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6月09日
台湾MeToo轰轰烈烈，正向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发展。对于向广度发展，即揭露出更多的MeToo实例，笔者是绝对支持的。
然而向深度发展，即泛化“性骚扰”，过于强调主观感受而轻视客观事实，越来越倾向把主观感受上的被冒犯和不舒服，拔高到性骚扰的程度，进行“舆论定罪”。对这点，笔者却不乏担忧。
数学物理有准确的定义定理公式，但从笔者第一天学习更高级的系统开始，就知道三个词：复杂性（complexity）、多样性（variety）、例外（exception）。
社会是最复杂的系统之一，人的个性、感情、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和个人经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都充满这些复杂性、多样性和例外。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对同一句话、同一件事、同一个情境的理解，经常可能出现差别。
在香港国安法第一案“光时”案中，控辩双方对“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进行精彩的论战。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峯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他指出，对一句话的意思常有不同的理解，讲者想表达的意思，可能与听者所理解的，完全不同；这个听者和那个听者的理解，也可能有很大差别。他说：“意义是复杂的，如果它是简单的，我可以只跟你说一句话，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但不是这么一回事……如字词只有唯一的意思，世上就不会有创意写作、沟通不良和误解”。
这个证词之所以给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语言和文字是人类沟通中表达力最强最清晰的方式。可是，如果连语言都广泛存在沟通不良和误解，那么意义相对没有那么明确的其他沟通方式，诸如动作、眼神、手势、情景之类，所会引起的沟通不良和误解，就可想而知地更多了。
这两天一个脸书上的真实对话很有意思（笔者有截图但不必贴出来）。某从事媒体业的L女士，在吐槽自己和近期红人曾某的以前编辑作业方式时，顺道也抱怨另一位刘先生与自己的互动。这里引述一下L女士的帖子（里面的真名经过处理隐去）：
“我经历过另一种界线不明暧昧互动，一样也是不熟的男子对我莫名吐露过往私人感情。数年前J先生来访阿姆斯特丹，作为朋友的朋友，我好意招待，不知怎么弄成聊天聊到半夜看他在路上对我哭自己过往的情伤，我也是个干我屁事的傻眼。J先生隐约暗示不想自己回家、或后来在我表明身体不舒服不想见面时，对我说他很会按摩，在我看来都是蛮荒谬的言行。我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上钩，讲出来破梗，希望大家好好思考社会与身体的互动界线。”
但J先生随即贴出当时的聊天记录，原来是该位L女士先向这个“不熟的男子”邀约第二天到自己家喝咖啡，但第二天L女士睡到傍晚，J先生赶不及赴约。然后L女士说自己“头颈超痛，颈肩肌肉太紧”，J先生这样才提出“时间来不及，不然我可以提供按摩服务”（当然最终没有按摩，J先生根本没去）。贴图上前后对话没有看出当时L女士有什么不满的反应。J先生还提到，此前他们线上线下的互动中，并非只有他单方面在诉说情伤。
L女士随即在脸书上反驳：“按摩的重点是分寸界线问题，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但通常不熟的人说欸我不是很舒服，对方会回说那好好休息喔，按摩不会被提出来噎蛮突兀的，你会帮朋友按摩颈肩，跟我有什么关系？无论意图为何，我是觉得不很恰当。”
有网友看不过眼，评论了一下：“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面倒的霸凌ㄟ！跟不熟的人问要不要喝咖啡、讲自己颈肩肌肉太紧然后怪别人说自己会按摩是越界？”
这个例子之所以很有代表性，是因为几轮交锋后，双方对事实基本取得共识，但诠释上依然存在巨大差别。它充分地展示了，人类认知的多样性、语言的模糊性，以及所谓“分寸界线”的不确定性会有多严重。
L女士认为，自己可以向一个“不熟的男子”抱怨自己身体上的不适，但同时，刘男士虽然只是假设性地提议可以帮忙按摩，就已超越了自己的界线。她还暗示，刘男士心怀不轨，想让自己“上钩”。
相反，J男士却很可能认为，L女士和自己没有那么不熟（因为线上线下都聊过天），L女士向自己抱怨身体不适，已带有一定的私人性，同时，他觉得向朋友提供按摩服务，并不是那么不恰当的事（因为他也会帮其他朋友按摩）。这些都在他认为的界线之内。
当然，如果换一个更保守和敏感的男士，甚至很可能就会觉得这位女士冒犯了自己，正如那位“多嘴的网友”所言，也借用L女士的逻辑：“明明没有那么熟，你身体不适关我什么事，我干嘛要听你说你身体不适”？
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和界线）不但差别很大，而且主观感受还很容易被一种定见所塑造。
正如中国古书《列子》中有句成语叫“疑邻盗斧”，某人不见了斧头，怀疑是邻居偷的，于是邻居做什么都像偷斧头。后来自己斧头找到了，于是邻居做什么都不像偷斧头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同一个事件，当时的主观感受也可能被后来另外采用的一种定见所“重构”，变成另一种主观感受。在这次Me Too中也有这样的案例：本来可能只是觉得是交谈上不愉快的经历，但被“对方是性骚惯犯”这个思考模式一套，就变成“我好险没有成为性骚受害者”，于是所有的细节，都被重新赋予另一种含义了。
当然，在这里要重申，主观感受是非常个人的东西。笔者在这里绝对没有认为“你的主观感受是错的”，也没有认为“你的界线不对”。只是尝试说明：
第一、你的主观感受和界线可能与他人不同；
第二，你的主观感受未必就是对某个事件的最准确的诠释；
第三，你认为别人冒犯了你的界线，但别人并不一定这么了解，甚至可能反过来你正在冒犯别人界线。
由此可见，主观感受和个人的分寸界线，既模糊，又多样，可塑性还非常强，每个人之间更可能彼此冲突。正因如此，尝试用一种单一的主观感受，作为一条区分黑白的界线，这既不可能，也不合适，还很危险。
性骚扰一定是感到冒犯和不舒服的，但感到冒犯和不舒服，不一定是性骚扰。感到冒犯和不舒服，与性骚扰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
最根本的区别是主观感受和客观认定的分别。感到冒犯和不舒服，都是主观感受。“我感到不舒服，就真的是不舒服”。然而，“我感到被性骚扰，却不一定是性骚扰”。
另一个区别是，两者的被控诉方，所承受的压力差天共地。你说“A君让你不舒服”，大家可能只是安慰两声，来句“抱抱”，骂两句。但你说“A君性骚扰”，加上搭乘Me Too大潮的“舆论定罪”，A君就有口难辩，掉入十八层深渊，甚至社会死亡。
不需多解释，如果依赖主观感受作为唯一的“舆论定罪”基础，显而易见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试想，若“我感到被性骚扰了，就是被性骚扰了”成为常规，整个社会的代价有多大。
笔者在前篇论述过，Me Too的本质，是和“完全的”法治精神相抵触的。这点有人可能持不同意见。
比如，青年政治工作者苗博雅认为“基于言论自由原则，受害者有权陈述受害经验，被指控的人有权为自己辩驳，旁观者有权作出自己的评论和判断。在法庭之内，法院的裁判不应该被舆论主导，法官应该根据法律审判。而在法庭之外，社会大众可以基于双方提出的证据和说法，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三句话中，笔者完全同意前两句。第三句“法庭之外”的论述就非常“离地”。在平时或许可以，但在Me Too运动这种特殊环境中，我们可以看见，“舆论定罪”通常都单一地依赖Me Too控诉者的“说出来”，而被控方的反驳声音几乎都在万民唾骂中被淹没。
苗博雅还认为“无罪推定的意思是，在法律上若无法证明一个人有罪，那国家就不能在法律上定罪，不能施加刑罚。”所以，Me Too没有和“无罪推定”的原则违背。
要从法律上说，确实如此。然而，在实践中，依赖“有罪推定”甚至“不容分辩”的“舆论定罪”就足以重创被控者。即便他真是无辜的，也早已被打倒。其代价甚至比法庭判决更严重。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主观感受完全不适合作为“定罪”的唯一基础。这里的定罪，包括在法庭上的定罪，和现在Me Too所涉及的“舆论定罪”。也就是说，即便是“舆论定罪”也好，我们也必须用客观的行为去定义“性骚扰”（和性侵），主观感受当然也是有用的，但它不能“单独地”作为“定罪”的唯一证据。
一些被普遍承认的行为包括：非经同意的不当身体接触、开黄腔、展示黄色图片等等。这些标准即可从法律条文中推敲出来，台湾有“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及“性骚扰防治法”这三部法律；也从众多的案例中得知，比如什么行为被判性骚扰成立，甚至什么行为可以被起诉为性骚扰。
这又要查法典又要查案例，听起来很“离地”，谁会去查呢？
其实不然，因为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如果不是所有的话）一早就是社会普遍认知的规范，你在学习生活听新闻中自然而然就能得知。它绝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试想，最近爆出的众多拍屁股、碰乳房的性骚扰，难道实施者就不知道不对吗？无非是因为长期权力结构、行规陋习和法律程序障碍等种种原因，而漠视罔顾罢了。
Me Too之所以正义，就是把早已订立规范的但因种种原因而长期无法实现的社会正义，把它纠正过来，实现起来罢了。这也正是笔者在上一篇强调，不能“定法外之罪”的原因。因为法律规定正是那些“早已订立的规范”。
也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尽管Me Too的本质和“完全的”法治精神是抵触的，但笔者还力挺Me Too，这是因为笔者相信，在“不得不为”的情况下，暂时性地牺牲法律程序的正义，去换取整体的社会正义，这种代价是值得的。但如果连“法律实质”都抛开了，那么Me Too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待续）
※作者为旅美学者
来源：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