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简介
林牧，1927年10月生，男，汉族，浙江义乌人。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秘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期间曾受到长达12年的政治迫害，曾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8年劳改。
1989年，林牧在北京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六四”事件后第三次被开除党籍，从此不再担任任何行政和学术职务。1995年，被推选为“中国人权”国内理事， 1998年改任荣誉理事。2006年10月去世。
访问整理：周勍
录象：张兴杰，采访助理：汪霞，影像剪辑及后期制作：周兴
访问时间：2001年1月30（农历大年初六）——2月3日
访问地点：西安市小寨兴善寺东街林牧书房
一、出身和童年
祖父奇特的经商信条也能发家致富
辛亥元老的父亲是个三教九流无所不交的人
十一、二岁第一次绝食，却种下了我一生难以数记的绝食因缘
我的原籍是浙江义乌县，现在叫义乌市，我出生在陕西安康小南门外骆家庄，原来家里给我起的名字叫传桂。我的家里在那个时候可以算是个中产阶级，就是地主资本家。从我的祖父开始就发达了，在当地算得上比较富裕的富商了。家里主要经营的是山货，汉江流域的桐油、木耳、药材等，先把汉江流域的药材收购过来，用船收购到汉口，我们家在汉口有货栈，当时从安康到汉口下水船顺流是七天，上水船逆流要一个月。从安康到汉口是下水，下水船一个星期运到汉口，把货下到我们自己的货栈后，就把那个木船卖了，然后在汉口买洋货、绸缎和布匹等，买齐了洋货再运回陕南卖。
我祖父我没见过，他是个学徒出身的富商。学徒以后自己经营买卖，我祖父传下来的一套商业规矩放到现在就不行了，可是在当时，你看过那个《大宅门》，就是讲同仁堂那个。当时能致富的商人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诚信经商。后来他又留了这么一个遗训——不许缺尺短秤，不许抬高市价，不许垄断市场，大概就这么一套吧，最后一句话就是“如果不遵守这个家训，必定灭绝子孙！”当时他们就这样经商，靠这样的经商信条也能够发财。而我父亲出身就是小老板，读书不多，在他的青年时期，在安康参加过辛安起义。
那会他已经是从义乌到了安康了，在安康经商。浙江人在外面经商的很多，他是怎么参加辛亥起义的呢？当时从重庆孙奎武（革命党人）他们那儿派来一个叫汪甦的，我是他的干儿子，他是重庆人，我的干妈是重庆的名妓，他们的婚姻很传奇。我干妈当妓女的时候，他就经常窝藏在妓院，不巧被满清政府抓住了，判了斩立决。营救干爸的一方面是同盟会的人，另一方面就是我的干妈，他们当时还没有结婚，可两方面当时都出面托人花钱哪，把人就救出来了。救出来以后，他在四川不能容身，同盟会就派他到安康，重庆到安康是很近的，到安康他是通过经商，结拜了一些小兄弟。辛亥革命的安康起义很有代表性，安康当时是个府，就是整个一个府的起义，领导起义的人都是商人，我干爸的小兄弟都是一些富裕的商人，可是这一批商人子弟，辛亥革命成功后都成为地方士绅了，很有政治影响力。
父亲当时在里面处于什么角色，我不清楚，反正他是手持武器打进安康府衙的。
我父亲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好客，他外号叫小孟尝，他的客人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他是当地的佛教会会长，慈善会会长，救济院院长。他结交的人包括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父，和尚、道士，以及共产党、国民党。反正我们家里每天都有客人食宿，每天都有人吃饭，各种各样的人。我父亲还有一个特点：是个雄辩家，口才很好，而且能说会道。在军阀混战的时候，每次他都是谈判代表，遇到兵临城下的时候，总是从城上弄一个篮子把他吊下去，他去跟对方的军阀谈判，一般都能起作用。我们家的商号，有自制的信封，拿着我们商号的信封到土匪出没的山区去收购山货，没有人挡，土匪不挡，知道这是骆先生的商号。
商号叫恒茂盛。我父亲叫骆益诚。他担任过安康的商会会长，但没有正式做过官，他始终是忠于孙中山的。他后来和我的矛盾就是他不反蒋、不反台湾、不反国民党中央，因为国民党政权是代表他们的正统政权，蒋介石再不好，也是他的同乡。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就是我父亲喜欢救人，有关进监狱的他去保出来，就连判死刑的他也能给救出来。军阀时代商人也常常会无缘由的犯罪，军阀发给你的土货（烟土），商人不用，他就要杀你的头。我父亲结交的人很广，其中包括商人，国民党的党政官员，还有就是地下党，可我父亲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他始终相信蒋介石。我父亲虽然不相信共产党，他相信三民主义。可共产党中有朋友坐监狱，他也给保出来。反正是做好事嘛。比方说刘华，后来是陕西省商业厅厅长，就是我父亲保出来的。他当时是地下党的县委书记，父亲并不相信他的那一套，反正我把你救出来，你干得再不对，也是主义之争，也不能杀头，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父亲对我的教育基本上是放任，这反倒使我从小养成自由的天性，其实我们家里不封建，特别放任。我在家里也是比较娇惯，一个是家里富裕，一个是我从小学一直到中学都很优秀，我在家里比我的弟弟或者其他人生活都优越。我的童年比较特殊，就是在家里读书，也不是私塾，就是在家里请人来教，《四书五经》就是看看，不用背诵，学校的课本要学，作文算术这类常识要学，开始学作文，是文言，文言后改白话。后来就是在学校上学了，但家里还是请家庭教师，主要是教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和古文诗词方面。
在童年中跟父亲有关的具体一件事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在家里绝过食。当时我大概十一、二岁吧，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不愿意被干涉。因为我对家里有几样事情不满意，一件就是待客的有些礼节，像家里来的他们认为是贵宾的，比如近亲，近亲也不多，都是从外省来的。我是长子，贵宾来了，我得沏茶，斟酒，我对这个很不满，我经常反抗，斟酒按次序是坐上席的，先给左边坐上席的斟酒，酒八分，茶七分，不能满了，坐上席三个人，随后再倒上中间和右边这两个人。这样随手倒就不行，你得退回来，转一个圈子，再给右边那个坐上席的斟，我对这些都很反感。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过分关心，比方说到外面跟同学玩到天黑，家里就认为是大事，家里那些佣人就提上马灯，到处去找，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绝食。
第一次绝食也就是一天，家里就受不了了。家里人要给我说好话，我从来不跟家里讨软。可从第一次绝食，到现在绝过几次食都说不清了。仅文化大革命在监狱里绝食的次数都说不清。
小时候绝食以后，再比较重要的绝食是在文革监狱里。
在国民党时期还没有绝过食，因为他们没抓住我嘛，他们刚要抓我，有人送信我就跑了，送信的就是特务。在我们家乡的时候，要抓地方士绅家里的所谓罪犯，他们有顾忌，抓不了。
我再给你补充一下我父亲的故事，有一次我父亲到安康四周稻田集中的地方，住在一个老秀才家，这人在当地算知名人士。有一天突然一个跨省的大土匪进村，当时这个大土匪很有名气，叫邱正德，后来在西安枪毙了，突然带着兵进村了，这个村子人都跑了，我父亲说大概是绑票来了，也逃不脱，就让他绑嘛。邱正德很有礼貌的进来了：“老先生，我们没别的意思，我们是久仰老先生是当地贤达，广交天下豪杰，我们是路过这个地方，听说骆先生到了，我们来拜望一下，见一面就走。”我父亲叫人把主人叫回来，酒菜款待。邱正德说：我们只喝一杯清茶，不打搅了，酒饭菜我们不敢当，只喝一杯清茶。我父亲还拿出随身带的钱：“交朋友，路费还需要的嘛。”“怎么能拿老先生的钱呢？”邱说。
我父亲为了抗日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收编的一个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队伍。他们一个是北平朝阳大学的学生，一个是西安中学的毕业生，弟兄两个，大地主，既不和共产党合作，也不和国民党合作，就是搞他那一套农民政治吧，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以抗日为名，希望大家共同抗日，就在我家里谈判，通过我父亲介绍，他们兄弟被收编成一个旅，结果到了西安以后，却把这一个旅都分散在国民党的嫡系部队里，其他不用的人都打发回去了，后来还把兄长借机给枪毙了。
中国的社会，当时是个乱世，有很多是不属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而且是大学生领导的农民。他有他的一套理想，一套政治纲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