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历2月23日（公历3月8日），俄国二月革命不期而至，3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人们没有料到貌似强大的政权原来是这样不堪一击。接下来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苏维埃对峙。
其实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左”的主张者轮番主政，到第三届联合临时政府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
所谓的“十月革命”夺权，只不过是社会主义派别内部的争斗，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手发动政变，颠覆了“党内同志”控制的最后一届联合临时政府——这届短命政府由同为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的社会革命党组成。这不仅谈不上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连无产阶级内部的两党之争都谈不上——二战后初期苏联控制东欧后认为那里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是工人阶级政党，两党互斗“破坏无产阶级团结”，所以强行搞了两党合并。然而在1917年10月（俄历）的俄国发生的甚至都不是左派两党的互斗，而是两党内的各一派推翻了两党内的另一派。这样的斗争是否“破坏无产阶级团结”且不论，至少在当时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差别明显。
但是这五届政府都没有能控制局面恢复秩序，被称为“无法解开的高尔丁结”，究其原因有下列几点：
首先，从1916年下半年俄国战事溃败，沙皇权威剥落，秩序松散，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无序化状态，后方由于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和统治空虚的“失序”，已经乱象毕露。溃退的军队丢弃了前线，逃回俄国，武装力量以及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像一股狂潮涌回后方，他们缺乏食品、缺乏纪律约束，社会原有的道德在瓦解，军队的崩溃导致千百万逃兵的出现和前所未有的犯罪的猖獗。战争使俄国社会原被管束的无政府主义活跃起来，战败又使流氓心理扩大，“普加乔夫效应”进一步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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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俄国军队
二月革命后原来驻扎在郊区的预备队全部涌进了城里，由于后方的后勤补给中断，士兵们手持武器满街寻找吃的东西。部队无组织无纪律给城里带来混乱，临时政府建议部队撤出。士兵吼道，“为什么要撤出，难道革命已经完成了吗？撤不撤不由国防部长决定，而由我们自己讨论决定。我们只承认士兵代表苏维埃，此外谁也不服，就是上帝来了也管不了我们”。“如果不分给我们土地，我们一步也不离开彼得格勒”。
其实早在1916年沙皇政府已经不起作用了，当时代政府行使职责的是“两个联合会（地方自治联盟和城市自治联盟）”。国外报纸早已洞穿地指出：“地方和城市联盟的活动家们把它们早已熟知并由他们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抓到手之后，便掌握了实权”，全俄地方自治会的主席李沃夫与他所领导的全俄地方自治会简直就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化身”。
从1864年1月亚历山大二世颁布“省县两级地方自治法令”开始，自治局从中央政府分权，进行地方自我管理，市政管理也从原来的收税、治安、征兵三项的警察式管理向社会服务性转变。地方自治局与政府行政机关在权限边界上就既有重合又有含混不清的地方，这导致双方关系一直不和谐而处于争夺状态。总体而言是自治运动呈现出强势态势并不断蚕食政府权力。政府逐渐被架空，地方自治局摆出的架势分明是要把正规的政权从国家生活中挤出去。由于两个联合会对地方的控制和动员能力，使得政府办事需要两个联合会盖章批准。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由两个联合会主席李沃夫出任第一届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走马上任后命令各省地方自治局主席代理省长之职。李沃夫对未来政府一直有一种“去官僚化”实行公民自行管理的愿望，他的口号是，“从政府中救出国家”，把它交还给社会。李沃夫在就任临时政府总理以后就曾讲述了他对内务部设置构想，国家的警察职能将被摒弃，警察总局、政治侦查局、武警部队、宪兵队，这些都将在俄罗斯永远消失！这将给政府省出一大笔预算基金，只需成立一个临时机构负责公民的安全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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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叶·李沃夫
有了临时政府的表态，人们对“有政治污点”警察早已痛恨不已，暗探局在民间被称为“有毒的蜘蛛”，维持秩序的警察被人们称为“法老”，第一时间就被缴了械。警察分局被捣毁，和总局失去联系，老百姓杀警察旳事时有发生。在俄国的内务大臣一直是高风险职业，几乎很少能够善终。1902年内务大臣西皮亚金被刺杀，1904年内务大臣普列维被刺杀。从14-16年俄国换了6任内务大臣。革命前沙皇就准备把内务部长“贡献出去”，以他作为代价来平息民愤，但显然一个普罗托波波夫已经们满足不了民众的胃口了。
其次，失控状态加速了社会的狂热机制，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把同旧时代有关的一切当作嬉笑怒骂的对象，几十年来积累的人和愤恨都可以公开发泄。由于唯恐表现的不够“革命”，人们改变了对暴力的态度，通常认为属于刑事犯罪的事情，现在都成了赞扬的对象，恐怖活动被赋予了赎罪表功的职能。复仇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社会已不再区分死亡和谋杀的界限。列宁和托洛茨基宣扬的“不能带着白手套干革命”助长了自发运动中蕴藏的爆发力，同时也给趁乱而起的人有了正当借口。加之临时政府废除死刑，司法部长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宣布在俄罗斯取消死刑，并称“这是为光芒四射的自由敬献的一份厚礼”！
自由主义的报纸《言语报》说，俄国一夜之间人人都成了“社会主义者”，虽然普通人对社会主义流派和各政党之间的差别不甚了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只知甚少，但他们知道反对当权者敢于公开犯上作乱者就是社会主义所想要的。在一个社会矛盾积压已久的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还沉浸在革命话语中的临时政府一时无法适应角色转换，慌了手脚既缺乏建设性的可替代方案、也没有扎实可行的纲领，内部结构紊乱，如同一群“没有士兵的将军”，他们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大概还没想明白。
革命宣传动摇了政权的权威，战争又导致社会结构瓦解，使民众冷酷无情地拿起枪杆，他们趁乱浑水摸鱼杀人不受惩罚，以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动乱时期的象征就是到处都是带枪的人，他们从前线回来剥夺地主的财产，国家处在农民和士兵暴动，醉汉们无法无天和秩序瓦解的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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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临时政府治下
二月革命爆发后工人打开军火库，得到了7万支步枪和手枪，加之伤兵手里的武器。大量的流散民间的武器助长了暴力行为。几乎人人都在发布命令，可是谁也不服从谁，大家都在激进比赛，打砸抢比赛，到处设置路障，抢夺武器食品，似乎越疯狂就代表着越革命，越藐视权威践踏秩序就证明了对旧制度的仇恨。
拥护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人增多，妥协、让步、协商都成为贬义词，在相互对立的两端没有回旋余地，到处都拆除旧制度和皇家有关的标志。布尔什维克学说中囊括了一切趋势：工人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农民的反私有制情绪，由于战争困苦而产生的反战情绪，对公正的企盼和根深蒂固的集体传统——布尔什维克的确从现实潮流中抓住了几个关键问题。拖延到战争结束和等待时局平静时再进行政治社会变革的常识都会被民众的浮躁急迫所否定，从1917年夏天开始，反战的士兵开始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军官的报告也把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等同起来。
再次，革命党派趁乱崛起，这时的“布尔什维克”等同于无政府主义。1916年10月18日在10·17日立宪宣言发布11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在革命党的策动下，炸毁了140多家店铺才罢手，仅1917年上半年，电话局里有近2万部电话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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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中被毁的店铺
所有这一切为实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口号创造了条件。秩序、保守、温和、法律都成了骂人的话。列宁对孟什维克说，“群众比你们左一千倍，比我们左一百倍。现在我们要奋起和群众争抢运动浪潮。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社会情绪“激进化”、“雅各宾化”，政治紧张、民族紧张和社会紧张极大加剧，这给民粹主义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哗众取宠趁乱而起的机会，却使理性温和的政党逐渐丧失民众。正如后来流亡国外的人民社会党委员克柳奇尼科夫所说的：“正好因战争发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这种历史形势下是一种最现实的理论的原因，破坏及斗争得越厉害，对它就越有好处”。
比如说到处都是煽动性的街头讲演，满大街都是革命者散发的传单。列宁说过，当时俄国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政党林立，报纸满天飞，各种会议、各种议论、各种消息充斥着俄国，政府的颓势一发不可收拾。德国人已经达到了里加，首都的粮食只能维持三天，这些消息加剧了乱象。9月29日列宁从维堡写了一篇评论《危机成熟了》，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乘乱夺权的想法。苏维埃处处给临时政府拆台，苏维埃《消息报》干脆直接了当地表示反对恢复秩序。
另外，自由被描绘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权力的主体是人民，人民争取自由是天然的观念。人民理解的自由，就是不用服从任何人。二月革命颠覆了原有法律和价值标准，与秩序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人们理解的“天然形式”就是把世界颠倒过来，每个人都要求构成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将原来的私人财产和空间转化为公共领域，人群开始铤而走险。
为了证明自己“到场感”，愤怒的群众借革命和人民的名义，每个人都力求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参与运动的原因是模糊的和脆弱的，表现的情绪是夸张的，往往听着风就是雨，把原始冲动释放出来。有士兵喝酒受到军官指责说，前线不能喝酒，士兵说，“那是沙皇制度的残余，现在我们实行的是新制度，现在谁都自己说了算”。
革命浪漫主义使人们认为革命了就不需要纳税，“纳税赋捐的事情到处都停止了”。后来意识到这个错误后，莫斯科委员会号召：公民们，旧政权覆灭，请自动把应缴的税交到地方金库。
在这个过程中苏维埃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苏维埃一方面向临时政府要钱，似乎自认为是后者的一个下属机关。但同时它又像是革命的裁判，有一种天然特权凌驾于临时政府之上，对它指手画脚，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的拔河中，社会情绪逐渐向激进的一方倾斜。
对参加运动的工人和士兵来说，恢复秩序就等于他们要因作乱而受到惩罚的威胁。总之，越坏越好，国家局面越糟，爆发革命的形势就越临近，这就是他们的盘算。群众功利主义是布尔什维反政府无政府主义动员的主要武器。
彼得格勒工厂主协会开会后，给工人代表苏维埃写了一封信，说工人提出的一些要求无法实现，工人的要求一天变更五六次，而且层层加码，导致工厂冲突尖锐化，出现了无政府状态，调解法庭的决定无人执行，各项工作十分混乱，生产率急剧下降，对技术和管理人员使用暴力，殴打致死，擅自逮捕和驱逐事件屡有发生。
工人们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资本家的利润夺过来？有一个工厂，工人威胁要厂方薪酬翻倍，厂方马上给所有人的工资增加了一倍。另一家工厂闻讯后则叫嚷道，我们要增加两倍工资！其他工厂就要求增加三倍。普梯洛夫造船厂给工人增加了20%的工资，工人却要求增加四倍。还有一家工厂要求给“旷工搞革命”的工人代表发工资。一位工人说，“临时政府只不过是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秘书，不是我们为它服务，而是它为我们服务，因此它应当绝对按照我们的要求办事，如果临时政府对我们有二心，我们就再次拿起武器”。
3月6日虽说苏维埃已经做出了恢复生产的决定，但根据布党指示，不做群众尾巴，又放弃了决定。即便那些回到工厂的工人，也没有回到机床边去生产，更多的是到处捣乱，在工厂工人也常常举行集会，要求支付革命这十天的工资和大幅度提高薪金。有些工厂工人拖拉磨蹭，不回车间干活，放任自流，另一些工厂工人变着法儿提出新要求，不服工长管理，侮辱工长，……或者要求开除厂长，并且有更为无理的要求，说工长现在不能再沿用，要从工人中选举，如果这些要求得逞，哪个工厂都得倒闭。
工人还提出一个要求，缩短劳动工时，因为工人没有时间享受自己的公民权利，享受不到革命的成果。三角广场上有人提出6小时工作日，要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发相当于两个月的奖金，涅瓦造船厂工人已迫使厂方立即履行全部要求，海军部造船厂把49名技术人员撤了职。伊若尔工厂解除了38名工程师和技师的职务，决定把他们送去当兵，他们的家属也将从城里住所被撵走。工资只发到3月9日。克洛蒙县奥泽里区，当地工厂主在革命后捐赠20万卢布给工人建立养老贷款银行，但工人们没有建立银行，而是把这笔钱平分了。
还有，由于俄国的社会割裂以及迟到了99年的农奴制解放，使得代表社会底层说话的左派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在杜马形成一种“左倾效应”，贵族有一种“原罪感”，十月党在斥责“黑帮”，立陷民煮党人瞧不起那些温和的自由派，民主派又在处处奚落自由主义，左派在杜马里发言，别人是不敢阻止他们讲话的。
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三六九等可以激起人们的仇恨和冲动，有产者为了自保都有意识地处处讨好贫穷者和无产者，尼古拉耶夫的铁路主管花自己的钱，为本单位的罢工工人租用了“维也纳”剧院闹革命。军官们请求士兵委员会管理部队。贵族们说，“我们关心人民疾苦的人内心隐藏着一个秘密的思想，认为现在是为贵族数百年来不公正的统治进行赎罪的时候”。
二月革命后从罗曼诺夫家族中没收的珍宝
科尔切夫县地方自治局主席柯尔文·里特维茨基的庄园被农民烧毁，他本人也被烧死，森林被伐尽。于是为求保命，贵族们纷纷表态，占有土地让“我非常不安，我努力向农民说明，我可以把我的几乎全部耕地租给他们，降低租金，只给自己留下几十俄亩用来养马和家畜，我还愿意把割草场租给他们，对半分成。过剩的役马也愿意租给无马户。去年有些地主就未能收割地里的粮食，庄稼都烂在地里，但找不到劳动力。
从阶级划分，从财产的多寡划线，很快便赢得了社会底层的欢迎，仅凭这一手，临时政府的部长、地方自治局人士因为出身贵族统统靠边站，“地方自治机构是正在灭亡的贵族、商人和房主的巢穴”。革命前警察的月薪是52卢布，革命后民警的日薪是一天8卢布，加奖金月薪几乎达300卢布，而且必须由劳动阶层承担。他们权大无比，说谁是敌人谁就是敌人，他们随便抄家、看上谁的物品就可以充公。任何一个执法者与谁有仇，只要叫出他的名字，一伙人便去抓那个倒霉蛋。有人提出抗议，说，这叫什么自由，这是无法无天，大家都朝他来了，“这里还有一个，抓住他，他在维护旧制度政权！”在混乱时期，这种活跃的少数人往往具有与其实际意义不相称的力量。
革命时期大家都唯恐落后于他人，展开激进比赛。“居民们更怕与众不同，欢呼革命的热情不及左邻右舍，不管是怎样的胡说八道，不管怎么无理取闹，没有人敢于逆潮流而动，没有敢于站出来反对。革命的最初几天，凡敢于站出来表示反对者，一律被革命群众逮捕，所有的官员都让人们相信，他们一贯的反对旧制度，贵族和近卫军军官都赶快带上了象征革命的红布条。
每个人都像灌了迷魂汤，人们不想返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不想回到日常生活中去，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狂热，用正常的眼光看，全都成了不务正业的人，人们在高谈阔论，在发布命令，布尔什维克党人扎鲁茨基表示：“我们没有时间开工，再说革命还没有结束，我们的政敌还没有倒下，我们不能回到机床边，我们不能回到任何工作岗位上去，我们反对分裂工人阶级的队伍，要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又要恢复老一套吗？难道取得这场革命胜利后，还在原有的工作条件下工作吗？”
讲演的人到处煽风点火，头脑混乱波及了所有的人，虽然那些宏大口号让平头百姓摸不着头脑。但是他们知道一点，现在是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谁都可以表达情绪，谁都可以申诉要求，在这沸腾的大锅里，趁着混乱牟取最实际的利益。裹挟其中的人想从革命中得到的不是政治自由，不是管理国家的权利，这些离他们太遥远，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些，他们要的是昼思夜想的土地，要的是高工资，要的是分贵族的财产。
十月武装夺权后，布党主导的“第六届临时政府”成立。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然而这一切被布党取缔立宪会议戛然而止，把五届临时政府搅黄后，列宁、托洛茨基用更严酷的“专政之剑”断开了“高尔丁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