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号上午,我和老孟从柏林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火车至中途,获知老朋友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广播是德语,我俩不懂,但是“刘晓波”三个字如雷贯耳。邻座的柏林文学节主席乌里,一下子将我举起来,而老孟却翻出一瓶56度的四川烈酒剑南春,三人迫不急待,连干三杯,顿时沦为三只口鼻喷火的大马猴。老孟强调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几乎可以和他的初夜相提并论,我噗哧笑了,他却呜咽了,搞得我的心情顷刻複杂。老孟哭诉道,1989年他还是学生,也在广场住过运动帐篷,还趁热打铁,与一女孩发生了革命关系。当时他遥望刘晓波等四君子,手拉手屹立在中心纪念牌前,发布《绝食宣言》,一望无际的人头或浪花在四周翻滚,呼喊着侯德健和刘晓波,顿时感觉一个人人爱国的英雄时代来了;没料到枪响了,血流了,一个人人爱钱的狗熊时代也接着来了。

我没听懂,就问下文呢?

老孟却结结巴巴,说十多年后,晓波都坐牢三次了,他才近距离看清此人,一张马脸,两只耳朵比马脸还长。晓波还送他诗集,还夸他的傻子画得挺有感情,是不是自己感同身受?他急忙摇头。晓波就哈哈笑,说智障儿内心世界丰富,所以出过好些功能特异的艺术家。

我还没听懂,接着问下文呢?

老孟却半晌没下文,仰脖灌一杯,竟然瞪大两眼反问我,他刚才说啥了?如此健忘的杔西我头一回碰着。有一种罕见的逆流病,症状是近的模糊,远的清楚,最远的事儿记得最清楚。难道?於是我试探着追究其婴儿时期,不料老孟挥挥手,去去去,少打岔,晓波在坐牢呢,我们该为他做点什么。

我抓耳抠腮,失语了。因为文学,我和刘晓波夫妻结缘於1980年代,出狱后,政治犯的共同命运将彼此牢牢拴在一块。刘晓波始终被大屠杀冤魂缠绕,不得安宁,於是他的后半生,一边是忏悔,一边是较劲儿。1996年盛夏,他和刘霞来成都,住我父母家,替我女友宋玉买了一大堆高档衣服,却偷了我的《哈维尔文集》。随后我们一道爬青城后山,住密林深处的农居,开始暴雨如注,转瞬皓月当空,舍命陪“歹徒”的忠忠,痔疮发作,忍痛趴在院坝中央赏月,晓波与他闲聊一会儿,就转身与我赌象棋,一盘十块,哪知才几分钟,我就连输三盘,於是蹦起来逃窜。晓波奋起直追,两人在林子里钻来钻去,相隔数步,都累得跑不动了。我说宁脱裤子不给钱。晓波说没见过这么不要脸。於是我哗啦两下赤条条,还踪上石梯晒月亮,捧着鸡鸡大叫:“舒服惨了!”不料晓波也同时扒光,并裸奔起来,他嗖嗖超越我,那胎儿般白晃晃的影子,沿石梯射向高处,树枝顶端是银河,他恨不得跑进银河,融入宇宙的胎宫,独享与天地往来的大自在。我扯开喉咙长啸,晓波在银河彼岸啊啊回应——当时我不晓得,十多天后他又要坐牢。在他被抓前几小时,我翻箱倒柜,寻《哈维尔文集》不着,正焦头烂额呢,电话响了,他在那端嘎嘎笑:“秃头你、你、你猜我在干、干吗?”“不晓得。”“我边喝四川绿茶,边看‘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要、要、要不要我给你、你、你念一段?”我顿时七窍生烟。可这坏小子随即被劳教三年,‘无权者的权力’成了他自己的狱中写照。

惊悉噩耗,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转移罪证。白发苍苍的父亲二话没说,就将一纸箱晓波在大屠杀后採访王蒙、王朔、阿城、崔健、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名流的手稿,塞进麻布口袋,然后如柴禾一般绑上自行车后座,再骑着满大街乱窜。父亲不愧老反革命,躲避跟踪挺有一套——可三年过去,晓波出狱,父亲却忘了手稿藏哪儿。老人家通夜失眠,抽了几十根叶子烟,云遮雾罩,也没能记起来。晓波只得悻悻作罢:“也、也、也许老爷子有一、一天会突、突、突然想起。”——真被这乌鸦嘴给说中了,三年后的深秋,父亲临终之际,突然想起晓波手稿下落,原来藏在我四舅床底——这也太保险了!四舅是国民党战犯,历尽磨难,绝对守口如瓶。就连两年前的隆冬,他临终之际,也没对任何人吭过一声。

我十分愧疚,晓波却十分宽容,继续错认我为乱世知己。由於当时互联网不太普及,他在软禁中,通过亲属地址辗转寄给我不少手书。在读完《六四·我的证词》后,他写道:“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於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天安门大屠杀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每当大悲剧发生,我都被人的邪恶与懦弱所震惊。反而对善良与坚韧的缺乏平静待之。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为了在一片黑暗中让真实闪光,美是真实的凝聚点。而喧嚣、华丽只会遮蔽真实。与这个聪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欧洲那样,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陆地就是家园了。我们是靠生命中仅存的心痛的感觉才活着,心痛是一种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状态。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时,它仍然不识时务地喊痛;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忆时,它记住那把泣血的刀。我曾有一首写给刘霞的诗:‘一只蚂蚁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脚步。’我没见过你的姐姐飞飞,她该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你的笔使我爱上了她。与亡灵或失败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如果可能,你去扫墓时,代我献上一束花。”

火车在回忆铁轨上碾压着,当抵达法兰克福时,虚无的铁轨还在延伸,脱离地面,越过起伏的楼群。在云层那头,同样虚无的旅客上下着。我似乎看见晓波从监狱出来,混淆在云一般聚散的旅客中。当我下车,从天边外收回目光,晓波却幻化成天琪,在月台等候多时。

我们大笑着拥抱,瓶底还剩些许残酒,天琪夺过一饮而尽,然后一道直奔世界第一的书展大楼。在这艘翻涌着人潮书海的航空母舰里,记者们蜂拥而至,我替代晓波,站在费舍尔出版社展柜前,接受了几小时轮番轰炸。我连连夸奖中共广告策略高明,选在去年圣诞平安夜判他重刑,让千百万不太熟悉独裁中国的西方人,一下子就记住刘晓波这个极普通的名字。记者们笑容满面,我心中却充满苦涩。你能去挪威替刘晓波发声吗?有个英国人问。我摇头。为什么?我要回国。

是的,我要回国。如果此刻在国内,我说不定会搞几米长的鞭炮来放,会通宵达旦与朋友们喝酒,万一警察不让出门,就在家自己将自己灌倒在地。我不晓得这个喜讯似突如其来的飓风,通过互联网,转瞬已传遍全中国。连狱卒也憋不住在第一时间告诉了晓波。被国保带去探监的刘霞,啥也没说,两口子就啥都晓得了,於是当着众多警察,紧紧拥抱。“晓波哭了!”两天后,我与刘霞通话,她在那端道,“提到天安门母亲没得奖,他哭了,他说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

我也哭了。晓波的话如山谷滚石,在我内心久久回荡。是的,这些年,我们曾数次撰文呼籲将诺贝尔奖授予“天安门母亲”发起者丁子霖教授,我们公开联名推荐五次以上。丁子霖的独子在六四淩晨被枪杀,风声鹤唳中,她作为遇难者家属,第一个打破沉默,向国际社会指控刽子手政府。接着的20余年,丁子霖夫妇一直被软禁,但他们根据一星半点线索,经过若干民间渠道,间接或直接寻访,竟然串联起180多位六四难属,形成影响深远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大夥儿互相激励,蒐集屠杀证据,记录真相,通过纽约的“中国人权”出版成册,并年复一年上书当局,追究罪责,令独裁者坐卧不安。晓波对我道:“丁子霖的工作令人想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后者的写作主题是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记忆。颁奖辞中,‘把个人关注化作对所有暴力、仇恨和压迫的普遍谴责’,也适用於丁子霖。”

“这个期待别人获奖的囚徒,自己获奖了!”我感歎道。而在万里之遥的北京,地下乐队“舌头”主唱吴吞,一个秃顶的瘦猴,正顶着刺骨寒风,在几十名头缠黄丝带的异见分子簇拥下,唱起献给晓波的《一万个名字》:

人类将不再吃粮食,不再做爱、生儿育女
监狱将没有囚犯,医院也没有病人
围绕在人类身边的物质,与每一个被物质围绕的人
每时每刻都在等待
这个美妙时刻的到来

飞机落在树梢上
小汽车们停泊在水面
树木结满五颜六色的石头
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刻

甘地得到了它,一个印度人杀死了甘地
马丁.路德.金得到了它,一个杀手干掉了马丁.路德.金
曼德拉得到了它,成为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
一个中国人也得到了它,可他许多年回不了家
这是一个黑色幽默还是一个美丽陷阱
反正所有的秘密都将公开
谁也不能再把自己藏起来

下一届诺贝尔和平奖
会颁发给全中国每一个人
提高我们的GDP
带动我们的内需
反正总有一届诺贝尔和平奖
颁发给全世界每一个人
你、我、他
再也不用害怕有人生活得比他好
动物、植物和每一个细胞
再也不用害怕有人生活得比他好
每一个充满荷尔蒙的原子弹
再也不用害怕有人生活得比他好
我们去奥斯陆还是阿姆斯特丹?那里的男人和女人
头戴花环,腰间围着树叶
站在大街边的橱窗里
他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果实
我们的微笑就是他们的证据
再也不用害怕有人生活得比他好

这首歌很漫长也很单调,可以颠来倒去唱几小时,或几个晚上。但很奇怪,这就是当时地下最流行的歌。据说因传唱这首歌被抓的,有好几十人;而聚在刘氏夫妇住宅楼外放鞭炮、呐喊、唱《国际歌》被抓的,就更多了。

几天后,刘霞电话被掐断,六神无主的当口,我也死瞪着国内递来的视频,催眠似的,循环欣赏了两小时。深更半夜,老孟从酒店地铺抬起身,说刚梦见这歌手被暴打一顿,因为只有暴打,才能让他暂时闭嘴。我说有本事你弄一首比这更长的。老孟说河南拉麵比这更长,书展大楼附近有一家温州人开的河南拉麵,我们明天去吃。

次日我俩各整两碗拉麵,加双倍羊肉,老孟买单。接着继续逛书展,今年主宾国是阿根廷,所以中国摊位仅两名僱员,其中一名还蜷在柜台后打瞌睡。我俩拐进去,见书架上陈列了两排《邓小平文选》、两排《江泽民文集》,剩下一排,才是稀稀拉拉的传统书籍,有《中医保健》、《太极拳谱》、《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中间夹带几本当代作家小说,王蒙、铁凝、莫言之流。我惊诧道:“咋回事儿?”

那僱员乜斜道:“什么‘咋回事儿’?”

“就你俩?”

“还有仨呢。”

“在哪儿?”

“逛街去了。”

“这么寒碜?去年可来了1000多人。”

“去年咱是主宾国,‘文化奥运’嘛,是骡子是马,总之,有点名气的文人都拉过来遛遛。包租几层楼,日日有多场活动,未来的头号人物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肩并肩亮相开幕式。”

“是啊是啊,铁凝和莫言都讲了话,称赞歌德和孔子。”

“是啊是啊,大展宏图,扬眉吐气!”

“是啊是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是啊是啊你们从哪儿来的?”

“国内来的,我们以为今年还像去年那样。”

“咱再有钱,也不能年年主宾国。”

“中国人民都站起来了”

“也不能站着不走啊。毛主席说完这话不也走了吗?”

“哈哈哈,可今年刘晓波得奖了,中国人民还站这儿。”

“你说什么?你们是?”

“我们是刘晓波的同行,异议作家。”老贝不知何时流窜过来,在我身后抢答道。僱员大惊失色。老贝则拢拢长发,咄咄逼人:“整个法兰克福书展都在传诵这个中国囚徒的名字,你没听见?”

“刘晓波搞政治,不是作家。”

“邓小平、江泽民才是作家?”老贝指着书架,“占整整两排?这不是政治?”

“傻逼!”老孟怒吼一声,惹得过路的纷纷侧目。老贝瞄准机会,火速打开随身书箱,捧出一摞书叫卖道:“刘晓波知道吧?首位中国籍诺贝尔奖得主,我是老贝,他的流动书柜!”又用英语重複一遍,好几个老外顿时围拢来,老贝一一分派,可惜是中文,人家翻了翻,又还回来。“我靠,早知道就出双语对照了。”老贝咕哝道。接着率领我们转战隔壁的台湾展区,近两百平米,门脸气派,靠墙书架码满古今中外图书,重点推荐的,摆放在外围柜台,与中国展区的寒碜形成鲜明对比。老贝趁热打铁,寻服务小姐勾兑,问是否可将“倾向出版”的书放这儿寄卖?小姐笑问:“先生您是‘倾向出版’推销员吗?”老孟抢答:“还是社长、总编、销售部主任和收银员。”老贝面色潮红,可不便发作。小姐一愣:“既然这样,先生,给你一平米展示专柜行吗?”老贝按捺住狂喜,慢吞吞道:“这个,这个,也行啊。”“租金一天一百欧。”“什么?!”老贝怒吼一声,大鹏展翅般奋起双臂,小姐哆嗦一下,忙转身叫经理。老贝闪着裙裤,激动得原地乱转:“我哥们儿刘晓波!诺奖得主!《零八宪章》!还关牢里知道吗?!”众书客闻声,蜂拥围观。我急忙陪笑。三人随即火速撤退。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9期 2015年1月23日—2015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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