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谚“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正解
记起要过小年，就炒了一大碗西芹肉片，伴着米饭，再来一瓶啤酒，齐活。
吃喝间兀自想起了儿时吃肉的趣事：在长安乡间，腊月二十三小年就开始煮肉了，可能是为了小年夜祭灶的祭品吧？
在那个年代猪肉极少，买肉只能到国营副食店里去，肉票只有能吃上品粮的城市户口才有配给，而农村人口在一年四季的平日里是没有肉票的，家里养头猪也只能低价交给国家（所谓的统购统销），私自屠宰你可是要犯法的。农民交了（买了）猪给国家的副食店，他们会给卖猪人发几斤肉票，这也是农民能得到肉票的唯一途径，而这点粮票农家人只能“台下来”（积攒和珍藏），供万一碰上红白喜事时再相互接济著用。到了春节，政府会给每个农村人口发500克猪肉票，儿童可能更少，而就这点猪肉，一家人是要吃到正月十五过完年的。
而腊月二十三煮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在肉少日子却长的时日里——用老娘的话讲：好不容易过个年，每天都得让人嘴上沾点荤腥气。
老娘手巧且会过日子，每到了腊月二十三，就用事先晾晒干的白萝卜干，就著用肉票买来的一点肉煮上一大锅，这一段时间的碗里就有了荤腥气味。而煮好的肉，只能留在正月初上待客时吃上一顿，其实也是不能放开吃的，用娘的话说，就是“打底盖扇面”——盘底都是菜蔬，浮面上盖上几煮好的肉片。而就是这样，每到待客的日子，娘总不忘悄声叮咛我：吃饭时不要嘴馋，肉留给客人吃，嘴馋了让客人笑话，长大了也没出息。
记得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三，那年我大概三、四岁吧，家里不知为什么就没有煮肉，而邻居家却在煮肉，那个肉香真的是一阵一阵地向我的鼻子灌来，又倏地一下钻进了我的五脏六腑，搅的我从脚趾头到头发根都难受，就不由自主的由啜泣到放声哭了起来，娘和父亲赶忙哄我，而我就是大哭不止。父亲可能是看出来我哭闹的原因，就问：是不是想吃肉了?
我好面子：不是。
父亲：要想吃肉就甭哭了，我这就让你妈给你煮肉。
“不是……我是肚子疼”，好面子的我，虽则找了一个理由，但回答却已经是犹犹豫豫的了。
写出这些，并不会愚蠢到要感谢政府和所谓的“改革开放”——才过上了有肉吃的好日子。有肉吃是本分，而让养猪、种粮的农民吃肉都要靠票证，这是政府对农民的犯罪！自由自在的自种自销，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生活习惯，而只有中共搞的所谓“统购统销”，才把农民生活搞到了这种恓惶的地步。我们不能感谢用票证卡了我们脖子几十年、然后又取消了票证的恶人恶政。否则，我们就比“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人还病地更重了，且是无法医治的绝症。
而我觉得这才是八十年代流行的新民谚“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正解。
附：肉票在困难年代，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奢侈品，逢年过节才能沾些荤。从1958年起，由于猪肉紧缺供不应求，人们需要凭票定量才能买到猪肉。在肉票中，除了标明重量的普通肉票，杂碎、内脏、脂肪，甚至连骨头都有特定的票据。
而对特殊人员还是会给予一定的照顾，比如产妇肉票、病人肉票、肝类病肉票、60岁以上老人肉票、老红军肉票等。在农村，家里有人去世，也可以在生产队、大队和公社逐级开具证明，才可购买3~5斤猪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