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8日
在上一篇，笔者讨论了台湾MeToo运动应该认识到自己的limit，“要走，不要跑”，不宜设定太高的目标。本篇继续讨论一下，推动者应该遵从什么原则，以便拉拢更多盟友，减少反对的声音，推进MeToo运动所代表的社会范式转移。在笔者看来，MeToo运动是转型正义的一种，很多有关转型正义的诉求理论和必须遵从的原则，也都可以套用在MeToo之上。
笔者在本文中要讨论的是MeToo运动中的公众舆论，尤其是MeToo运动的推动者，应该遵从什么原则。笔者总结了六个原则。
值得说明的是，这篇文章的分析对象不是控诉方，不是被控方，而是公众舆论和推动者。而且，笔者也预设控诉方的MeToo控诉都是“三真”，真名、真实、真诚的（正如笔者在第三篇《控诉三原则：实名、真实、真诚严肃》中已讨论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那种诬告构陷的控诉，当然要坚决反对的，但它们不在这篇文章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第一，避免无限上纲，不定“法外之罪”
这点笔者其实已经反复讨论过了。MeToo与完全的法治精神是冲突的，背离的。但为了社会正义，为了改变社会范式，我们“不得不”做出妥协，允许MeToo“有限度地”、“暂时性地”背离法律。
MeToo可以超越法律程序，但不能超越法律实质，超越已经取得共识，订立契约的社会正义。我们也应为MeToo订立一条必须坚守的有关法治精神底线；“可暂时容忍法外定罪，但绝不能定法外之罪”。
也就是说，可以“舆论定罪”，但舆论所定的“罪”，必须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罪，而不是无限上纲，完全超越法律规定的“罪”。
笔者特别讨论过了，尤其是不能把主观感受不能作为舆论定罪的唯一基础，不能“我觉得被性骚扰，就是被性骚扰”。在主观感受之外，还必须具备一些法律明确规定的具体行为，才能“舆论定罪”。
这样才不至于扩大打击面，动辄得咎，人人自危。
第二，应该符合比例
符合比例的原则是一种法治精神。同样是非法行为，法律把它们分为不同等级：严重的行为惩罚更大，轻微的行为惩罚较小。做错多少事，造成多大的伤害，就应该受到多少惩罚。这个道理应该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现代社会就一直是这样运作的。没有人会认为，偷点小钱就要和杀人凶手一样，“以死谢罪”。
从这次台湾的MeToo看，各控诉中，加害者所造成的伤害并非是一样的。当然，受害者的主观感受很难绝对地衡量，但客观身体上受的伤害，却有可以认定的、可以比较的标准。有的侵害是强奸，有的是强奸未遂，有的是强制猥亵，有的是摸手碰胸“猪哥”性骚扰，有的是口舌招尤、有的是追求过度，有的只是很烦人地说“早安晚安”，有的仅仅令对方觉得不舒服，有的甚至只是负责处理的人士处理不当。这些客观的伤害程度差异极大，有的非常严重，有的伤害相对很轻微。
从另一个角度，即“作案”时间和频密程度看，也差天共地。有的是陈年旧案，有的是“新鲜犯事”；有的是偶尔为之（甚至可以说是一时“情难自控”），有的是“性骚惯犯”。
但现在有趋势“一视同仁”地痛斥加害者，都是“恶男”，都要一律辞职、封杀、“取消”。这完全违反“符合比例”原则，除了不符合法治精神，也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只会把那些本来可以争取的“轻微加害者”，推到反对阵营。
第三，鼓励反省道歉
对错误展开批判的目标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法治精神更鼓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MeToo的根本目的，在于移风易俗，实现社会范式转移。能够道歉反省的加害者越多，就越容易实现这个目标。当然，这里不是说加害者不需要受惩罚，而是说，能够道歉反省的加害者，社会要予以宽大的处理。假设加害者原先已取得了受害者的原谅，那么我们更加要从宽处理。
假设受害者的控诉是真的（重申一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笔者支持这个假设），那么加害者如果真心认识到错误，道歉了，这当然比加害者极力否认的要好。这不但是加害者一个人道歉认错的问题，更重要是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的转型正义风气，推动MeToo目标的实现。
反过来说，如果MeToo没有遵从这个原则，那么加害者发现，矢口否认，甚至反控控诉者诬告诽谤，会被公众认为“没做过”；道歉“认罪”令反而因为“承认”了就被万民唾骂。那么，如果没有良心发现，他为什么要道歉？这样一来，只会让更多的加害者硬撑到底。台湾MeToo中就有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当然，这里说的“认错道歉”是指真心的认错道歉，而不是以“断片”为理由轻描淡写，甚至希望“主动报案”玩弄舆论的那种取巧行为。那些行为绝对是错误的负面教材。
但同时，我们也要思考，有人做出这种令人不齿的行为，很可能或多或少是因为看到了，“道歉认罪”并不能“坦白从宽”，而采取的利益最大化之举。
第四，切忌用“清朝的法律审明朝的官”
很多加害者本人并不坏，但在生活的时代，被环境固化了一些虽然是错的但当时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或可形容为“父权结构”的遗毒，但并非只有男性才是唯一的责任人，不少女性也对这种环境体系负责。在这次MeToo运动中，我们发现很多性平投诉的负责人都是女性，而她们中认为“被摸几下有什么大不了”，被约会骚扰“拒绝就是了”的人，并不在少数。因此，与其说“男人们的错”，还不如说是整个时代的社会积弊。套用老套电视剧的话，多少有点“社会的错”。
到了新时代，意识进步了，这些以前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错事，变得严重了。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加害者道歉，但同时也要理解到这种时代的局限。对因此而发生的陈年事件，不宜上纲上线。作为年轻一辈，我们不是要向老一辈宣战，而是要拉着他们一起进步。
于此相关联的是，我们不能用现在新确立的规范，去衡量以前的行为。显而易见，这包括法律条文层面，即后来制定的法律，不能套用在以前发生的事件上。
然而，这个原则同样包括社会的习俗和法律认可的方式。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在“性同意”问题上，现在我们应遵从“Yes means yes”的原则，即明确说了“同意”，才是同意。但在以前（在美国是2010年代中期之前，在台湾可能要到2020年左右），社会都是用“No means no”的原则，即明确说“不同意”，才是不同意。这两种原则的区别是，当一个被动方（如女生）既没有表示愿意，又没有表示不愿意的时候（这种情况极为普遍），用旧标准就是“同意”，用新标准就是“不同意”。所以，如果有人用“yes means yes”去衡量标准确立前发生的事，这就是用“清朝的法律审明朝的官”。
第五，不应把MeToo当作党派斗争和私怨的大棒
目前适逢台湾大选在即，于是有的MeToo事件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也有人呼吁“大局为重”去压下一些事件。比如，一开始绿营出现的MeToo案较多，于是一有蓝营的例子，绿营就猛打。另一种情况是，由于不同阵营对进步意识的认同支持不一样，于是类似的控诉发生在绿营人士身上，后果就变得更严重。事实上，我们心知肚明，MeToo所针对的“权力结构中的性骚扰和性侵害”是整个社会不分阵营都普遍存在的。这些因阵营和党争而待遇有别的“不公平”都损害了MeToo作为一种推动整个社会前进的运动的意义。更有的MeToo控诉竟被描绘为“政治阴谋”，变成双方的攻防战。这更进一步污名化MeToo运动。
同样地，现在的MeToo还存在一种不好的趋势，就是把一些和MeToo关系不大甚至完全无关的事，趁着MeToo大潮中，公众对被控者的反感，算总账，对被控者全面否定，甚至有点落井下石的意思。比如，某名嘴被爆性骚扰，但媒体和很多舆论场的指责均集中在他“私下抨击其他名嘴”。其实，无论认为这是名人相轻的恶习也好，是正常的公众评论也好，甚至批评他故意打击对手也好，都和MeToo毫不相干，实在没有拉在一起的理由。又比如，另一位成绩显赫的媒体人主动爆“我做过”后，其“奇葩”操作引发怒火本不足为奇，但现在很多批评指向了其成绩全靠夸夸其谈四处钻营得来的，本人毫无真材实料。这种贬低实在有点匪夷所思。还有某位原先专业水平得到认可的编辑，被指控为“性骚惯犯”后，其前工作单位说其“工作专业表现已不符预期，故与其协议离职”，暗示他专业水平低，这也显然和此前的公众印象截然相反。借用中国舆论场的术语，这些做法都颇有“夹带私货”之嫌。在笔者看来，这些行为都很糟糕，同样损害了MeToo运动的名声。
笔者建议，真心推动MeToo运动，推动社会前进的人士，应尽量克制这些党派斗争和私人恩怨的冲动，理性地回复到MeToo运动的本质。
第六，切忌因MeToo就罔顾其他社会正义和价值
笔者在这个系列第一篇已提出，MeToo不是至高无上的，它和很多我们一直支持捍卫的社会价值相冲突。只不过我们为了更大的社会正义，而不得不暂时容忍了MeToo对其他社会价值的损害。第一篇着重讨论了MeToo和法律的关系，但也提到和MeToo冲突的还有言论自由、反歧视、隐私权等已被社会广泛接受的主流价值观。
这里没有篇幅一一详细讨论，只挑“反歧视”举例说明一下。歧视本质上就是成见（stereotype）。我们知道MeToo是有关权力结构的，表现为权力胁迫下对性的索求。在MeToo论述中往往带有一种假设，即“有权力必然会胁迫”，通俗地说就是“拒绝会被报复”。但是不是凡是有权力结构关系，又带有性的意味，就必然带来胁迫，一定算是MeToo性平事件？这种假设是不是一种“成见”呢？
举个例子。如果权力优势方某A，向权力劣势方某B发出“与性有关的第一次试探”，MeToo主流理论都认为，权力劣势方无法拒绝，因为害怕拒绝后被报复。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已默认了对方会小心眼地“报复”、“穿小鞋”。然而，如果没有这个具体的某A的事例和数据作为基础（比如他此前确实威胁了B，如果拒绝会报复；或者他在其他例子中，被拒绝后真的报复了），严格而言，就是一种“成见”，对某A的一种歧视。
一些情况下，比如老师和学生，这种试探是绝对零容忍的（比如老师不能追求自己教的学生）。但在不少情况下并非如此，比如上司和下属，我们没有规定上司不能追求下属。更模糊的情况是，虽有身份高低之分，但并无学习工作上的实质从属关系，比如受尊敬的前辈向其心仪的某后辈发出“与性有关的第一次试探”，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预设后辈“只要拒绝了就一定会遭到前辈的报复”，而把这种第一次的试探邀约视为“权力结构下的MeToo”性平事件呢？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MeToo推动者大部分是左派，不能为了MeToo而丢掉了左派一直主张的价值观。比如，有人被控性骚扰，但很多批判焦点放在他喜欢在台北猎艳，是个渣男；有被控者说自己支持“情欲流动”，也被批判“有妻子还情欲流动”。
然而左派价值观并不批判性开放，并不把追求性欢愉视为一种罪恶，甚至不把婚外性关系视为罪恶。左派价值观认为：上帝赋予每个人三种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性自由（sexual freedom），即对性的追求就属于追求幸福的权利；你情我愿的性关系，他人有什么可非议的？这些年来，左派们一直推动反对歧视性工作者，推动婚外关系除罪化，都是这种理念下的产物。左派们不能为了MeToo更“义正严辞”，就把原先的信念和价值观都置诸脑后。这样只会被质疑“左派太虚伪”，最终也不利于左派所支持的MeToo运动。
反对“取消文化”
如同近年来美国种种运动一样，MeToo是否应采取“取消文化”也存在争议，尽管不如种族问题中的取消文化争议来得激烈。作为“自由左派”，笔者反对“取消文化”，同样也反对在MeToo运动中采用“取消文化”。MeToo属于广义上的转型正义，关键是要真相，要道歉，要付出代价，而不是报复，不是取消，不是赶尽杀绝。限于篇幅，笔者无法在此系统详细地论证。但容易看到，笔者上述的六个原则中，至少一半都是反对“取消文化”的重要理据，比如符合比例原则、鼓励道歉原则、认识时代的局限等等。
※作者为旅美学者
来源：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