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8月5日，由在英国读书的27岁中国大陆留学生王汉铮，作为主要策划人在伦敦东区红砖巷主街E16SB两面墙壁的涂鸦墙上恶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事件，引起网络一片的热议。可除政治因素外的争议，涂鸦的定义和精髓是什么?别人的涂鸦是否可以涂盖?涂鸦作为一种现代艺术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等等这一系列专业问题却鲜少有人讨论。
兀自想起就涂鸦话题，我曾写过一篇长文《涂鸦：一个国家的活体组织切片》来。回想整个过程真的很是感慨：从1999年我在莫斯科小住时就开始关注并拍摄涂鸦，而搬到了“涂鸦的之都”的柏林后，更有了野猪进了玉米地之感——仅各种涂鸦照片，我在世界各地所拍摄就有5000多幅。
一部作品或一篇文字的命运和一个孩子一样，出生前父母可以在有限的范围里决定其是否面世的几率。可一旦出生，其命运和发展就要各安天命了，先天的遗传基因对其发展故然有些作用，可造物主后天匪夷所思的造化手段，往往则更令人错愕。而我的这篇小文写完后所历经的曲曲折折，就是一个切实的例证和注释，特别是于当今的中国——
写这篇文字的缘起，是一个主持《南天文学》刊物的朋友，看我发在社交网络上拍摄的涂鸦照片，就来约了稿。最后在刊物印制完成了又奉命全部销毁，这篇文字自然也就胎死腹中了，而禁毁刊物的缘由，仅是我写了涂鸦！给这家印制精美刊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害的我只有向约稿的厚道朋友频致歉意了。
随后《收获》又称好说可以刊发，随机又无疾而终，接着朋友又推荐给《南方周末》，我也同意将1万多字删为5千左右，可到了最后阶段仍难逃枪毙之命运。后来朋友又推荐给在欧洲办的一家周报，他们也要求删节后方可刊发。更有趣的是他们要求删节的部分，几乎和大陆几家报刊的编辑要求完全一致。尽管这些编辑们所受的教育、年龄段和人生历练各有不同，但他们的政治敏感度几乎是高度的统一！
不知是应该哀叹中共当局对编辑人员教育的“成功”？还是担忧严苛的文字审查制度，终将中文蹂躏且毁坏成为一种词不达意的残疾文字”？是为记。
在花开春未暖的柏林暗夜里，仍枯坐在书桌前为这篇文字如何开头而心燥神浮——因着我一直以来都固执地认为，要写一本书，一篇文章甚或一小段文字，其开头一句都尤为重要。
这就如同那枚最终成功孕育生命精子一样，从一次性喷射出2-3亿个精虫中脱颖定局，期间偶然和幸运自不待言，而其与卵子结合瞬间，就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这个生命基因和质量。
神疲心焦间，接到住在另一座城市朋友的电话，言说最近又到了自己一年里最难熬的时段：花粉过敏，哮喘难耐，时常整宿整宿的用被子垫起上半身也无法安睡。
急问，何解？
答曰：幸德国新出产一种口腔喷雾剂，气喘咽堵之际，只要用其对着过敏的咽喉部位轻轻一喷，紧缩的气管即可稍稍的扩展舒缓。可一段日子下来，在这气管的缩扩之间就有了点痒兹兹上瘾似的快感。
放下友人的电话，心头兀自撩开一道明且豁的缝隙：涂鸦之对于一个国家或者社会来讲，其功效不正是一剂专治过敏的脱敏剂么？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或者一座城市的主流话语权的掌控者来讲，必须明析持续出现的各式涂鸦，从社会层面来讲是另一种的“不同声音”的直接表达，是赋予钢筋水泥堆砌的废墟般城市森林新鲜生命的一种可能。而从个体层面，也是对主流话语的有限反抗，对压抑青春的一种叛逆。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约定成俗地对社会主流话语的表达管道，用我们人体的一个器官“喉舌”来称谓——党的喉舌或人民的喉舌，而这个部位也是人体上最容易过敏发炎的器官之一。
那么针对这个病变的器官，其良性互动的游戏规则就应该是这样的:欲使用抗过敏的口腔喷雾剂，先决条件是其咽喉必须有炎症，其次是病患身处的区域要具备发明生产此类药剂的客观环境；再则就是过敏症患者要有“医难自治”的使用意识和对其副作用的包容 ，而尤为重要的是主流话语的掌控者应该自知“寡人有疾矣”。
我常说一句戏谑之语：纯粹再往前一步就是纳粹，而极权的前奏必是极致。也就是说，一个过分强调并推行单一价值体系的国家或者社会，必然是一个僵硬且霸凌的活社会体标本，只要从其机体上随意切下一块病理切片的结果唯一的可能必是——癌症，且是中晚期。这就如同纽约、巴黎或者柏林等大都会里有涂鸦、肮脏甚或枪击案，而平壤则是干净、光鲜、整齐划一。而这对各自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又能如何呢？
至此，我兀自想起我们用“解放思想”或曰“改革开放”来定义这三十多年里，仅从文化艺术领域引进或者嫁接的西方艺术的表现形式或者流派种类，可谓全面广泛且多有“酸枣接大枣”之成效：摇滚乐，抽象画，先锋派戏剧，流行乐，各种流派的小说，甚至在西方也是绝对小众的行为艺术等，可谓林林种种，无所不包矣。相比之下，涂鸦之对我们大多数的城市却仍是当然的缺席者，闭目试想我们居住的城市，除了电线杆上的“老军医专治性病”或者医院厕所内侧门上“卖肾卖器官”这类真正可用“城市牛皮癣”来定义的小广告外，最多出现在每个人记忆屏幕上的又能是什么？而又会是什么呢？
我所亲历的两则在不同社会机制下所发生的相关涂鸦的事实，或许可供镜鉴——
被秋风卷走热量的午后斜阳一如既往的关照着中国北方空军某部的家属院，而大院里人们日子的静寂神秘，就如同1970年代初期“文革”飓风搜刮过的社会一般寡淡而单调，在一间平时关押违纪士兵的简陋且窄狭的禁闭室的地板上，端坐着两个儿童——女孩6岁刚过是姐姐，男孩4岁多点是弟弟。虽是初秋的午后，两人周身仍瑟瑟不已，而其脸上的惊恐与明显营养不良的枯廋却刺目而令人怜伤。
两个小可怜极像两只被诱入笼子里的断翼小鸟，在惊恐和绝望中苦等着未知的灾祸。“吭嚓吭嚓”，一阵在那个年代空军特有的硬底鞋踩在砖地面上发出的声响在门口响起，姐姐下意识的用已开始抽搐的细嫩胳膊，紧紧地揽了揽弟弟抖动加剧的肩膀。
“说！大院厕所里面墙上的反标是不是你俩写的？是你们自己写的？还是你妈妈教你们写的？院里的小朋友都看到你们写了，再不老实，老子就把你爸、你妈全都抓起来。说，快说！”
“我们家是受苦人，毛主席把我们解放了，我们热爱毛主席！我们没有写的。”两个怯怯的童声几乎一字不差地回答，其状极像一对在幽暗佛堂念经的小僧尼。其后，任凭这位粗喉咙大嗓子的陕西老兵吼叫或者诱惑，这一对小可怜仍是“念经”依旧。
面对如此摔桌子打板凳的威吓，在这间临时囚室里姐弟俩已苦熬了40多天——每天由父母送饭给审讯人员再转给他俩，吃饭睡觉全在这里面，不能见父母和任何熟人，不能乱说话甚至也不能哭，也没人管顾他们夜间是否孤独或者害怕。而正是他们在如此环境下40多天来几乎一字不差的“口供”，更加重了专案组的怀疑。
事情其实很简单：42天前，在大院的厕所里发现了一条用粉笔写的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由于从字迹上看似乎孩子所写，可发现时因日久雨淋已无法鉴定字迹，部队保卫科就用传统的排查法来侦办。
全院的孩子摸排下来，这对姐弟最为可疑——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当空军，其家庭成分一定是贫雇农或者工人出身。他们的父亲出身雇农且开国大典飞过天安门接受检阅，而问题就出在其母亲身上：不单出身地主，而且从两三岁就开始自己教儿女识字，而在那个年代的部队大院，学龄前孩子识字的又极少。这就应了说书人常用的切口：要问茬口，就在这头。
因而这对倒霉的姐弟被一关就关了整整42个昼夜。万幸当晚一个出身好且更高阶军官已上小学的儿子在其父的陪伴下向专案组自首：放暑假期间，大院里生活很无聊，他就写了这条反标，原本想等人们发现了报告警察，他想看疾驰而来的警车上一闪一闪的热闹。这个顽劣少年因着父亲的荫庇并无大事，而这对姐弟也于当晚释放回家。
这位故事中的姐姐是我当年的好友，80年代已经30多岁的她，在给我讲这段经历时仍身心惊恐不已。
其结果是她母亲对过早教会儿女识字懊悔不已，等到她的弟弟妹妹都到了识字年龄时，母亲自己不教，也拒绝让他们上幼儿园，而上小学时，两人的年龄都拖到了12岁！尽管那时早已经恢复高考且她爸爸已经转业到一所大学的领导岗位上，足见其母对文字招祸渗入骨髓的恐惧与后怕。而等到与她同关押过的弟弟都上了大学，仍然时常小便失禁且性情变得至今仍是木讷怯懦。
我逐问：“你们当时那个年龄，能如此回答专案组人员，看似太和年龄不相符了，是不是关押前父母偷偷教的？”答曰：“绝对没有！而且我和弟弟也没商量过，全是口心一致之言。42天，这几句话我们最少重复了上万遍！”
这几十年来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实，远远超过了小说家或者导演的想象和虚构，故而我自觉我们处在一个超现实的荒诞时代。针对一个国家或者时代，其作家或者艺术家的作品能如雨果之对于法国的大革命、托尔斯泰对应俄国的农奴制和沙特对于法国的“1968风潮”，如此既能反映当下社会的真实，又能为其时代引幡，这个社会或者文学都处在可救赎的正常状态。而反之，就是文学病了，社会疯了。
而另一则说来也有趣，涂鸦对于即使同一国度的不同城市的自由和宽容程度，都是一贴参考价值颇高的测试试纸。而就我居住过三年多的慕尼黑市面上的涂鸦或者政府对涂鸦的态度，在德国的大中型城市都是个异数，又是上述观点的一个佐证：作为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同时也是德国最有钱的城市，市民绝大多数人们都持保守的天主教信仰，富足优渥的生活，干净便捷的市政，相对于柏林，科隆或者汉堡，这里的涂鸦无论从品质和其在官民意识中都无异与“城市的牛皮癣”——且不说公共建筑上单调重复的涂鸦图案少之又少，就是政府在英国花园一个僻静的人鬼都难寻觅的所在，开辟的公开且合法的涂鸦区里面的画作，其品质幼稚而单调，大多类似幼儿园的外墙壁画。究其原因，可能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其创作过程中只要违背了它的属性，其结果一定是苹果树上结石榴。
一个人一旦在公开合法的地方涂鸦，其涂抹过程中因轻微违法叛逆所产生的紧张与颤栗、冒险僭越行为带来的艺术冲动，随时准备逃离心态所导致涂鸦线条的夸张变异，便立即消失，而如此境遇下煮出一锅清汤寡水，也是由因导果式的必然。
可就是在这个单调的地界，我却认识了一位为儿子的涂鸦行为和市政府打了7年官司的母亲。而其身份说来还真有点说头：俄罗斯裔、德国籍的犹太人，50多岁的德、俄两种语言互翻的职业翻译且是一直未婚的单亲妈妈。出生在莫斯科，上世纪苏联跨台前夕随工程师的父亲援助南非，在激情与燥热夹裹的开普敦，激情了一位不知国籍的男子，生下了儿子。因厌恶苏联而利用自己的犹太血统携子定居慕尼黑，儿子就成了她生活和精神的全部。
据这位母亲讲，儿子从8年级（中国的初中）开始就凸显了其绘画的天赋和随出生地而带来的热情冲动与叛逆——酷爱涂鸦且身体力行 。其间为了逃避警察的追逐，暗夜中滑着滑板逃离“作案现场”而屡屡摔伤，也多次因逃课去涂鸦被学校警告，最终被法官以损毁公物的累犯而起诉，若判决最轻也是“强制性社会服务”并附带罚款。其母以儿子是“言论自由”等理由变着花样的上诉，期间你矛我盾的攻防，这一场官民互杠的官司一打就是7年。其结果却是儿子考上了德国一间著名电影学院的摄影专业，而这正是其儿子有艺术天赋而缺少自由表达场地才无奈涂鸦的明证，也是法官最终撤诉的依据。
一日，在慕尼黑的一间咖啡馆，这位坚韧的母亲，指着已是三个孩子父亲的担任德国西部某电视台著名摄像师的儿子：“看看，这就是我的天才儿子！从小我就坚信他有艺术天赋，如若当时听任学校或者法官的狗屁说辞，哪有他的今天？！”
从面前这个典型德国中产阶层的中年男子身上，我已看不出丝毫当年涂鸦少年的痕迹，而能看到的只有母亲脸上的自豪、炫耀甚至张扬得意相间的神色。
而我这几天来为写这篇文字，在几个移动硬盘里逐一查找这些年来拍摄的涂鸦照片，在翻看的眼涩面枯之际，徒感现代科技发达所带给人的幸与不幸——我的童年甚或少年时代，若能拍一帧照片，那一定是节日一般的盛事。而再往前推二十年，拍照对普通人来说也是件奢侈的事体，可如今数码兴起，仅我而言照片已成了移动硬盘里电子垃圾的堆砌场了——仅涂鸦相关的照片，就储存了数千张！
我看着这一张张从俄罗斯到匈牙利，由布拉格到巴黎，再由香港到东京，又从西班牙、奥地利、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芬兰、瑞典、波罗地海三国以及美国各地的角角落落，拍摄最多的景物，竟然全都是涂鸦。原本打算各地选几张作为本文的插图，一看之下，仅我眼下客居的柏林一地就足矣——1000张可供选择且只多不少。
重头再把这些存储在移动硬盘里的涂鸦细细看过一遍，陆陆续续就用了三两天的时间，这期间就像用一个老式的手摇倒带机一样，在记忆的屏幕上把过往的时光点滴缓慢地摇曳：街角墙边那些一年四季涂鸦时都穿着涂鸦者标准的深色帽衫、无论冷热都用来把嘴以下部位裹的严严实实的各色围巾、时尚却油彩斑斓的运动鞋、无论新旧却都如同其涂鸦一样装饰的炫目个性的滑轮、滑板，混杂在喷漆桶、粗箱头笔、标记笔和刷墙用的长臂滚筒间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矮粗细各异的啤酒瓶子，涂鸦时因紧张激动而略显扭曲的面庞、喷绘巨幅涂鸦时随着颜料喷出狂野的线条、随着线条游走而其周身所显现出的力度和张力，以及其宛如战争年代偷偷张贴抵抗标语的城市游击队员般机警绝决的面孔……一个由衷的感慨从思绪中脱口：有多少毕加索和梵高都淹没在这些城市的角角落落之中 了！幸乎？不幸乎？
这些涂鸦中不乏酣畅的线条，惊鬼骇神的构图，其作品的品质与那些价格巨万的大师们的作品不遑左右，可面对他们的只能是永远的隐姓埋名、罚款、追捕甚或牢狱。那他们如此飞蛾扑火似得坚持的动机又是为何呢？可能仅仅是被挤压的青春叛逆血液的挥洒怒放，也可能是另类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个性表达。
在人们以讹传讹的习性中，一般都认为，愈是涂鸦多的地界，其必然环境肮脏，犯罪率飙升，尽管我在西班牙拍摄涂鸦时也险些被抢，在其他区域也碰上过有惊无险或者化惊险为惊喜的事体，而我仍要告诉大家的是这类传说是大大的夸张且丑化了。就我长期接触观察，这些背景年龄各异的涂鸦者，其绝大多数的性情共性则是腼腆，敏感甚或还有些害羞，而他们一旦对你认同之后，其群体认同感和接纳程度还是蛮高的——我游走各地，有时有朋友翻译，多数时间都是自己独自一人，虽则相互之间一句语言都不通，却能和他们勾肩搭背的嬉闹，进到他们隐秘的“巢穴”里就着一个酒瓶口轮流畅饮各色酒类，甚或还征得他们的同意拍摄其稍事遮掩的面孔和正在涂鸦时的工作照。而这绝非易事，须知，在时长一个多小时的德国相关涂鸦的纪录片《Berlin spricht wande》中，从头到尾，竟无一个涂鸦者愿意露面的镜头。
而罗列上述这些地名，绝不是浅薄的卖弄。再说在这个所谓全球化的当口，上述地方也是不能入小资们法眼的。之所以检视这一张张多年积存下来照片——有早年120机子拍摄而后扫描的电子档、有当年在莫斯科用美金卖都很贵的柯达胶片、还有为数最众的电子存档，就是想给自己为何能在下意识的情境下拍摄如此多的涂鸦找找心理动因。
记得我的一位在美国已是著名传教士的朋友讲过：一个成年人，如果还经常收集笔、本等文具，那么这个人的童年一定是从穷苦中走出来的。换而言之，就是童年生活是一个人一生的镜子。用中医的讲法，即是人身体里缺什么，就要补什么。那么具体到我这个至今连个像样的圆圈都画不好的人，为何又能对涂鸦如此感性呢？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