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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内幕到底如何呢？请看《权力与争斗》中的叙述:
“胡桃厅”的秘密
苏共的最高领导层分为三个等级。
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属于最下层即第三等级——他们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1985年3月10日，当契尔年科去世时，这样的书记共有5位：济米亚宁、戈比丹诺夫、利加乔夫、罗萨科夫和雷日科夫。
政治局候补委员组成了第二等级。当时他们共有6位：中央书记多尔吉赫和巴纳马列夫、格鲁吉亚领导人谢瓦尔德纳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文化部长杰米契夫。
10名政治局委员属于第一等级。他们是：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罗曼诺夫，三位地方党组织领袖格里申、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和葛罗米柯（兼外交部长），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沃罗特尼科夫。
第二、三等级的人们——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按照严格的职位高低次序在“脱衣间”里集合。人们把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大楼三楼的政治局会议厅外的接待室称为“脱衣间”。“脱衣间”的另一边就是所谓的“胡桃厅”。只有政治局委员们才能在那里开会——又是按职务次序！这个房间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其中摆满了用胡桃木制作的家具。这个房间把会议厅和总书记办公室分隔开来。
第二、三等级的人们总是最先在会议厅里坐下。有时，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着神圣的“最高法庭”成员们的出现。那一次也是如此。被紧急召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们在“脱衣间”里呆了很久，等待着有人把他们请进会议厅。而这则要取决于正在“胡桃厅”里开会的人。时间过得很慢，在“脱衣间”备受煎熬的人们都明白，“胡桃厅”里正在决定着国家的命运。
终于，有人告诉他们说可以进去了。过了几分钟，“胡桃厅”的门开了，戈尔巴乔夫第一个走了出来，元老们跟在他的后面鱼贯而行。在照例举行了握手仪式后，政治局委员们各自就座。有一个位子空着，那是正在美国访问的谢尔比茨基。当政治局3月11日在中央全会召开前再次开会时，他的座位还将空着。根据确切资料，库纳耶夫也没有到会。而他支持戈尔巴乔夫候选人资格的热情洋溢的发言也在这一天。
此时，戈尔巴乔夫坐到了会议主席的位子上，宣布会议开始。内容是讨论总书记候选人的人选问题。与会者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意见。这首先是由此前于“胡桃厅”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达成的。他们带着惟一的候选人提名走进了会议厅。不知党内元老们在达成共识之前，是否有过不同意见？
有一种说法是，在讨论契尔年科的葬礼问题时，元老们之间便出现了分歧。按照惯例，去世的总书记治丧委员会主席将自动成为他的继任者。因此，当格里申站出来提议吉洪诺夫担任这一职务时，戈尔巴乔夫大吃一惊。
格里申说：“他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非常亲近。”
“合乎情理的建议。”罗曼诺夫随声附和。其他几位老人也赞同地点头。戈尔巴乔夫被迫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于是，在这一回合中他输了。大部分人举手拥护对79岁的部长会议主席的提名。
但是，局势还是可以挽救的。不一定每次都要遵循从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起就确定下的惯例。取胜的机会还是有的，葛罗米柯不会放过这一机会。他用他那在斯大林时期就举世闻名的略微有些低沉的声音提议，选举年轻健康的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事实上已有一年半的时间领导全国的工作了。”据说，葛罗米柯这样说：“我们这些老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应当给年轻人让路。”
葛罗米柯很顺利地说服了同事们，使他们能改变意见，转而拥护戈尔巴乔夫。这位苏共中央领导层中最老的元老突然对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好感，其原因在于他们有亲戚关系。有段时间，莫斯科曾经流传着一份文件，上面列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不为人所知的姻亲关系。这份曾轰动一时的文件证实，葛罗米柯和戈尔巴乔夫也通过他们的子女结成了姻亲。
还有第二种说法。它复述了人们口头流传的、由一位印度记者所写的戈尔巴乔夫政治传记。1986年，它被译成俄文，但只供很小范围内的领导人阅读。每一本译文都被编上号码，根据专门的名册发到他们手中。
该书对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描述如下：一位老资格的党的领导人提议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担任总书记职务，但是，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不同意这一提名：“格里申同贝利亚家族有亲戚关系。党和人民怎么能接受有这样一个令人惊恐不安的亲戚的总书记呢？”
格里申声明自动放弃这一职位，并提议选举罗曼诺夫为总书记。经过片刻的混乱，有人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这也不是个好主意。罗曼诺夫是沙皇的姓。人民不会理解的，它会引起人们的嘲笑，让人笑话。”
这时，葛罗米柯站起来了。他明确指出，除了戈尔巴乔夫没有其他人选。他到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的出访都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特别是到英国。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携夫人(真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到伦敦去接受撒切尔夫人的“相亲”。在那里，撒切尔夫人这位挑剔的“新娘”认为，西方对其可能的“未婚夫”深感满意。年轻而容易接触的、笑容灿烂的戈尔巴乔夫在他那些驼背拱肩、毫无特点、令人生厌的同事们的反衬下出尽了风头。
政治局会议上的讨论完全有可能急转直下。这里不只是切布里科夫一个因素。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因此，他不能参加那十个领导人的小型会议。但是，了解内情的人们证实，切布里科夫是惟一的例外。他是惟一可以与政治局委员一起开会的候补委员。这位克格勃的首脑有非常大的权力，以至于人们都不能忽视他。
当时担任克格勃第九局——负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安全、了解高层最高机密的副局长米•多库恰耶夫将军是这样叙述的：
“在契尔年科去世的当天，举行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戈尔巴乔夫的命运。罗曼诺夫第一个站了出来，他根据契尔年科的遗嘱，提议推选格里申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后来，葛罗米柯站起来说，我们抬棺材已经抬够了。应当推选能工作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年轻干部。他坚持让多数人一致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
一次宫廷政变
多库恰耶夫还证实：推举新总书记的问题是在契尔年科去世的当天——3月10日19时20分讨论的。克里姆林宫的主任医生恰佐夫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
“我记得，当我往戈尔巴乔夫别墅打完电话时，天已经黑了，我通报了契尔年科的死讯。他对这样的结果好像早已有所准备，因此，他只是请我晚上参加政治局会议，讲一讲所发生的事情。当我登上克里姆林宫那座著名的三楼时，天已经很晚了……”
雷日科夫指出了政治局会议开始的确切时间——3月10日，星期天，22点。这是两支“队伍”相互握手致意，并在会议厅里找到自己座位坐下的时间。此前，政治局的正式委员已在“胡桃厅”开过会了。这就是说，新的总书记在其前任去世两个小时后就被选举出来了。
还有资料表明，在“胡桃厅”开会时，有人曾试图拖延解决推举新总书记的问题。有一位元老为尽量赢得时间，含混不清地说，现在选举不合时宜。从礼貌上讲，应该等到定于星期三(3月13日)举行的葬礼以后。
这里，好像又是切布里科夫挽救了局势。他宣称，选举总书记并不仅仅是局限于党内的事情，总书记同时也是国防委员会主席。国家不能没有最高统帅。
雷日科夫在回忆他们当时的情形时也谈到：“有人不很坚定地说，‘现在开会是不是太早了。也许，出于礼貌，是否应当再等上几天？’而有人则说，‘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这样的问题应当马上解决。延误时间就等于自杀……’”
当我们回顾那个星期天夜晚的细节时，我们不得不佩服戈尔巴乔夫。这一战役进行得非常出色。他没有浪费一分钟！铁要趁热打。他的竞争对手们没有时间讨论形势并达成协议。从契尔年科咽下最后一口气到开始选举新总书记只有两个小时！更何况这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当时，政治局委员们正平静地在别墅里度假。
因此，这样的时间效率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当他们来到克里姆林宫，登上三楼时，他们甚至都来不及互相说上一句话，更谈不上讨论其他问题了。
假如戈尔巴乔夫没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干练的话，谁知道一切将会如何发展。当足智多谋的元老们呼吁要讲良心、要遵循礼节规矩时，他们可不是白白地坚持要求改期讨论问题。但是，权力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为了权力，有经验的政治家可以不顾类似的小事。
戈尔巴乔夫是否曾竭尽全力地想爬上克里姆林宫的奥林匹斯山？从那份为后人编出来的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上来看——他没有这样做。而实际上呢？
“除了他自己，他从来不相信其他人能胜任总书记的职务。” 雷日科夫说，“权力的外部标志总会使戈尔巴乔夫感到高兴……他总喜欢当第一，并且善于当第一。后来，他曾多次在电视上详尽地向大家展示了他的这一性格特征。”
后来有不少证词表明，为争当奄奄一息的契尔年科的接班人，曾有过许多勾心斗角。除了受到讥讽的格里申曾暗中觊觎这一职位之外，也有一些细节能证明: 戈尔巴乔夫在为夺取权力而进行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交锋前，曾进行过许多幕后活动。
雷日科夫觉得，戈尔巴乔夫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会有第三次葬礼。后来清楚了，这并不是预感，而是根据有关契尔年科身体状况的通报所得出的确切结论。克里姆林宫的主任医生恰佐夫定期向他通报。当时，总书记的健康状况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机密，因此，通过恰佐夫，戈尔巴乔夫成了领导层内惟一掌握这一机密的人。这就使他比其他竞争对手更有可能采取某些措施。
1988年6月，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利加乔夫把1985年3月的那些日子称为令人不安的日子。他说，当时有可能会出现完全相反的决定。他还说，“惟一正确的决定”能够通过，不仅多亏了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葛罗米柯和索洛缅采夫所持的强硬立场，而且还有一大批州委书记，他们认为，党已经受不了第二个契尔年科。他的这些话绝非信口雌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获胜，在很大程度上多亏有利加乔夫的支持。利加乔夫根据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延误就等于自杀”的名言，把中央委员们紧急召集到莫斯科，并对他们做了相应的工作。
许多中央委员连夜飞往首都。利加乔夫的人在机场上迎接了他们，并在去宾馆的路上向他们讲明了情况。其果断干练的程度令人吃惊:：从契尔年科咽气到中央全会一致推举戈尔巴乔夫为新总书记，只有短短的21个小时。而且，许多外省领导人还要经过长途跋涉。可见，不动用军用飞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而在1991年8月，他们的这种果断干练精神又到哪里去了呢？
如今看来，当时戈尔巴乔夫上台表面上显得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是风云诡谲，充满尔虞我诈。从津科维奇书中披露的情节看，戈氏在其中大搞拉帮结派，团团伙伙。这里的内幕实为极权体制题中应有之举，不足为奇，只不过版本不同而已。不正常的社会制度必然产生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高层领袖更替之机，更是与民主国家的有规有矩形成鲜明对照。
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变更对苏联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是翻天覆地的。列宁去世留下的不确定性，斯大林去世留下的政治真空，赫鲁晓夫去职的戏剧性，勃列日涅夫去世的平静，安德罗波夫去世留下的惋惜，契尔年科去世留下的希望，戈尔巴乔夫去职留下的无奈和巨大的黑洞，所有这些都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苏共每次最高权力更替都是不太顺利不太正常的。究其原因，在于苏共的组织系统没有正常的最高领导人更替机制。
苏共最高领袖职务实际上是终身制。列宁执政7年，斯大林执政29年，赫鲁晓夫执政11年，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分别执政一年多，戈尔巴乔夫执政7年。除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外，其他苏共最高领导人都是在职时去世的。由此可见，苏共最高领袖终身制不利于领导核心正常的新陈代谢，不利于平稳地进行权力更替，不利于领导班子的持续稳定。
虽然列宁表示过不赞成终身制，但他并没有采取措施防止党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列宁认为，党的领袖是一个领袖集团。中央政治局就是这样一个领袖集团。政治局委员由中央委员会全会选出，随时可以撤换。1922年设立总书记一职，是出于工作需要，并非为了解决接班人问题。列宁时期为时甚短，因而党的高层领导人的终身制是自然形成的。斯大林上台后，把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固定下来了。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试图在党内实行干部轮换制和任期制，并将其写入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党章第25条规定，“在选举党的机关的时候，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在每次例行选举的时候，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政治局）的成员至少更换四分之一，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三分之一。
赫鲁晓夫这种做法其目的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个别工作人员手中的可能性以及个别人员脱离集体监督的情况，保证新生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党的领导机关，把老干部和青年干部正确地结合起来”。
但赫鲁晓夫的这一改革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该党章还规定，“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组织能力等，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连续选入领导机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的候选人就在不记名（秘密）的投票方式下至少须有四分之三的参加者投票赞成才能当选。这样一来，党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又以另一种形式被保持下来了。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抛弃了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的改革尝试，取消了党章第25条。党的高层领守干部职务都成为终身制。苏共二十三大对党章做了如下修改：“注意到许多党的机关和共产党员的建议，考虑到党内选举时根据地方的具体条件以及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政治品质进行党委会成员的经常更换，并且考虑到在这些问题上的规定，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在苏共章程中继续保留那些确定更新和更换党的机关的成员和党组织的书记的标准的条款是不合理的。因此，党章第25条取消。对第24条作如下补充: 在选举一切党的机关(从基层组织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时，应遵守系统更新其成员和保持领导继承性的原则。”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党政最高领导人年龄太大。1980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14人，平均年龄是70.1岁（其中70岁以上的占50%，60岁以下的占7.1%）；政治局候补委员9人，平均年龄是62.5岁（其中70岁以上的为22.2%，60岁以下的为33.3%）。中央书记处共有10人，平均年龄是67岁（其中70岁以上的为50%，60岁以下的为20%）。部长会议主席团委员共14人，平均年龄为68.1岁（其中70岁以上的为35.7%，60岁以下的为7.1%）。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5人，平均年龄为65.3岁（其中70岁以上的为26.6%，60岁以下的为33.3%）。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55.4岁，1964年为61岁，1980年为70.1岁。政治局候补委员1952年为50岁，1964年为52.3岁，1980年为62.5岁。中央书记处1952年为52岁，1964年为54.1岁，1980年为67岁。部长会议主席团委员1952年为54.1岁，1964年为55.1岁，1980年为68.1岁。勃列日涅夫时最高领导人的年龄过高，不利于作出高质量的决策。苏共中央委员、著名的眼科医生C•费奥多洛夫在1990年2月中央全会上指出:：“有必要来看看我们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从他们的年龄、体质和生理能力来看，他们能进行改革、接受新思想并积极实现这些新思想吗？领导班子中，平均年龄一直摆动在60岁左右。作为一名行医多年的医生，我可以明确地说，过了50岁，这就变得不可能了。在这种年龄的人当中，只有1–2%的人有可能改变观点。所以，必须使党的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尽量年轻化。”
1980年，苏联最高领导集团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主席团，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共有62个职位、53位任职者。这批人整个看来，最大的特点是年事已高，他们的年龄比苏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比以前历次领导层中任何一届都大。如果撇开制度不谈，苏联的“老人政治”与西方民主国家相比，相应人员的年龄大大高于后者。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倡导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提出党的领导干部任期制问题，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领导人任期均为5年，只许连任两届。这是苏联政治体制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苏联的“老人政治”终于走到了尽头。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