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两次大陆反日游行的现场。第一次是2005年4月在北京,第二次是2010年10月在绵阳。两次都是因为别的目的访问那些城市,偶然遇到游行。在游行队中,有人指着我说:“他可能是日本人。”但没有发生什么事。以后还会有机会谈到大陆的“反日”,这次我只想说关于中国人带着日本制商品参加游行的事。

在游行队中,很多人带着日本制造的照相机、手表等。参加游行的一些年轻人,举着“打倒日本鬼子”等的标语牌,用尼康等日本制照相机互拍或自拍。在游行队里,在网上,不少人指出“带着日本制商品参加反日活动”是“矛盾”的行为。有些人喊出了“不要带日本产”,有些人很冷淡地批判“他们的运动不全”。这些事情,在日本也报道了很多次。有些日本人通过这些行为认为中国人反日游行的目的实际上不是为了批判日本。

我在大陆遇到反日游行的时候,会理解这些批判的意见。但,一旦回日本,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要批判带着日本制商品参加反日游行活动的人。比如说,在日本,如果发生抗议美国、抗议中国的游行的话,很少有指出游行队里有没有人带着美国产、中国产的意见。在冲绳岛,即使带着可乐的杯子参加反美军的集会,也很少人会在意。喜欢可乐是跟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无关。同样,喜欢尼康的相机,本来是跟对日本政治、社会的态度无关的事情。在1980年代,在美国一些城市发生了“抵制日本制汽车运动”,那是日美之间贸易纠纷引起的。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发生了“抵制麦当劳”活动,那是当地的民众所抗议麦当劳和以色列的友好关系的活动。除了这些直接的原因,或除了“伊斯兰国”等极端地域,很少有为了抗议外国,去抵制那些国家制造的商品的活动。

而我在大陆的时候,不认为这样。在中国,反外游行要求不带那些国家制造的商品。不但很多中国人,而且不少日本人也在意「游行队里有没有带日本制商品的人”。如果不少人带着日本制商品的话,有些人批判这个游行不全,有些日本人放心。这意味着他们把反外游行视为仇日、攻击基督教等的超过抗议游行形式的一个文化斗争。

从19世纪前期到文革,在中国各地经常发生了攻击基督教、天主教的民众运动。在20世纪前期,经常发生了抵制美货、英货、日货等运动。这些“反外国主义”是跟义和团、五四、抗美援朝、文革等的大事也很密切,对中国的文化领域,特别是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上有很大影响。我觉得这些排外主义和国民意识混在一起的精神文化,目前还存在。例如,以抗议法国政府批判大陆的西藏问题而展开的不买“家乐福”商品运动,或者最近发生的抵制圣诞节运动等。不只是中国人,包括像我这样关注中国的外国人,很难摆脱这些有中国特色,很奇怪的思考方式;而那些带着日本制商品参加反日活动的年轻人,他们反而是很“自然”,很“正常”,很“普通”。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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