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动荡的学生时代
17岁的同盟会员
一气考上了四所大学
中校军统特务报信使我逃出西安后来也因此给我留下了祸根
逃亡中睡在上海的柏油马路上向巴金求救
我再说自己，我是17岁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上高二的时候，我不是共产党，当时叫第三条道路，它的纲领只有一个，英美式的民主战争。开始在学校里搞学生运动，我并不活跃，因为我的家庭是国民党家庭，因为那个学生搞活动要选一个，当时叫护校委员会，要赶走反动校长，要保护好的教师，他们要选个主席，我是不问政治的，为什么我被选成主席呢，因为学生选，一般是看成绩，他选高三的，没人干，高三马上毕业了，就要考大学。而高一以下的又带不起头，初中的更不行，一般是高二，选的是学习第一名。我当时是第一名就选成主席了，从此和政治就再也脱离不开了。我父亲也希望我成为个学者。当了学生头头以后，我原来一个中文老师，是东北人，把我发展成民盟会员。
他个人我不太了解。现在也不知道下落了，他反正是民盟会员，我入民盟那就是一句话。后来要抓我们，在国民党的外来派和地方派引起斗争，外来的就是军统，国民党县党部是本地人，是中统，不赞成说：“你不能对付地方士绅，这人是辛亥元老的儿子”，后来就闹到专员那去了，他叫许卓修，是钱大钧的女婿，很能干的人，安徽人，专员还是很有政治手腕，他请安康地区一个最有威望的老人，是前清的翰林，北洋时代旧文学造诣最高的，姓张，也是我的老师，家庭教师嘛。请这个人出面，叫家庭和这些老师们来劝阻我不要再搞这些事情了，张老师跟我谈了，也跟我父亲也谈了。
有一天，安康的专员许卓修，找了一个比较开明的士绅雷英齐（文革中他被枪毙了。西安事变时候，他是杨虎城的独立营长，后来到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因为杨虎城又被免职回家，回到地方是个绅士）陪他，到我家来了，一看国民党的政客比共产党做工作可是高得多，到我家的客房。我父亲把我找来，是这么说的：“有人检举你在学校领导民盟会，我是不相信的，老先生是党国元老，家庭教育很好，你在学校是高材生，学校教育也很好，我不相信这个事情，以后注意一点，不要干涉校政，你功课很好，马上就要考大学了。”陪同他的雷英奇就插话了：“专员，中国民主同盟是合法单位呀，传桂他就是搞也是合法的，这不是正大光明嘛”。我也不反驳，也不说话。“按你的成绩，考大学你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可以写几封信，推荐一下，西北大学的校长，西北工学院的院长，我们都认识，可以推荐你，地方也有责任推荐。”我知道他也是吹牛，在国民党时代推荐无效，还是应考，你一个小专员你怎么能推荐，除非是在中央组织部，给你设个特务，你不得不收，吹牛是安抚的。这件事情就撂下了。
我担任护校委员会主席，领导学生搞些活动，第一个活动就是反对反动校长，要把他赶走，进步教师优秀教师我们要保护，这都实现了。最大的活动就是响应“一二一”，一般都是大学响应，但是我们那儿就是中学也响应了。
当时安康也没有大学。高中是最高的。安康中学的校长是蒋文廉，中统特务，原来是西大的讲师，注册部主任。他在我们学校发展了六十多个“中统”。我们当时搞的最大的活动就是“一二一”运动，响应“一二一”运动，抗议“一二一”，屠杀进步教师学生。就游了一下行。学校开个会，发个声明。全学校大部分的学生参加了，我领着喊口号嘛：“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屠杀进步教师和进步学生某某某等”，再就是出墙报，墙报的名字叫“熔炉”，后来作为当时安康日报的副刊，我17岁是安康日报副刊编辑，把学校的报选一部分，在安康日报每周发一期，用“熔炉”做刊名，这期署名的主编就是骆传桂。当时安康报总编辑是安康中学的语文老师。
后来到西安考大学，那就是1946年中学毕业了，我休学一年，有一点病，大概是19岁，考大学那一年算是春风得意，七月份考，八月份发榜，我连考18天。给自己考了四个，替别人代考两个，一共六个，都考中了，还考了个武汉体育学院。我在学校一贯作弊，教育协会都知道。给女同学代考一次，她去贿赂排座位的人，把两个人排在一张桌子上，卷子一发下来就换下来。她答的什么？她胡答，我答的是她的试卷，她是我的同班同学，那时已经名花有主了，是天津人，在中学关系都很好。
这个女同学考的是陕西商业专科学校，后来在北京我们还有来往，她的丈夫不知道，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的另一个女同学把我带到她家去，她开始没认出来我。那个女同学是北京人：“你连他都不认识？他是替你考大学的”。当时她丈夫在面前，她没跟她丈夫说过作弊考试的事儿。体育学院怎么代人考呢？那个同学给那个对相片的人行了贿，我代他考文化课，他自己考专业，答卷子都是我答，对相片的人一对就不管了，不是那个人不管，这就是旧社会的作弊考试的办法。
我自己考的四所大学是西北大学法律系、西北工学院的电子系、复旦大学外语系、西北农学院水利系。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上西大？因为西大开学早，西北工学院签的慢一点。我已经在西大法律系报名，前三名公费，西工是机械电器电机全部公费，我在西大法律系，学期维持了一年。我考上西工了，西工开学迟嘛，第二学年人家查出来了，不许跨校。
当时的想法不想过问政治，将来当个工程师，有保障了，当时工程师很好，大概一个人毕业的时候有几种选择，有几个单位要你，原来以为不问政治，后来不是这样，确实不想过问政治，就想当个工程师，以后还可以研究学问。
上了学校以后就不成了，工学院闹得更厉害，成天抗议，反内战，反饥饿，而且这个反内战是两面都反，对国共两党的内战都反，并不全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是自发的，从成员来看，民盟占多数，学生会主席，正职是民盟，副职是地下党，可他不暴露，一到游行示威的时候，打旗帜的站在前排的是民盟的，地下党是不暴露的，民盟都是公开的。反内战运动的中心在南京中央大学，地下学联也在南京，也在中央大学，中央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叫梅振乾，后来也是地下学联的主席，南洋华侨，民主同盟，中央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副主席叫王世德，湖南大学的，梅振乾这个人被埋没了，因为他是民主同盟，反右派时自杀了。他解放后在南京银行，没有什么重要工作，地下党都当官了，他就是银行的一般职员。
反内战运动在西北是西工院带头的，持续时间最长，罢课时间也最长，我不是头头，我是印宣言传单，用油印机。后来地下学联决定，47年6月2号全国总罢课，当然国民党就知道了，国民党决定由6月2号零点开始全国抓人，叫你搞不成。6月1号天快黑了，我在西安，当时西工一年级有个建筑公园，现在是个中学，原来是西工分院，就是一年级和兼修班，二年级以上都在咸阳。我有个同乡叫李梦彪，他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和胡宗南也有关系吧，他开个商行，又搞政治活动，中央代表当然搞政治活动，我常到他那儿去。陕南有些人也常到他那儿去，他的家比较富裕，来了就吃饭嘛。有一天胡宗南的长官部有一个上校参谋张宏谟，他是军统特务，原来是安康县党部的书记长，到他家去，说是今晚上零点全国抓人，我看到名单有你，你赶紧走，我说我得回去拿点衣服，带点路费，我身上没钱，他说：不能回去，你回去各个学校一通知，我们一个人都抓不到，都掉脑袋了，马上得走。就这样，我想办法通知了几个人，连我一共六个。
我通知几个中学生，还告诉几个大学生，我的同学只通知到一个，就是戴杰，山东人，他逃了以后，又考了清华，后来是北京市人大常委副主任。现在退了，七十多了嘛，原来他就是搞工会，后来提拔专业人才提拔成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常委、人大副主任。我通知的大学生只有这一个，其余都是中学生，当时没路费嘛，那个军统特务张洪谟说：我看我身上有没有，掏一掏没带钱，把戒指取下来说：上火车不要走车站正门，我给你指路，从道北铁索缺口钻进去，如果查票你跟他说，我没钱，到郑州下去把这换了，给你补票。这个特务关系，纠缠了多年。
后来我的朋友检举了我和张宏谟的关系，我的这个朋友是西工一年级学生，他是水利系，我们还是同乡。52年检举了我的这层“军统”关系。后来查了好多年，再后来找到军统的这个为我报信的人，他在西安交大附近的劳改皮鞋厂做皮鞋，大概经过几次提审，这个人都说的是实话：和林牧本人没政治关系，他父亲救过我，对我们家都有恩，我是报恩。而且那个劳改单位写的是这个人劳改表现很好，判的是无期徒刑。他后来是病死的，不病死可能减刑。国民党把人情没有摧毁，共产党把人情摧毁了。
我从郑州换了戒指，大概四千多吧，从郑州逃到南京，住到中央大学，住日本式的那种木头房子，夏天热得要死，后来从中大又逃到上海复旦。
在中央大学我接触的都是些搞学生运动的，民主同盟的人。同时还有同乡是地下党，叫王天敏，后来也死得很惨，他的外号叫“毛泽东的干儿子”。他在中央红得很，共产党的旗帜举得很高，反右派的时候死得很惨。王天敏原来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他是陕南人，功课很好，他在中央大学水利系，解放后起先是治淮工程指挥部，后来是治黄工程指挥部计划处处长，管一大堆人，又是工程师，后来打成右派，而且是强劳，就在铁路边砸石子，黄委会在郑州，劳改不是劳教，强劳，那是比较重的，他给我写过信，让我到北京开会，从郑州路过某些地方的时候，给他带点吃的，他饿得不行。
我找过他，但没找到，他在铁路沿线砸石头，后来病死了，他的妻子也很惨，武汉水利学院的学生，国民党军官的女儿，他是极右分子，他妻子也受到牵连，工程师也被开除了，生活无着，她是湖南人，嫁了个农民，以后她又跟那个农民离婚了，带着她的儿子回到她丈夫的家乡劳动，一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来找我，我就给她找工作，我想水利工程师找个工作也不难，也不计较右派什么的。给水利厅写信，给水利厅打招呼，把这个女的用一下，原来是个水利工程师，但是水利厅一看是个老太婆，因为受折磨，年纪比我大。三中全会以后，我都五十一二了，她五十四五了，一看是个老太婆，人家不要，最后又回去了。
我在复旦大学还是很有趣，住在教师家里，国民党政府发现了内地有一批学生跑到上海，给上海大学下命令，不许收留外地学生，出了布告，复旦大学也只能把我们赶走，后来同学给我出个主意，你就明走暗不走，复旦住的也是日本式的木头房子，上面一层楼是不住人的，你把行李捆起来放到楼上去，人就跑出来，什么时候进去呢，晚上零点以后，我们就在马路上睡着坐着，大伏天睡到柏油马路上，一直睡到零点以后，复旦的传达一招手我们就从窗户跳进来，回到原来宿舍把行李从楼上拿下来打开睡觉，天一亮又把行李放到楼上又走。
吃饭怎么吃？我们六个人，三个人倒班，三个人去吃，然后三个人再去，第二批去，菜都是残羹剩饭了，这在上海当时都登了报了。苏州路桥，人力车上苏州路桥很陡，后面要有人推，推到桥顶，太太老爷们给丢几个钱，就干这个，结果干着干着又不行了。挨打，上海的流氓鳖三打，抢了他们的生意，后来在上海都登了报，大学生推洋车，被鳖三痛打。
后来就是三伏天睡柏油马路，很有热度，我内科外科都得病了，内科大概是虐疾，忽冷忽热，外科就是屁股上长了这么大个疮，七天七夜没有吃一点东西，也没有拉一点东西。后来同屋的同学，见我稍微好一点，把我拉到虹口一个红十字会医院，在那儿看病，来一个像护士长的高个女的，三十来岁吧。“我看你那样子，好像是学生吧。”我说是。“这个病要开刀，你有钱没有？”我说没钱，我是逃难来的。“我们是红十字会医院，我们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给你免费。”
后来商量了免费，割了那个大的脓包，还有内科的都免费。这中间还有点插曲，我想在那儿找点饭碗，只有两个人可以找，一个是巴金，再一个找储安平，我是储安平的老读者，也通过信，他当时不是民主同盟的，他是无党派。能不能给我找点工作，当个校对嘛，他在书店卖书，三联书店嘛。储说，你先回去，我给你想想办法，后来我就回到复旦，他回信给我说，现在内地来上海的学生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也很多，我很想帮忙，但是爱莫能助。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审查的时候查出来了，跟储安平的关系是怎么怎么。
那时写自传都是非常忠实的，什么都写。到上海逃了一趟，共产党最注意的，他们叫革命活动，我们叫民主活动，搞这种活动受打击以后的表现，看你是不是叛徒，逃难时查得很严的，都接触过什么人。
起先当然没问题，反右以后就查跟储安平的关系，到文革连巴金都捎上了，说我参加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我找巴金都没找到，而且巴金当时已经不是无政府主义了。储安平倒是见面了，不给我帮忙，我很有气：你算一个什么进步人士？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想办法介绍我们到新加坡找找民主同盟的胡愈之先生，一点路费没有，没办法，要有路费就好办，不要他推荐。
那时候坚决不到解放区去，从上海病好以后，上海也没什么希望了，往武汉走，轮船买了一个四等仓，就是没有仓，是个过道，到了武汉，找同学，住下来，也没什么办法。后来又接到西工同学的来信：你现在可以回西安了，不追究了。国民党时代就是这样，风头上抓你，就是叫你闹不起来。1947年9月回来上课了，到11月，国民党解散民主同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把张澜和罗隆基在上海软禁了。蒋介石下了命令以后，叫张澜宣布解散民盟，张澜宣布了，民盟中央在香港开会的时候，宣布张澜是叛徒，重新选举主席，我们是下边的人，我们跑不到香港去呀，唯一的地方是跑到解放区，因为民盟没有实力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