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人帮”倒了，我仍在暴风眼中打转
如何评价毛泽东掀开了我和一些人的新冲突
不知习仲勋还是万里用歪点子把我的一份报告转到邓小平手里
要提拔时我平空多了一条文革中揭发老领导作风问题且自己也和女演员不清不白
邓立群讲：林牧要来了中南海的陕西帮就齐了
我反到成了提醒耀邦“防止宫廷政变”的始作俑者
拖过提拔的年龄线我无奈提前告老还乡
解放了，当然还是很轻松，还高兴了一阵子，这以后又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不久就和当时的常务书记李尔重发生冲突，他是个极左分子，现在还是极左派成员。他是从湖南调来的，李尔重经常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陕西农村那时候也搞责任制，那就是联产定额，这些他都反对，还很张狂，反对胡耀邦。我起先给他写一封信，写给他和省委第一书记，提出不同意见，送给他和省委第一书记。他当时还分析，列出几点，列宁怎么说的，毛泽东怎么说的，根本不改，还对我施加压力，我索性就寄给中央去了。没想到中央办公厅就开始发表了。
后来就是又跟省委第一书记对立了，起因是包产到户、大包干，省委第一书记坚决反对，搞农业的常委、省委书记常黎夫，人大副主任都反对，最激烈一次在省委工作会上拍桌子大吵一顿，外地的有些地委书记劝我，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不能在省委会上这么搞，大家都知道你是接班人，你这一吵什么都干不成了。
还有一次冲突就是评毛，在搞六中全会决议、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讨论的时间很长，草稿搞了多少次，在四千人范围里讨论，党政军的省军级以上，还有理论骨干，我是作为理论骨干参加的。邓小平提出来一个，毛泽东思想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正确的算毛泽东思想，错误的都不算，我在会上提了意见，说怎么区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各人有各人的标准，这也很难区分，马克思的著作都有正确的和错误的，没有人把它分割开来。八大以后有一段时间，不提毛泽东思想，提毛泽东著作，干脆不要提毛泽东思想，就提他的著作，他的著作不管正确、错误的，都算他的著作，要去掉毛泽东思想。
这就引起了一些领导人的不满，那时候还宽松，没有批判，从此就落了个抗上的名声。在西安一直很不愉快，省委第一书记这个人对我的思想很反感，但是又不让走，要给他写稿子。北京呢，耀邦说不能调你来北京，后来由朱穆之提出来，他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当时中宣部缺了一个宣传局长，朱穆之提出来借调，借调我先去起草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文件，这事他没跟耀邦打招呼，他就做主了。省委第一书记不放，他有两种心理，一种是还要我给他写文章，另外是不能提拔，他要压你。后来耀邦不兼中宣部长了，王任重兼宣传部长了，王任重调了一次，是中宣部研究室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坚决不同意，说他离不开。
后来我在省委宣传部都没有任何分工，不要我管什么了，弄得干部都有意见了，说最年轻最能干的副部长都没有分工了，省委第一书记说专门给他写文章，还是写的比较守旧的东西，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绝不让我搞。涉及开放的语言都不让我搞。到了1982年，也不知道是万里，还是习仲勋，出了个歪点子，把我写的一份对当前改革的发表意见，送到邓小平手里，肯定是他们干的，不然能轻易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看后就写一段批语：很有见解，是一个杰出人才，请中组部考察后调中央工作。于是就叫中组部考察，中组部就下来人了，是由副部长给陕西省委打个电话，说上边要考察林牧，我们就不来人了，你们省委写一个考察材料送来。H是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把他的秘书张勃兴提拔成副部长了，刚刚提起来，我的考察材料不让老部长写，叫张勃兴写，老部长当然还有点原则，考察材料，肯定是省委第一书记和H指导下干的，因为张勃兴动不了那个心眼，他不懂那一套，这个材料写得比较巧妙，做过什么，怎么好怎么好，都是在夸人。可讲到政治，文化大革命陕西是受打击最严重的，但是在这关键的地方，只搞了几句话，一个主观抗上，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前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做过不真实的揭发。就是说我讲过张德生有男女关系，这个事情完全是诬陷。
邓小平说：主观不算问题，抗上不行，后来习仲勋对我说：你在陕西干不成了，省委第一书记压你，到北京来，你还有点黑材料，到外省去，正好江西省省委第一书记找习仲勋，习仲勋管干部嘛，当时都选接班人，江西很难选出一个接班人，因为江西的赣南赣北赣西，山头林立，你要选几家都推，谁当一把手，省委研究从外面调来中年干部。习仲勋说那正好，林牧你也认识，林牧在陕西干不下去了，给你调去，先做常委秘书长，你退下来时候，接替你。
后来我没去，选了个妇联主任，江西省委通过中组部来调令了，我的职务都确定了，陕西省委由省委第一书记，常务书记章泽，还有管组织的副书记H三个人商量，同意放人，但是张勃兴提出来，不能安排得太高，他知道进常委就是准备接替第一书记，不能进常委，可以做秘书长。章泽不说话，后来他把这话跟我讲了，省委第一书记说就按你的意见报，同意放人，但是我们对你安排有意见，这个人只能做秘书长，不能进常委。后来在北京的汪锋等人说，你这个江西不能去，不能进常委，你去干什么？而且黑材料跟着你，你到外省，黑材料很难搞清，你还是到北京来，黑材料容易搞清，把我就调到北京。大概是82年9月份去的，他们商量怎么安排，调的时候习仲勋还说，当时要调司局长以上的干部进京，必须是书记处书记或者副总理以上的干部签字，习仲勋说我批下，我不签字，让万里签字。怎么安排呢，先放到科技干部局当局长，兼劳动人事部党组主席。实际上给习仲勋写点东西，改改稿子。
有些陕西老人，像汪锋、杨拯民等就问：仲勋你怎么把林牧安排到那个岗位？不能发挥他的专才嘛，这是个秀才，这是个写文章的人，搞调查研究的人嘛。
习仲勋说，待价而估嘛。
到了83年2月，发生一次被习仲勋、万里等粉碎了的“政变”：那是由陈云发动的，胡乔木、邓立群、姚一林、宋平等五个人参予的。
发生未遂政变以后，有一天，中办副主任，实际上也是胡耀邦的秘书周杰打电话：礼拜六咱们到中央党校去住一晚上，放松放松。后来我就去了，周杰和中央党校的秘书长跟我谈，他说是习（仲勋）来要来，他觉得他来目标太大。现在中南海很不平静，习叫咱们三人在这儿住一晚上，在这儿谈一下。现在耀邦身边空虚，邓立群管的政治研究室一下子搞了一百多很强的干部，但是这些人书记处用不上，耀邦也用不上。他们这些人专门给耀邦整黑材料。后来赵紫阳要解散书记处研究室时说：我不能叫你专门给我整黑材料。也就解散了。
现在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另外在中办成立一个书记处办公室，叫你来搞，只给你六个编制，三个大研究员，三个小研究员，大研究员可以是处级，也可以是副部级，小研究员就是处级，来应付中央这些文件。给中央起草文件、也起草耀邦的讲话。这个事情一号说他不知道，一号就是耀邦嘛。但是跟你说明，现在耀邦随时都有危险，你看怎么样呢？
我说：平时要是没有危机，光为了升官，我还不来呢，有危机我就来了。耀邦在西安那么大的危机都渡过了，现在总不会像过去那么厉害吧。
那你就等消息，趁这个机会，你就到外省逛去。随后，我就到广东、深圳去了。回来以后，周杰又跟我说，事情没办成，现在人家攻击得很厉害，说中南海成了陕西帮，耀邦是做过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原来是西北局书记，陕西人，现在是常务书记。胡启立，陕北榆林人，而八三四一部队的一把手杨德忠，又是长安县人。邓立群那一伙人说了，陕西帮现在就缺个陕南人，再来个林牧，齐了。
周杰提了另外一个方案：你跟邓立群谈去，纪律研究室缺个副主任，能调动就行，你先放在他那里。胡启立又去跟邓立群谈，邓立群叹气，说这个人我得了解了解他。怎么会不了解？谣言造得满天飞，说耀邦专门调了一个人，搞情报工作的，专打小报告。说我给耀邦写了封信，叫耀邦谨防宫廷政变。后来邓立群就跟他们的人说：胡耀邦、习仲勋要给我掺沙子，我不干了。
后来书记处办公室也没成立，我听到邓立群，还有中组部一些人给我造谣言，说我给耀邦打小报告，我到北京来以后，我有意不跟耀邦单独见面，五一的时候，耀邦那些老秘书、老警卫员在一起，耀邦也知道。可我现在还有黑材料，我不能去，写一封信，让他们带去，我不去。我给耀邦写信，什么防宫廷政变？我又不在中南海，我管的是科技干部，一天到晚打交道的就是工程师、农艺师，我知道什么。那些人说：是的，你提的意见都是很好的意见，没给耀邦提什么反面意见，根本没有什么宫廷政变，是他们那些人心虚。这件事就算黄了，我这个人不能进中南海。
当时我到北京家都没带去。吉凶未卜，还不知道北京的形势怎样。到了84年，科技干部局编入科委，成为科委一个普通的局长，我就不合适了，说给我另行分配工作，没事就在那儿等着。今天说到青海去做省长，明天说新疆叫你做北疆区党委书记。仲勋说：这都是整你，你不能去，青海省委书记那个姓赵的，那么恶劣，包庇杀人犯，无法无天的人。耀邦派的中组部副部长带着工作组阎明复去揭省委的盖子，都揭不太开。人家给小平求救，小平叫工作组撤回了。叫你去当省长，这你干不成嘛，你能干什么，只好退下来回西安。新疆自治区党委的王恩茂是好心，但是你不能去。北疆在伊犁，算是副省级，管三个地委，那个地方又是国际问题，又是民族问题，经常跟苏联哈萨克民族冲突，大量的逃亡，你在民族领域没有根，王恩茂能做主，因为所有民族干部都是他提拔的，你在那儿没有根，你受罪去吧。你到政法大学去，你不能当校长，你对司法不了解，你只能做第一副手，房子都给你准备了，你没学过法律，也没干过一天政法，教学不用你管，科研不要你管，江平任第一副校长，他管科研和教学。你搞人事工作、政治工作，还管基建嘛。
我说：你看我是不是搞那些工作的人才，我是不是那个材料？人事工作，盖房基建，财务我一窍不通。然后又是说让我去《法制报》，本来那里就有个比较强的总编，上边又有个社长，现在的《法制报》是三日刊，还是个司局级单位，明年改成日报就是副部级。我说不管哪一级，人家姓张的那个人很强，办报也是内行，搞法制也是内行，我是外行，为什么上来就给人降一级，我告老还乡行不行？我不干了。后来我还不到五十七，就告老还乡不干了。
中组部找我谈话的人说：你什么职务都不要，那谁给你发工资，谁给你管理生活？干脆我们给西北大学打招呼，你愿意做党委书记，还是书记兼校长都可以。后来我就去了，回西安我就找个合适单位，干几天我就不干了。
后来我从北京临走的时候，他们给我写了个材料，否定了1982年的考察材料。
赵守一他们都说，到现在好不容易才拿到否定的黑材料，人家就是为了拖你，五十四拖到五十七，作为提拔过线了，你要干，干什么呢，人家目的已经实现了，就拖你三年。我说我不管，我反正清清白白的告老还乡，这是85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