃、军阀坐大,社会解体,又为血流成河的革命作了铺垫。

一个偶然的因素,某个人的选择、错失、性格毛病等,导致了长久的历史走向,其背后的制约因素,则是极为浅显的。颟顸的历史怪兽哪里会有什么规律可寻?不过是无数人的偶然行为的一个综合结果而已——前现代社会的结构,没有横向联系,特别是其权力结构中,上层与下层更无联系渠道,所以权力顶峰即使存在所谓“改革者”,其成功的几率也很渺茫,毋宁只是运气和赌博。

假如赵紫阳赢了

他会不会是另一个叶利钦?叶氏当政九年,搞私有化贱卖国产,两年里制造出27个十亿美元的富豪,而全国民不聊生,人口持续下降。后来叶利钦选普京接班,重拾“大俄罗斯主义”(一如今日中共的“爱国主义”),继续跟欧美搞冷战。实际上,历史背后的制约因素,即俄国的落后社会诸因素,苏联七十年暴政的后果,均要浮现出来的。共产社会转型,也不是一场可以人为设计的工程,同样无法靠哈耶克所批判的“致命的自负”取胜,毋宁依然是一场人吃人的游戏而已。以共产社会之粗糙、野蛮、低级程度,经济组织之简陋、人性之低劣,种种配合条件之不具备,去走资本原始积累道路,只怕是比十八世纪更血腥——这后来由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完全验证了。

邓氏改革因其不过是要“改革”前面的一场毛式乌托邦试验,而不免仍旧是一场试验。这场实验原本就是一场共产党保江山的政治赌博,其前提是没有所谓“民众意愿”的,其衡量标准也只有一个,看它能不能奏效,指标只有一个:经济起飞,它弄成了就是它赢了,别人也是无话可说。

赵不下台的话,由他来主持后来的所谓“改革”“起飞”,是不是会不一样呢?这种预设虽然没有意义,但社会的制约是同样的,换了谁来做,大概结果不会大不一样。从他的晚年谈话来看,对于“把鱼汤重新变成鱼”,他似乎也只有“市场经济”一个思路,而对其血腥也并无想象力。大概共产党人的理念以反私有制为圭臬,要他们“变通”出市场概念来是不可能的,一如不是共产党人的张五常,日后替江泽民设计“市场经济”,虽也借助赵紫阳的理念,却是彻头彻尾的血腥的“羊毛吃人”。

赵紫阳的突破

赵紫阳的光彩,在被废黜之后。第一次拒绝检讨,是拒绝了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诱惑;第二次拒绝检讨,又放弃中央委员,接下来就是长达十六年的软禁,这都在中共历史上创了纪录。党史上拒绝作检讨的总书记只有两位:陈独秀和赵紫阳。

赵紫阳拒绝认错的更大意义,很少有人论及,此意义在于,他突破了共产党纪律的约束。

中共这种“列宁式政党”的特色,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一个领袖集团”,这要靠所谓“党的纪律”来保障,党员服从“纪律”,乃是“党的生命”,也是这架机器的运作机制。所以,周恩来說过一句经典名言:“你可以犯政治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

我们可以比较两个人:赵紫阳和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几乎是八十年代的一个传世佳话。

但是后来所发生的,却是一个“米(万里)有愧于粮(紫阳)”的故事。

万里曾被赵紫阳反反复复地引为“志同道合”者,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中“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在八九学潮中,万里也曾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否决戒严令,后来万里被软禁,他的尝试被邓小平轻易摆平。

万里后来在压力下沉默了。邓小平去世后,赵紫阳又呼吁万里站出来,“小平在时不可能有别的说法,小平不在了,我觉得万里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了。谁能怎么样他?”但万里依然沉默,其实他已噤若寒蝉。1997年9月赵紫阳给十五大写信,再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宗凤鸣请张广友将这封信送给万里,据说万里看到此信后,神情紧张,叮嘱不要外传;另一个传说,在家中,万里的子孙两代人,站成一个圆圈,齐刷刷朝老爷子跪下恳求:您一旦站出来,我们所有人的前程全都完了!

赵紫阳与《河殇》

《河殇》的命运,跟赵紫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背后又牵扯一个极为重大的权力问题、政治危机,是直到今天,大部分人都并未觉察到的。

赵紫阳在录音带里说:

“李先念在‘反赵’行动中非常积极,他既是前线人员,也是幕后主脑。1988年10月,第13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上,曾有计划公布架构重组。但王震突然攻击《河殇》,要求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出批判。我没有理会。那次事件之后,叶选宁(叶剑英之子)告诉我,王震当着他面前极力告发鲍彤,说他是支持制作《河殇》的无赖──这是王震从李先念口中听到的指控。”

我们要问,1988年左右,所谓“八大老”为什么要在“倒胡”之后,紧接着就“倒赵”?“六四”这场冲突,有一个早就被人们忘怀的背景,那就是中共的权力继承问题。经过“文革”,老人帮的教训是,他们打下的江山,只有交给他们的子女才放心。“六四”冲突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他们如愿以偿,中共这个政权也从此变成一个封建的“家天下”。“六四”屠杀二十年来,中国和世界都遗忘了许多,却从未明乎于此。

“倒赵”是一个典型的阴谋。起初,赵紫阳阻挡王震攻击《河殇》,仅仅是不想再回到“文革”旧路上去;但当王震进一步莫须有地指控“鲍彤支持制作《河殇》”,就是为了构陷赵紫阳支持“自由化”——别忘了,胡耀邦就是被指控“纵容自由化”而下台的;由此,老人帮也终于找到了颠覆赵紫阳的“政治罪名”,所以“八九”风云一起,李鹏便乘势扳倒赵紫阳,是注定的。

当年的这个历史背景,在今天颇有参照的意义。习近平终于在“六四”二十年后,从江胡手中接过江山,“太子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仍然是“夺权”——25年前“八大老”和邓小平,不惜野战军开进首都杀人,初衷就是要把江山交给“我们自己子弟”;到头来,习近平、王岐山必须先整肃政敌,扳倒徐才厚、郭伯雄,才拿得到军权;同时,也必须扳倒“上海帮”周永康、“团派”令计划等。只有一个“反腐败”名目,还给他们剩着,尽管“太子党”其实是最腐败的。坊间有一种论调,称“大老虎”周令徐等,是所谓“平民党”,似乎习近平之“选择性反腐败”,俨然是一场“阶级斗争”,好像我们老百姓又快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似的。照这种说法,近二十年来的掠夺、强拆、冤屈、血腥,还有无数的荒淫无耻,就一笔勾销了。所以,横竖中国都是平民的地狱。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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