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建政起，民富与国强就是一对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是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始终如一的一个总课题，说中共政权是中共历史上专制王朝的另一种延续，这一点都不假，所有专制王朝不管有这样那样的统治上的区别，但总有一个标配，那就是腐败从始至终——就是两千年的中华官国，这是中国专制政权本质性的归纳，只是招牌不同。从腐败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法否定中共政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的本质特征。
从江以后搞市场经济，最恨的就是把社会保障部门如医院也市场化，政府虽然顶着社会主义的名号，但却不再负担对人民的任何福利保障，实际上实行的就是跟传统王朝没有任何区别的一个弱民强国的总路线。
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市场机制并不能以中共的意志为转移，让中共权贵富起来的同时，也还让一部分国民跟风富了起来，出乎中共的本意。但蛋糕做大，经济向好的时期，这不是问题，中共也不介意让部分国民享受改开的成果，因为它总是占大头，这部分跟风富起来的国民用一个词来讲，就是中产阶级，在时时刻刻的风险中战战兢兢，没有任何安全感，努力地维护自己的体面。现在经济危机来了，老百姓不消费了，不是从经济上而是从政治上来讲，实际上是要还过去对国民福利的欠债，不管中共愿不愿意，如果它不还清这笔欠债，中共就走不出危机。形势比中共强，不然中国就会弱化为一个大号的朝鲜，现在是它不想还，这违背他的盗国原则，不是出于同情心，或是中共良心发现，现在是倒逼着中共，如果它不做，人民没消费就支撑不起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要么像美国，人民消费支撑起强大的国家实力，在这个国家实力之上，能支撑起强大军事工业实力。要么像苏联，人民没消费，强大军事工业就是一个空中楼阁，耗尽国力。
当年美国的福特工厂能生产一百万辆汽车，当战争来临时，它马上能够转产生产十万辆坦克，当战争结融后，它恢复正常，仍就能造它的一百万辆汽车甚至更多，因为有一百万美国人要消费它。
苏联乌拉尔机械厂当年能生产五万辆汽车，当战争来临时，它能转产五万辆坦克，当战争结束时，它扩张的产能能生产五十万辆汽车，因为一辆坦克值五辆汽车的价值，但还是只能生产五万辆汽车，那四十五万辆的产能只能放空或闲置，因为没有多余的人民消费来买它，但扩张的产能不能丢弃，因为随时要准备战争，这样就必须拿高尔基汽车厂的利润来和其他企业的利润来对冲这种无效的乌拉尔军工企业扩大产能后的闲置，社会的总利润就这样被军工行业吞噬，国力就这样被拖垮。
如果中共还把民富与国强放在对立的一面，还在实行千年以来的商鞅路线，那么要么看到，比亚迪的汽车消费一再下滑，它本来在战争来临时，可以转产生产大量的军用汽车和装甲车，但因为没有人民的消费，它的企业无法做大，它的产能不断地萎缩，所有中国企业都将面临着它类似的命运，接下来，因为没有人民的消费，国家的总工业实力就会被削弱，或是仍就维持一个没有消费的庞大无效的工业总产能来吞噬社会的总利润，就像前苏联发生的故事一样。那么最后，不用猜，中国是能讲好福特公司的故事还是苏联乌拉尔机械厂的故事呢。天朝相比过去的专制王朝有一点不幸，时代变了，它面临的不是一个农业时代，那时代民穷跟国家的强大没有正相关的关系（关于这个话题我在别的文章里谈到过，这里不再赘述），民穷比民富相比更有利于专制的集权统治。
但工业化时代不同，上述所举盒子证明了，现在工业和信息化社会，国家要强大，如果当政者还有一点野心想成为伟大领袖，它将面临一个独裁者悖论，他要想伟大，国家必须强盛，国家强盛，人民就必须富裕。但人民富足就一定不会容忍有伟大领袖的存在，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朝鲜，统治者没有构建人类命运体的雄心壮志，它知道这个悖论的存在，它选择躺平，以极度的自私让人民贫穷下去，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感，它不同于天朝，统治者只想保命。
另外说一点中共得以维持它的统治，是它靠了两桶金，第一桶金是它建政后，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是靠前苏联的援助，内靠掠夺资本家的公私合营。邓时代的改开是靠美国的西方援助和下岗工人的原始积累。
而且中共还有一个奇怪的悖论，谁帮它谁倒霉。例如农民帮它夺取了政权，结果农民被户籍制控制成了贱民，工人在六四时没有反抗，结果下了岗。苏联帮助它，结果我不说。美国和西方帮了它，我不说。香港台湾改开当初帮了它，结果我不说。你猜猜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