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这则旧文，因为在微信上发此文，我的微信被查封了，足间当局仍很在意他们死祖的。
记得老毛死后的三则亲历掌故，若编辑出版一本《老毛死时你在干什么?》，应该有点意思吧）:
其一
老毛死的那年，我正上小学高年级，当日全校师生都站在毫无遮掩的小雨中给老毛开追悼会。雨凉风阴，人脸皆梅色，身子瑟瑟也是自然的了。
看着同学老师在阴冷而有些肃杀的雨地里嚎啕或者暴哭，或哭的声嘶力竭的倒卧在雨地上抽搐，或呕呕噎噎的拽长声的哭嚎。当时我觉得奇怪——又不沾亲带故的何必如此难过呢?就忍不住偷笑了，这与政治一点无涉，就是人性和本能。事后老师拧著耳朵逼问我，而耳朵拧红了，我也只是瞪着她——这是个狼虎两边怕的局面，我小时候淘极，老师若敢说我在追悼会上偷笑，我一定会说她也在偷笑。老师深知我的顽劣，就是拧着我的耳朵等我招认，我一直瞪着她死扛，最终以我耳朵通红而她没可奈何而告终。
而另一个叫周止歧的同学，可就没有我幸运了，据说他当时也在偷笑来着。事后经不住老师的“拧耳功”，就招认了，结果是耳朵被当众拧出了血，加之出身富农，小学毕业连初中都没上成，最后好像是学了木工。
其二
尤为可笑的是我的大伯——
他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却从他当水利工程总指挥下属的知情中，发现并提拔了一位大学校长和一位科学家（愿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所长）。这两个人当时都是水利工地上我大伯手下的青年民工，而两人的家庭出身都不好——一个富农，一个是资本家。在当时推荐上工农兵大学肯定是无望的。
可我大伯极看重这二人，断言:在水库工地上这批推荐上学生的人中，要么这二人和大伙一起去，要么水利工地上推荐的二十几个人一个都不许去!
他为人固执，那几日每日就守在电话旁边，直到送走他俩上了工农兵大学。
多年以后，我问大伯:何故担着风险偏爱这两人?答曰:无他，一人毛笔字写的好，另一个人象棋是整个水库工地第一名!
也是因为象棋，断送了我大伯不小的官运（六四我坐牢，大伯抹下面子找过当时的西安市公安局长，这个他曾经的部下对他说:其他啥事都行，这事难!再说咱的后人太犟，像你。大伯：像我就好，我就放心了，而这是另一则故事）。
老毛死，全国设灵堂并由领导带班守灵。我大伯时任一个正在修建的大型水库总指挥，守灵自当难免。
一日深夜，困倦枯燥，大伯想借棋瘾来耗时间，就偷偷叫了一个年轻人陪他下棋。当即被人什么人给告发了，结果立即停职审查。幸老毛刚死不久，中国就发生了巨变，也正是启用老干部之时，可正当壮年的大伯，却被提前退休（他本该享受离休的）。七零年末的养老退休待遇，比起以后他的同级别人，起码要少了好几倍，大伯一辈子好棋，最后在乡间郁郁而终。
大伯帮过的那位后来做了大学校长的朋友告我:你大伯是共产党中难得的好人!这辈子让两件事给害了:其一是五零年代大饥荒后，他在领导一个农村工作组时，鼓励农民拉牛退社（反对人民公社，鼓励互助组）受了降级处分。其二，就是他这个爱好——下棋。其实他是个臭棋篓子，我前些年还去陪他下过棋，可惜他一辈子都没下过一盘好棋，就是好爱下棋而已。
当即记起明代散文大家张岱如是的感慨：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我大伯是个可交、深情且有真气的犟人，这四九年前参加中共人中，应该不算多吧。
其三
一位搞英美文学翻译的老兄，给我讲过他自己的一段经历——
他当年在四川插队下乡，因为所谓家庭出身不好，到了1976年他们那个知青点，几乎都当兵、招工走了，就剩下他们三个黑五类子弟了。而好处就是他能放心大胆的“偷听敌台”。当年9月的一天下午，他突然从“敌台”上听到“老毛死了!”。
激动的不知如何是好，若当众表现出高兴又怕被人举报报，不发泄出来又憋的难受，就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边跑边用四川方言大喊:啦个老狗日的死咯!啦哥老狗日的死咯!
边狂奔边大喊，直到累瘫倒在空旷的野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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