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由于绝大多数人都身在墙内，所谓当局者迷，距离太近看不清国内的政治形格，但如果把眼睛向外眺的话，看看伊朗，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看清中国的过去和将来。伊朗目前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形态的死局，可以是一面很好的镜鉴。
所谓旁观者清，两个文化种族都差异巨大，但两国的当代史却走上相同的路径，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都是统治者用意识形态工具锁死了国家发展民生增进的可能性。伊朗用的宗教，中国用的是所谓马列主义，千万目前这种悲剧的原因却并不是来自统治者而来自统治者治下的人民，当年两国都发生了革命，是人民更确切地说是人民中的精英和知识分子，而不是革命者——他们成了革命成功后的统治者——选择和拥抱了激进主义或激进信仰。中国选择了马列主义，伊朗选择了宗教的激进教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大量知识青年跑向延安——他们将是未来中共治国的中流砥柱，尤其是国统区的喝过洋墨水知识分子也倾向中共，闻一多，李公朴可谓其中代表，国民政府的统治确实不尽如人意——在战争状态下有着现在看来只是一种低烈度的腐败——，但却放着旁边的所谓中共边区政府中根本没有自由人权而不顾，老蒋只是自由多与少的问题，而中共却是有与无的生死之境，老蒋只是次坏，而中共是最坏，而意欲打倒蒋的统治而重来，给了中共做大的机会，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对此视若无睹。中国人的国民性在此暴露无疑，国民性中根深蒂固的激进主义传统让国人相信他们能做到最好，能在人间建成天堂（中共恰恰利用了这种国民性许诺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盲盒），中国人与西方人民族心理不同点在于，我们相信人定胜天，在我们民族文明史上才会有愚公移山这种故事存在，例如至今还在用的成语，“弯道超车”，“四两拨千斤”，可说是很好的说明，国人做事讲究一个“巧劲”，总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收获，不唯实，总希望一口能吃个胖子，反映在制度选择上就是“一步到位”，走那么多“弯路”干嘛，直接进入到“共产主义”岂不是最好。在这一点上，毛时代的赶英超美酿成的巨大的民族灾难，三年大饥荒，可以谓是登峰造极。西方人不一样，只唯实，不相信捷径，因为他们刻在骨子里的宗教熏陶，让他们相信有些事是只有神才能做到的，这反映在制度选择上，他们从来不相信有最好的，甚至有次好的，只能在次坏与最坏之中作出选择，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有那么强大的保守主义政党的存在。
结果，人民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选择了中共而要打倒老蒋——这跟当年伊朗民众拥抱霍梅尼是何其相像，先民中的精英们相信社会主义天堂能在中国建成，有一个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在等着他们（国民性中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容易受骗，所谓精英激进，民众盲从，这这里不多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以后另有专文论述），然后不顾一切捣毁老蒋的统治基础，当年国统区学生运动，教授们的游行示威，所谓的反饥饿反内战等等运动，结果终于把次坏的国民政府走到了台湾，在一个小岛上实现在正果。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我向你们和我的先人吐口水，经过他们的墓碑时我就想滋你们一身尿。如果还看不清这一切，那就看伊朗更清楚，这与伊朗当年人民痛恨巴列维，中国痛恨老蒋如出一辙，两个国家都选择了宗教或意识形态浸没强入世俗生活，造成了国家发展的停滞，国家得不到一个正常发展路径，虚幻过后，两国都由此而悬空产生了一个特权利益集团高高在上，毛拉们和书记们，只是后者更无耻更露骨地维护自己的权力，伊朗至少还有一个在承认神权之下的民主选举，好歹能在一定程度制约统治者的贪婪嚣张，但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则让统治者更加肆无忌惮。两个国家的未来都因此一政教合一制度而让走入了死局，在处于农业化时代的中国专制王朝，还可以通过农民起义加以纠正，因为造反成本低，一把菜刀，一支竹子就可以至少赔本赚个吆喝，至少再怂也不会相约而自杀，或是拿更弱者开刀。这样还能让国家恢复一个低水平化再度重复的王朝开局，至少王朝循环初局人少地多，老百姓还能重新入局，但在信息化的当代，这已经成为了不可能。我对未来很悲观就在于此，过去的农民起义，虽然不能让中华文明自我更新，但至少能让这个王朝更替的游戏能一再地玩下去，中华文明至少还可以挺尸般地存在，不像过去的什么玛雅文蛤或苏美尔文明因为内部形成了死局，文明更新谈不到，维持文明的僵尸化形态也做不到，只能一天天地烂下去，或等着被某个外部文明来摧毁，当下就是这么个结论，这不是危言耸听，从人们不再生孩子，人口渐渐消亡，这往往就是一个文明体开始走向灭亡的标志性事件，古罗马文明就是自此作为起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