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6月10日
现在台湾MeToo的大势一片火红，但也开始出现“反扑”的舆论。有人开始控诉“第一宗MeToo冤案”。事实上，从MeToo第一天开始，有关MeToo会变成“猎巫”、“诬告”、“污名化”工具的质疑就不绝于耳。
根据研究，超过九成MeToo例子都是真实的；但从另一面说，就是还有几个百分点的MeToo不能成立。俗话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
我在讨论MeToo第一篇文章中，已总结出一个MeToo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框架。即MeToo是一个为推动实现早已被确立但一直被忽略的社会正义，而不得不“暂时地”、“有限地”背离完全的法律原则的一场运动。在这个框架下可以进一步讨论，如何实现MeToo和法律间的平衡，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时代的灰尘”。
我们既然要冒着“违反法律程序正义”所导致的“时代灰尘”的风险，就不得不对MeToo控诉方也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要求。于是，本篇思考的重点，就是“MeToo控诉如何才值得相信”。这也是MeToo运动中的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MeToo案中，受害者单方面的陈述，包括口述或发贴文，一般都是最重要的证据。但如果有其他证据的加持，就能大大加强其可信性。
最好的证据当然是当时的目击证人、实物证据等。比如台湾某名嘴被控案中写下道歉书，这就是铁打的证据。如果没有证人和实物，那么若受害者在事发后有向别人提及，这也是很强的证据。比如美国总统川普被控三十年前强奸案，重要证据就是受害者当时就向朋友诉说过。还有环境证据，比如受害者能记起事发现场的环境特征，特别是卧室之类的特征。最后，很多加害者都是惯犯，如果多人MeToo，可信性就大大增强。
以台湾最近案例，在某中国民运人士被控性侵未遂案中，控诉人出示了当时给其助理的短信纪录，也出示了他在其房子里的拍摄的照片。后来还有人控诉其是“惯犯”。这样一来，这个MeToo案的可信性，至少在“舆论定罪”的层次，已经相当足够了。
然而，很多MeToo案都没有以上证据。往往，受害者单方面的陈述是唯一证据。于是，公众舆论凭什么相信那些看来“口说无凭”的单方面陈述，或者说，这些控诉如何才能获得公众的信赖。这不仅对MeToo者个人重要，还对持续推动整个MeToo运动重要。
笔者认为，MeToo控诉应遵从三个原则：实名、真实、真诚严肃。
第一是实名，“无实名，不MeToo”
实名是MeToo的最最关键的核心。MeToo本来就是以受害者用真名在网上说出自己受害经历为特征的运动。没有实名，就没有让人在法外“舆论定罪”中相信你的理由。这里的实名，还不是光指在网上有个ID，而是要确定真的是本尊，这样才有足够的加持。
确实有受害者因种种理由不愿或无法实名。或许退而求其次，当时的亲眼目睹的人帮助发声。但由于非常多MeToo案例都没有第三者，这并非都可行。而且，由目击者说出来，和由受害者说出来，其可信程度就要打个折扣。此外，我们除了尝试鼓励他们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试想，为了MeToo，社会要暂时放弃对法治的部分坚持，实在不能失去底线，冒着让MeToo成为流言蜚语的中伤温床的风险。
“不实名”有不少变种。这里举两个在这次台湾MeToo大潮中的例子。
有人“代替受害者发言”，而这个发言者本身也不具备公信力。比如，有一名W女士首先发帖MeToo控诉Z先生，引起广泛注意。此后，W女士就发表帖子说“公布姓名之后，我的私讯基本上就响个不停，五位一下子变成二位数”。然后媒体的报导就说十多人控诉Z先生。有理由相信，这个“十多人”就是从W女士这里“两位数”推导出来的。然而，这十多人是谁，她们有什么事件，公众一概不知，甚至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大家也不清楚。W女士还在跟帖里贴出一则匿名讯息，里面控诉自己被性骚扰。然而，讯息中既没有Z先生的名称，W女士也没有明确说是针对Z先生的，但已被广泛认为是Z先生所为。这对被控人显然非常不公平。
代替别人揣测加害者。比如，房慧真控诉王健壮的MeToo帖子，一开始就把另一位MeToo控诉者的事，指责是王健壮所为。直到该控诉者其后澄清另有其人，她才加上注脚。但这已对王健壮构成名誉上的伤害，因为很多人已经以为他就是“凶手”，后来必须大大加标题“不是王健壮”去澄清。王健壮的回应中怒斥房慧真移花接木，“将这个案子栽到我头上”。尽管房慧真可能真的只是猜错了，并非有意栽赃，但王健壮的愤怒理由完全充足。
由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在实名指控中，最好能够也把加害者的名字说出来，以免有人无辜中枪。比如，有V女士MeToo控诉一个音乐人，说了一些特征，却没有说出其名字，于是很多根本无关的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滋扰。当然，笔者完全明白，并非每个受害者都有勇气说出加害者的真名，但我们还是应该鼓励他们这样做。
第二，真实
真实是MeToo运动的灵魂。不真实的“说出来”，就有可能变成诬告。控诉真实不但对该控诉者的可信性重要，对整个MeToo运动也一样重要。
很简单的逻辑，我们相信“说出来”，就是先预设它是真实的。如果控诉者的控诉不真实，那么其他人不但会质疑这个控诉者，有反对MeToo的人，更会趁机质疑甚至污名化MeToo运动，是不是一个“猎巫”、“诽谤”、“诬告”的工具。这必将大大损害整个MeToo运动。
当然，很多MeToo事件都发生在多年前，要准确每一个细节，这是不可能的。不少质疑MeToo的人士往往捉住一些无关重要的记忆错失，去质疑这个事件。笔者绝不苛刻“不完美的控诉者”。笔者认为，一些细节上的缺失，与一些故意夸大以鼓动舆论的写作，公众还是可以分清的。
去年在推特的简体字华人社群发生过一件轰动的名人MeToo事件。Y女士在网上控告她时任丈夫G先生婚内性侵自己，要求G先生道歉和满足她其他条件，否则将会去信要对其不利。Y女士还举出了很多G先生和家人“重男轻女”和“家暴虐待”自己的事例。一开始，几乎所有舆论都站在Y女士一方。然而，Y女士的可信度开始被质疑的缺口，就出现在一个过分夸大的描述上。Y女士说自己抱着女儿摔下了一整层楼，G先生却只顾著打电话，这还不是一副重男轻女冷漠妻子的渣男形象？
然而，有网民发现，原来当时G先生社交传媒上纪录过这件事，Y女士只是离地面只有两级台阶处踩空摔下去；还赞扬Y女士真是一个好妈妈。对同一件事的描述的巨大差异，以该事例在整个事件在公众舆论传播中的重要鼓动作用，令人开始怀疑Y女士的可信度。舆论开始反转，加上其他因素，Y女士变成舆论的反方。到最后，这个MeToo就不了了之了。中国女权者和MeToo运动的形象，在简体中文推特圈也被打击。
第三，文风要真诚严肃
MeToo不是文学写作，而是受害者的不堪回忆。它不需要高深的写作技巧，却要表达出一种真诚和严肃。不真诚不严肃的控诉风格，文学化的修饰技巧，反而影响了控诉的可信性。
再以房慧真的MeToo控诉文为例。房的写法带有很强的文学性，带有谐谑色彩，一开始还有误导信息。笔者都觉得是控诉文的大忌。
当然，房慧真的文章流传很广，笔者不能说它不成功。但它流传这么广，靠的不是感染力，而是其耸动性。因为爆料的对象是媒体界大老王健壮。
整篇文章中，它都用一种调笑的风格描述，让人感觉不到任何伤害。房慧真还说整个饭局，王都在作案，但她不加制止，反而像个第三者一样观察纪录研究，给人感觉就是无所谓。事后还把此事当作“笑话”不断地向人覆述。
房的文笔很好，该文以网文的标准，是可读性颇高的文章。但这不是MeToo控诉文的目标。因为这种风格大大损害了文章的控诉力，你当这件事是个“笑话”，别人为什么要同情你。
这不是仅仅和房的控诉有关，更重要的是，它更会影响整个MeToo运动是一个严肃的社会运动的基调。我们之所以支持付出“暂时性有限度地背离法治原则”的代价，就因为它所涉及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有关被害者的伤痛。
我们希望整个社会都能有这样的共识，都能看到女性所受的伤害，我们就应该用一种真诚的严肃的基调去控诉。
房慧真用色戒的情节，去代替真实的描述。这种表达方式同样令人感觉非常不真诚，而且也很容易误导读者。
笔者此前在撰文时提到这个案件，当时有资深编辑就告诉我，“房用了一个隐喻的方式指控王健壮，但其实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明白指控王的确用手肘触碰她的胸部，事实上这其中的确存在着很模糊的空间。”
笔者再看也同意这点。这在MeToo控诉文中是需要避免的。控诉者应该告诉社会， 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向社会暗示什么事，让社会去猜测，去误会。
王健壮反驳中指出：“用一个虚构作品虚构一个不可能的性骚扰，把《色，戒》里面淫猥的形象移花接木到我身上。”这种指控非常有道理。
房的文章之所以是个错误示范，最严重的问题是，或许正因这种过于追求文学性风格，它遗漏了MeToo中的最重要因素——受害者的不情愿，这时MeToo控诉中的重要缺失。
并非触碰敏感部位就是性骚扰。被触碰者的主观感受和同意与否，非常重要。鸡排妹被帅哥医生拍屁股，她说“被打那下屁股觉得蛮爽的”。有传媒界大姐说“我这老屁股也常被摸啊，又不会怎样”。台湾的性骚扰防治法规定：本法所称性骚扰，系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而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其中“违反其意愿”是必须条件的条件。
王健壮怒斥房的指控不可能，是虚构的，但按照文章所述，即便所说的事都是真的，此事不能算是性骚扰。因为，房慧真的控诉完全没有“违反其意愿”的要素。
判断性侵性骚扰的关键元素就是如何判断“同意”。这有两个标准。以前的主流标准是no means no，说不就是不，这要求被动的一方要明确说不，才能表达“不同意”。大概从2014年开始，yes means yes，说是才是是，成为规范。即要求被动的一方要明确说是，才表示“同意”。两者的区别在，如果被动方即没有说不，也没有说是。那么在no means no的规范下，她就是同意的，但在yes means yes规范下，就是“不同意”。
房慧真说事发在2013年7月。美国大约在2014年确立yes means yes的标准。在台湾，yes means yes确立得更晚，迟至2021年1月29日作成之最高法院 110 年台上字第1781号刑事判决（参见上报曾友俞的《说不就是不 但“性同意”的标准不该由司法说了算》）。也就是说，在2013年社会规范是要明确说“不”，才是表明态度违反其意愿。当然这个“说不”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一定要说出来，其他诸如躲闪、阻隔、恐惧等也能说明“不情愿”。
房文中描述：“易先生在车上对王佳芝做的事，在那场酒局发生在我身上。很佩服前辈能左右开弓，左手的肘弯没有“冷落”我。我并没有像个突然麻痹的小动物一样惊骇万分，而且我酒量很好，我要清醒地观察，他还能怎么弄，弄多久。说实话女记者这个职业，在各种采访的场合是被性骚的重灾区，前辈也成了我的田野观察对象，他一定是个“惯犯”，在一桌子人中“表面上端坐”，能做到当众性骚扰而不被他人察觉，手段十分纯熟。前辈的肘弯持续伸来，直到酒局结束，我始终在心底憋笑，想着：哇！原来还有这种手法，前辈一定是看了《色，戒》。”
文中没有看出，房做出任何说不、用手阻挡、拒绝、闪避等表达不情愿的动作或言语，那么即便被触碰甚至持续触碰，也不符合“违反其意愿”的要件。如果是辩护律师，甚至可以说，推测房不拒绝的理由：她当时可能因为要做田野观察，所以允许了王的举动。这不属于“违反其意愿”。
这里再声明一次，笔者没有说“房没有被性骚扰”，只是说“房的文章没有把性骚扰的必须元素‘不情愿’说出来”。
综上所述，MeToo控诉一定要实名、真实、真诚严肃。这样才可以给公众更大的信心，合理化非常时期的“舆论定罪”，给MeToo运动赋能，减少阻力，推动实现社会的范式转移。
（待续）
※作者为旅美学者
来源：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