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殷罡教授商榷
2023-11-08
【内容提要】
1. 很多国际问题并非简单的正义—邪恶或者侵略—自卫模式，也可能是极端—极端，或邪恶—邪恶的模式。巴以和平进程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一切问题都在巴方，以色列诚心要讲和，而巴勒斯坦故意破坏和平，实质是双方激进主义不断破坏和平、制造矛盾的恶性螺旋式上升结果。
2. 在以色列内部，既有主张和平、世俗化、平等人权的左翼力量，也有强硬民族主义、保守宗教主义的右翼力量，并且近半个世纪的趋势是：保守右翼力量优势不断扩大，世俗民主力量逐渐边缘化。很多人基于并不了解以色列人口、意识形态结构，想当然认为它是一个普世主义文明国家，进一步联想它的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巴勒斯坦占领地政策是多么开明，其实这都是错位幻想。
3. 正像哈马斯用炸弹表达对巴以和解的不满一样，几十年来以色列右翼力量也在无所不用其极破坏和平，他们同样制造恐怖屠杀，故意激化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对立情绪，甚至不惜刺杀主张和解的本国总理，在残忍（近30年来，被暴力杀害的巴勒斯坦人是死于恐怖袭击的以色列人的20倍以上）和狭隘上，二者并无本质区别。
4. 以色列内部一方面有十分真诚的和谈者，更有一百分热情的扩张主义者。每次和平进程周期内，一方面是和谈，另一方面却又在扩大定居点，侵吞巴勒斯坦人土地。和谈只不过是这个和平进程周期的插曲，扩张才是永远的“正常节奏”，每轮和平进程结束，定居点人口都会有一次突飞猛长。所以，每次和平谈判之后，并不是和平更进一步，而是矛盾更深一步，问题更难解一步。
5. 每轮工党与利库德集团之间的和解与强硬的博弈，均以利库德大胜而告终，现在工党已经沦落为只有4个议会席位的小党。说明在以色列，和解最终是没有市场的，就像加沙地带一样，政治集团只有不断走向更加强硬极端，才会不断获得胜利。
6. 尽管我们可以找出很多证据表明，哈马斯或者伊朗等外力因素巴以和平进程造成很大干扰，但是历次巴以和平谈判的核心是以色列返还占领土地，允许巴勒斯坦人建国。巴以和解进程主要取决于以色列多大程度兑现自己的诺言，而不是其他。
因此，掌握国家政权和中东最先进军事力量的以色列强硬派，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意义，是哈马斯远远不能相比的。几十年来，以色列强硬派一贯以各种借口推迟执行和平条款，千方百计讨价还价，这是和平进程迟迟不能落地的主要原因。只要以色列强硬派一天不归还西岸土地，一天不落实两国方案，巴以问题就不可能有解决的机会。
7. 哈马斯需要战争，以色列强硬派也需要战争。以色列是一个东西方犹太移民组成的马赛克社会，他们需要战争来增强凝聚、避免分裂，需要战争占领的领土来安置移民；他们也需要地缘冲突，来强化与美国和欧洲的同盟关系。对于以色列而言，适度的、自己可以掌控的冲突最有利，一旦停止冲突，这个国家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内外挑战。
8. 谈巴以问题一定要基于事实真相出发，现在国内最让人费解的是，很多人脱离事实，或者完全不懂事实，去妄评是非曲直。甚至一些学者（当然不含殷教授），从想当然的意识形态坐标出发，为了反对而反对，不惜采用双标，背离人权、和平、正义等基本原则，陷入一种自我矛盾的困境，大大损害自己的公信力。
9. 最近社会出现的反犹情绪，笔者是极不赞成的。笔者最近写了很多巴以问题的文章，并不是因为对某个民族有仇恨情绪，而是认为知识阶层应该呈现更多真相，以方便人们更清晰辨别是非。笔者也坚决反对因为一个民族在某些问题上犯了错，就否认这个民族生存合法性，否认这个民族文明的全部价值。我们应该对任何针对巴勒斯坦或者以色列的种族主义言论，旗帜鲜明地说“不”！
殷罡教授上周发表了关于巴以冲突的万字长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殷教授是国内一个站出来讲话的中东问题专家，终于打破舆论场内，外行人颠倒黑白、谣言满天飞的局面，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公共担当，这值得我们敬重。殷教授提供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细节故事，显示出他在这一领域的丰富阅历。
但是殷教授的长文像一个被精心剪辑的搏斗纪实片，它只去呈现某一方出拳的镜头，而不展示这种搏斗是怎么引发的，另一方是怎么用更残暴手段还击的，从而塑造某一方完全是受害者的错觉。一个专业研究者，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国际问题最重要责任是展示完整事实和是非逻辑，如果表达是片面的，即使内容再丰富，结论也最终经不住推敲和检验。
现在很多人认为，巴以冲突一切问题皆在巴方，或阿拉伯世界+伊朗一方，以色列完全是个受害者，他们是在为生存行使自卫权。其实很多国际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正义—邪恶对抗模式，或者侵略—自卫模式，也可能是极端—极端或者邪恶—邪恶的模式。单从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讲，这是一个双方激进主义不断制造破坏和平、制造矛盾的恶性螺旋式上升结果。
一些人（包括学者）把以色列包装成为一个被动的、被侵略的、正义的角色，把以色列想象成为英美那样的民主普世国家，他们会给国内的和占领区的阿拉伯人带来平等人权和民主制度，是阿拉伯人不识好歹、不领情，抗拒现代文明——这些都只不过是凭空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罢了，或者被以色列的成功对外宣传话术迷惑了（米尔斯海默语）。
他们忽视了，受害者也可能会变为一个加害者（近代德国和现代越南都是极好的例子）；他们忽视了，70年代以色列“修正派复国主义”（Revisionist Zionism)和宗教保守力量的崛起，以色列逐渐抛弃了建国者们和平、平等、人权的立国主张；他们忽视了，以色列同样也存在哈马斯那种极端派，不接受有妥协的和平，不承认两国方案，不认可对方民族的权利，他们也在绑架国家不断卷入冲突，他们也对非本族/非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不断做出违背基本人权的事情来。
事实上，以色列保守宗教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越发占上风，掌握了以色列政权和军事机器，构成了巴以冲突的B面，谈巴以矛盾的不断激化，只讲哈马斯而不谈以色列保守派，就不免落入以色列右翼的话术，承认强权即合理，而丧失了真正的民主、正义、公道、人权原则。
即便是哈马斯是主要和平障碍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我们看：目前巴勒斯坦领土被以色列肢解为两个互不相连的部分，即加沙走廊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前者（约占总面积七分之一）被哈马斯所控制，后者被代表世俗、民主、希望和解的巴解组织所控制。如果说加沙地带冲突一切责任都在哈马斯，导致这一地区一直难以实现和平，以色列即便是有出格行为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么多年来，真正想和解的西岸地区，却为什么迟迟得不到和平呢？为什么西岸地区被占领的土地，以及以色列定居点人口还在不断增加呢？这方面以色列能摆脱干系吗？
所以，我们需要真正还原1970年代中期以来的巴以和平进程（这个时候阿以双方开始接触，阿以和巴以和平进程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还原这个进程中的主要议题，还原在执行议程中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才能对孰是孰非做一个更加接近真相的定义，本文权且做些这方面的工作，不妥之处也请殷教授及诸位读者批评。
第一个阶段（1978年至1992年）：以色列的右翼化、保守化，利库德集团和“信仰者集团”是如何拒绝执行《戴维营协议》，大肆向占领领土移民，系统侵犯巴勒斯坦人权，导致巴以和解逐渐无解的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整个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方巴解组织、埃及、约旦和沙特等，都开始转向一种务实的的策略，他们意识到无法改变联合国181号决议的现实，从而开始承认以色列存在的现状，愿意接受“两国方案”，主动提出以联合国1967年242号决议为基础，跟以色列进行谈判，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这首先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1974年首次放弃武装斗争建国和收付全部失地的目标，提出了政治解决、接受1967年242号决议、“渐进建国”的方案。阿拉法特的这个巨大转变赢得了世界的赞许，这一年的联合国大会特邀他去发言，阿盟首脑会议也承认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紧接着，约旦国王侯赛因也秘密访问了以色列，开始和解接触。影响最大的当然是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对以色列的“民主和平之旅”，这一波和解的顶峰是在美国新总统卡特的斡旋下，埃以首脑会晤达成的《戴维营协议》。
《戴维营协议》协议由《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和《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两份文件组成，前者是以色列的西奈撤军步骤，以及两国建交路线图；后者主要讨论被占巴勒斯坦土地人民如何建国的问题，大致路径是：在5年的过渡期内，以色列撤军（几个重要安全点除外），巴勒斯坦人民选举产生自治机构；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建立警察部队，负责维持治安；过渡期结束之前，埃以巴约四方进行会谈，协商最终解决巴勒斯坦最后地位和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实，这个协议奠定了巴以和解的基本框架，之后40多年的巴以和谈交涉无非都是围绕着撤军、归还领土和巴勒斯坦建国展开的。苏联此时也发表了解决巴以问题的“六点原则”，欧共体也发表了集体声明，基本与戴维营精神一致，即尊重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尊重以色列的独立和安全，落实242号决议。
巴以问题的解决终于迎来第一个时间窗口，因为距离战争刚刚结束没有多久，战争遗留的问题还没有发酵，双方积怨还没有那么深，同时，第一次全球主要大国在这问题上取得共识（以前美苏主张对立很厉害），这是非常好的时机，可以说最好的时机。
但是以色列是面对这个和平的时间窗口，如何执行《戴维营协议》这个历史性文件的呢？这首先要介绍一下当时以色列发生的一个大的转折，那就是右翼化和保守化。
以色列建国初的人口，以来自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为主，这些人多数是经历了西方启蒙运动的世俗派，他们在立国中坚持政教分离原则、普世主义原则，代表这种思想的工党在建国前20年长期执政，这些世俗派也就是我们心目中犹太人的模样。然而，进入1970年代后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右转。
第一方面是，由于不断取得战争胜利，大大激活了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已经像普法战争胜利后的德国那样，陷入胜利带来的大民族主义的高涨，开始抛弃了左翼复国主义者的那种对其他族群宽容的精神原则（尽管多数宽容只是口头上的）。
第二方面是，近二十年又大量 “回归”了大量生活在西亚和北非的，具有极强宗教传统的，未经过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洗礼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和塞法迪太人，他们逐渐超过东欧犹太人成为人口的多数。70年代以后，犹太教对政治影响开始大大增加，犹太教坚持认为整个巴勒斯坦之地，乃至约旦都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对这些军事征服土地的放弃，就意味着背叛。
所以这个时候，强烈民族主义的利库德集团，以及宗教政党开始崛起，他们都坚决不主张放弃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反而要增加移民，逐渐排挤巴勒斯坦土著，来实现 “大以色列计划”。1977年的大选，工党失去了长期执政的地位，复国主义右翼（又称为“修正派复国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贝京出任总理。
贝京曾经说过，即便是让我丢掉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我也不会拆掉西岸地区一间犹太人的房屋，言外之意就是对占领土地寸步不让。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占领西岸，到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的工党对西岸地区移民一直持克制的态度，十年间仅仅形成了13个定居点，约4000移民。但是贝京上任后第一个行动就是访问西岸地区的犹太定居点，准许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到西岸殖民，并且在任内六年，增加了81个定居点，新增了3万多移民。到1992年工党再次执政，西岸地区的移民数量已经达到11.2万人，是《戴维营协议》前的近三十倍。
另外，贝京政府一再拒绝承认巴解组织为谈判对象，拒绝承认巴勒斯坦方在谈判中的地位，因此，《戴维营协议》中规定的四方会谈也无从落实，这样所谓落实巴勒斯坦自治，建立临时政府也只能是一个空头支票。
所以，《戴维营协议》后的一方面是阿拉伯世界强硬派一度抵制这个协议（但是两年后的沙特“法赫德计划”和阿盟的“非斯决议”表明阿拉伯世界也实质接受这个协议的原则精神），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只不过当个和平烟雾弹，只是选择性的执行了后一份协议，好腾出手来集中消化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罢了 （这也是《戴维营协议》当事人卡特总统事后的看法，可参加卡特《牢墙内的巴勒斯坦》第36页） ，在巨大战争收益面前，以色列从一个两国方案的最积极拥护者，变成一个最激烈反对者。
以色列的右翼力量，不仅建造了定居点，而且剥夺了巴勒斯坦60%以上的土地，80%以上的水源，对巴勒斯坦人形成日臻完善的军事管制、拘谨、身份限制政策，以色列政府把巴勒斯坦人当做天生恐怖主义分子来防备，大约63万人被拘禁过 （卡特：《牢墙内的巴勒斯坦》，第128页） ，巴勒斯坦人从出生下来就需要办理各种证件，不仅要有居住证、工作证，就连购买农机也需要许可证，他们的生存艰难之路被形容为“Via Dolorosa”(多勒罗萨苦难通道)。历史学家汤因比对此曾经嘲讽道：犹太人从种族主义受害者，转眼间将纳粹党人迫害他们的措施，来对付比他们更加弱小的巴勒斯坦人。这种反人道的控制制度，也让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仇恨从此真正种下根来。
以色列在军事占领土地上，进行移民，以求达到永久占领，严重违背了国际法。即便是在西方主流社会也遭到了很多反对和谴责，美国总统卡特是西岸建造定居点的强烈反对者，他在以色列议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时，结果被以色列的议员们粗鲁地几次打断他的发言。卡特的继任者里根，1982年9月在解决巴以问题的“里根方案”中明确指出：“支持巴勒斯坦居民实行完全自治，让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土地及其资源拥有真正的权力”。
但是“大以色列计划”一旦实施，尝到甜头，就难以停下来。这些移民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全民族的和平前途，造成以色列人拥有巴勒斯坦土地的事实，以后成为巴以和平的最严重阻碍。所以，今天巴以和谈的四大关键问题，巴勒斯坦国难以建立，主要矛盾点就是利库德集团和信仰者集团，在这14年时间故意破坏《戴维营协议》制造的。
（一）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