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邓小平思考并提出“一国两制”有其特殊的国际背景。当时中美刚刚建交，正处于蜜月期，邓小平访美神采飞扬，心旷神怡；中日关系更是掏心挖肺，相互献媚，沉浸在“兄弟一笑泯恩仇”、“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亲密祥和氛围之中——这些动听的词句并非言不由衷的对外宣传，而是两个长期敌对的邻国从上到下盲目乐观心情的真实写照；在亚洲，邓小平最信任的政治领袖是著名的反共人士、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而非任何一位信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左派人物。
与此同时，因为对改革开放的路线分歧，中国与朝鲜的“血盟”关系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邓小平刻意疏远金家王朝，转而谋求与韩国接触；越南则完全倒向了苏联一边并大张旗鼓“反华排华”，邓命令中国军队越过边界狠狠“教训”了这位毛时代曾倾囊相助的“同志加兄弟”；旷日持久的中苏对峙虽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有所缓和，但邓小平对苏联在中苏、中蒙、中越、中阿（阿富汗）边境上的军事存在感到芒刺在背，固执地以“消除三大障碍”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先决条件。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邓小平产生了资本主义“敌人”比社会主义“同志”更值得信赖、更好打交道、更容易合作的印象，是不足为怪的。所谓社、资“两制”，在邓小平心目中的分量发生了微妙变化，当邓思考台湾、香港问题的时候，他无疑会感到一丝庆幸：幸好台湾、香港没有像外蒙古、朝鲜、越南那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幸好与台湾、香港保持特殊关系的国家是美国、英国而不是苏联。然而，这一切如今都不复存在，1989、1997年之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分量远比当年为重，但当局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却越来越别扭，中共高层当年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友善与羡慕早已转变为对“外国势力”的猜忌、恐惧和憎恶。
二
“一国两制”最初是专门针对台湾的。邓小平所期待的首位“一国两制”谈判对象，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国民党最后一位威权领袖蒋经国，而非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邓小平以为，在台美断交、国际孤立和岛内本土势力壮大、台独势力抬头等多重压力之下，蒋经国及其党国正处于最无助、最脆弱的时刻，只需导之以“民族大义”、诱之以一党私利，就不难攻破蒋经国的心理防线，顺利达成“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将解决台湾问题确定为八十年代必须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另两大任务是经济建设和“反对霸权主义”），之所以如此急切，主要是考虑到两人都年事已高，尤其是蒋经国病魔缠身，恐难活到九十年代，而在二人身后，两岸未必还有一言九鼎、敢就统一事务拍板定案的强人。
为此，邓小平加紧向蒋经国和国民党示好，不再纪念2·28，停止炮击金门，重修蒋氏故居，叶剑英（前黄埔军校教官）隆重发布“叶九条”，廖承志（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蒋经国“发小”和留苏同学）深情撰写公开信，李光耀、陈香梅、冷绍烇（台湾前总统严家淦的女婿）等人穿梭两岸，私下传话：除了“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好商量；统一之后台湾政治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大陆绝不派官员和军队到台湾，“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烦我，我也不烦你，各行其是”；台湾也可以享有部分外交权，可以与美国保留传统亲密关系；统一协定将“一百年不变”，除非台湾想变，北京不会主动更动它。1984年底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一国两制”进入收获季，就在签约当天，80岁的邓小平没有忘记请撒切尔夫人给里根总统带话，拜托里根敦促74岁的蒋经国与大陆尽快展开“一国两制”谈判。
其实，对岸的蒋经国也是“一中原则”的坚定捍卫者，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两岸达成某种和平统一的意向，但蒋认为两岸和谈“时机还不对”——他没有料到自己会以突然离世的方式结束政治生涯。蒋和邓都是老当益壮、晚年出彩的人物，但蒋经国的晚年愿望清单与邓小平的优先顺序不同，在他的一揽子计划里，首先是台湾要“解严”、开禁（报禁、党禁），去除党国体制，实现宪政民主，然后才能与大陆谈统一。蒋经国对邓小平的统战攻势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作公开回应，但为两岸人员交流、经贸往来打开了绿灯。蒋对“第三次国共合作”和“一国两制”似乎完全没有兴趣，因为他对国共两党的现状、两岸“两制”的前景都不看好，他很清楚，台湾之制和大陆之制均非良制，并无垂之久远、长存不衰的能力，而且“国共合作”是过了时的旧格局，两党之私不可代替两岸之公。蒋经国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他的理想仍然是“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似乎更中意“一中一表”、“一国一制”。但国民党也坦承不再谋求“反攻大陆”、“推翻共产党”，蒋经国对那些“反共复国”心切的国民党大佬说，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
不妨猜想，如果蒋经国同意两岸谈判，他所开出来的条件或许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开放党禁、报禁，实现全民普选。蒋经国的身体虽然比不上他的老同学邓小平，但他的晚年思想显然比邓更豁达、更开明，也更深刻、更透彻。归根到底，“一国一制”也好，“一国两制”、“一国N制”也好，这并非统一问题的症结，而制度的好与坏、人民是否有自由选择权，比“一制”或“两制”更加重要。
三
“一国两制”关于港台政体的原始预设是，台湾由认同“一中原则”的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香港由效忠北京的职业官僚进行统治，如此五十年、一百年不变，可以确保“一国”虚名之下“两制”相安无事。若超出了这一预设，“一国两制”就难以运转，且必败无疑。所以，北京对台湾国民党败选很是紧张——幸好台湾尚未“回归”，否则台湾选举会让中共当局寝食难安，国民党败选的后果会更显麻烦，而对香港疏远北京的泛民主派有可能在2017年普选中胜出的前景，中共当局尤其感到紧张。中共当局对一人一票的普选式民主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它怕香港反对派“崇洋媚外”、“与外国势力勾结”、“搞乱香港”；怕香港选民像台湾青年人一样“反中”、“反共”、“反中央”；怕香港社会分不清谁“爱国爱港”、谁是“汉奸卖国贼”；怕选举集会演变为“颜色革命”、“造反夺权”；怕普选产生的特首“不乖”、不听话、不合作、不把中央当上级；更怕香港普选效应冲击大陆、激发大陆人民的民主热情。
“一国两制”里没有为普世民主留出位置。邓小平“伟大构想”中的另外一制——即所谓“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是指私有产权、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开放、“马照跑，舞照跳”的社会体制，并不包括以竞争型多党制和定期普选为特征的代议民主政制。但迫于香港民意和国际潮流，1990年香港基本法和2007年的人大决议不得不为香港“双普选”作出安排，这并非中共心甘情愿。所以，共产党玩了一个花招，基本法为特首普选设置了提名陷阱：特首须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它的如意算盘是：不能操控香港选民，那就操控提名委员会；不能内定谁当选，那就内定谁提名。这是中共惯伎，大陆但凡“选举”，无论等额、差额，重头戏都在候选人提名环节，通过提名而封杀异己，乃至内定结局，使票选沦为走过场。试图把这一套政治劣习移植到香港，实属居心不良。这就是今日香港陷入真假普选之争和“公投占中”风潮的背景所在，出现这种难堪局面，于香港是奋起维权，于北京则是自作自受。
四
本来，香港普选对中国大陆是天赐良机。一直以来，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政治特区”或“政改示范区”的改革设想，均未能实现，殊不知，香港正是中国政改最好的先导示范区，正如香港曾经是中国经改最好的先导示范区。
共产党本应放心大胆在香港实施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以香港的幅员之小，以香港政经体系对大陆的依赖之深，以香港市民对自由、法治的适应能力之强，以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地位之特殊，即使香港普选制度的设计稍有“激进”，实施中偶有“偏差”，选出了北京不太中意的人选，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绝不至于“卖港卖国”。或许那倒是一件好事，北京正好借这个机会学会如何与“反对派”特首打交道，因为它将来必定还要学会与非内定的民选省市长打交道。大陆迟早要民主化，而香港普选的经验与教训必将成为大陆政改最宝贵的财富，这么好的政改特区哪里去找？反之，若中共当局刻意操纵提名程序，则必定因小失大，惹出“占中”风波事小，怕的是中共最终也未必操控得了香港选举，却既让香港选民彻底丧失了对国家的信任，又让全中国人民失去一个最好的民主政治特区。这种蠢事为什么要做呢？
2014-6-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4期 2014年6月27日—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