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伊斯兰主义政党——以土耳其为例
土耳其共和国自二战之后开始实行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多党制时代的第一个伊斯兰政党是伊斯兰民主党，始建于1951年初，创始人是阿提尔罕，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6个月后遭到取缔[1]。始建于60年代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包括图尔克斯领导的民族行动党和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宣传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思想，谴责凯末尔的世俗主义。1970年，埃尔巴坎创建民族秩序党。民族秩序党在强调民族、宗教与历史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倡导民主制度，反对“利用世俗主义原则作为迫害宗教的手段”，声称“离开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则民主政权无法存在”，主张限制大商业资产阶级，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恢复伊斯兰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实施伊斯兰教法，重振伊斯兰道德。1971年，民族秩序党由于“寻求恢复神权政治秩序”，与宪法抵触，遭到土耳其宪法法院的取缔[2]。
救国党成立于1972年，是“沉默的穆斯林多数”的政党和民族秩序党的翻版，强调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信仰的结合，谴责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3]。救国党认为，土耳其民族面临道德的危机，而“道德的危机来自信仰的危机”。救国党声称，“伊斯兰教不是土耳其民族落后的原因，伊斯兰教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宗教，在历史上散发出光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4]。救国党主张振兴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实现民族凝聚、发展工业、完善工业体系和建立公正的税收体制，抨击大资产阶级，强调社会公正，反对高利贷，宣传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声称“穆罕默德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的温麦则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土耳其成为强国的前提条件是回归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5]。救国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乡村民众和城市下层居多。1981年，救国党亦因与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抵触而被宪法法院取缔。
繁荣党始建于1984年大选前夕，与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具有明显的政治渊源，均为埃尔巴坎一手创建，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繁荣党强调土耳其人的民族独立、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强调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解放、民主意识和民族跃进”，是繁荣党倡导的基本纲领。繁荣党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强调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反对教俗分离，抨击贫富分化，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完善民族经济，建立福利性的经济制度、公正的社会秩序和自由的政治环境，保护劳动者的福利和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捍卫土耳其的民族利益，谋求民众的最大利益[6]。繁荣党反对国家控制宗教的政治原则，主张修改1982年宪法的第24款，即任何人不得以宗教规范作为国家之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基础，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实现政治目的。相比于救国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相对落后地区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繁荣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者包括农民、蓝领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其它中低收入者，分支遍布土耳其各地，触角延伸至土耳其社会的各个角落。“繁荣党的组织建立在投票站的基础上，每个投票站范围内的每条街甚至每栋楼都会派出专人监督，旨在保证选举期间所有的选民踊跃参加投票”[7]。“从某种意义上讲，繁荣党扮演着‘第二精英’的角色，在城市移民、中低收入群体和库尔德人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8]。在1995年的竞选纲领中，繁荣党抨击土耳其的现行制度存在瑕疵，是“欺骗民众的、假民主的和黑暗的统治”，宣称繁荣党致力于建设“多元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繁荣党强调，选举是通向政治权力的唯一道路。繁荣党领导人埃尔巴坎曾经表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皆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是代表着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和秩序，繁荣党的目标是建立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第三者秩序即“公正的秩序”，而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社会则是“公正的秩序”的典范。此外，繁荣党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抨击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落后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民主，在外交方面持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反对加入欧盟。
1998年，宪法法院取缔繁荣党。随后，埃尔巴坎授意创建贤德党[9]。贤德党继承了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其成员中近半数来自被取缔的繁荣党。贤德党主席库坦宣称，尊重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是贤德党的政治准则，强调完善民主是保障人权的首要条件。在外交方面，贤德党不同于繁荣党的立场，突破狭隘的宗教界限，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强调加入欧盟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将加入欧盟视为提升土耳其民主政治的重要外部力量。在1999年大选前夕，贤德党的竞选口号是：土耳其伟大、建设发达的民主国家、实现独立公正的司法，强调民主国家、廉洁政府和自由社会作为三项基本原则[10]。贤德党在竞选纲领中呼吁修改1982年宪法的相关条款、关闭国家安全法庭、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重组国家安全会议、削减国家安全会议的权力、压缩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大地方自治、促进公民社会组织、加速私有化进程、推动欧洲式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改善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主张强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系、降低国民的税收负担、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11]。与此前的繁荣党相比，贤德党的竞选纲领表现出明显的世俗色彩。2001年6月，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宣布取缔，成为自1971年以来继民族行动党、救国党、繁荣党之后第四个被宪法法院取缔的伊斯兰主义政党[12]。
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取缔后，土耳其国内的主流伊斯兰主义派别发生分裂，贤德党保守派成员创建幸福党，库坦出任党主席，贤德党改革派成员创建正义与发展党，埃尔多安出任党主席[13]。正义与发展党在延续繁荣党和贤德党传统的基础之上，极力淡化意识形态的宗教色彩，主张在现代民主的政治框架下谋求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承认世俗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宗教歧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持明显的中右政治立场。正义与发展党兼有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双重倾向，一方面赞同凯末尔倡导的世俗主义，坚持与西方世界的广泛交往，另一方面将伊斯兰教视作土耳其文化传统的根基，强调民众享有合法的宗教自由，反对以世俗主义限制和排斥穆斯林的宗教行为。
正义与发展党成立后，拥有数以百计的基础组织，涵盖土耳其广大的城市和乡村，形成不可小觑的社会动员力。以往倡导伊斯兰主义的民族秩序党、救国党和繁荣党，支持者主要来自徘徊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相比之下，正义与发展党的社会基础更为广泛，不仅反映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诉求，而且得到包括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在内的中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具有明显的多元色彩。尽管埃尔多安宣称，正义与发展党并非任何其它政党的延续，然而该党无疑吸纳了诸多其它政党的精英分子。正义与发展党的竞选纲领是发展与民主，竞选口号是“一切为了土耳其”。
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埃尔多安出生于黑海东部的贫困村庄，家境贫寒，深受埃尔巴坎的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埃尔多安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情结，深受苏菲主义的影响，与纳格纳格什班迪教团以及努尔库教团交往甚密[14]。埃尔多安将伊斯兰教视作土耳其文化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伊斯兰教信仰视作土耳其民众的选择，坚持土耳其民族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强调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兼容性。埃尔多安在19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99%的土耳其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是尊奉沙里亚的穆斯林，沙里亚意味着伊斯兰教和安拉的法则，我们所实行的体制不能背离安拉的旨意，不能背离沙里亚的原则。埃尔多安于200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无论如何，我首先是一个穆斯林……我必须向安拉负责，我受造于安拉，我会竭力履行我作为一个穆斯林的义务，但是我必须把这一切同我的政治生活区分开来，宗教活动是我的私人事务……一个政党不能有宗教信仰，但是个人可以有。宗教是至高无上的，宗教不能被政治利用”[15]。
2002年大选前夕，许多西方媒体将正义与发展党称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胜出后，被西方媒体称作伊斯兰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致力于推行政治改革以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后，西方媒体称之为植根于伊斯兰主义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两年期间推出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后，西方媒体称之为具有改革倾向的伊斯兰政党。2007年大选后，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家》称正义与发展党是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16]。显而易见，正义与发展党被视作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或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政党，已是不争的事实。
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期间提出的竞选纲领，无疑具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色彩。然而，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只是其动员民众和争夺选票进而竞选议会席位的政治手段。所谓的伊斯兰主义，包含伊斯兰文化、伊斯兰价值观、伊斯兰认同感、伊斯兰生活方式、伊斯兰经济、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神权政治的不同层面，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层面的内容，不可一概而论。正义与发展党极力淡化自身的伊斯兰主义色彩，淡化宗教与世俗的政治界限，自称“保守的民主政党”。埃尔多安宣称，正义与发展党创建之前活跃于土耳其政治舞台的繁荣党、贤德党和幸福党，过分突出伊斯兰教的政治功能，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社会基础，而现行的世俗体制既是合理的也是无可替代的，正义与发展党拒绝将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施加给政党和国家，正义与发展党不会将宗教道德延伸到政治领域，更不会成为宗教政党。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之后，并未推行类似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斯兰化政策和实施伊斯兰教法，而是延续世俗框架下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强调多元化的政治原则，致力于推动民主化进程、加速私有化进程、完善市场经济、推进社会文化领域改革、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清除效率低下的政府机构和削弱威权政治色彩。正义与发展党作为执政党，一方面承认世俗国家体制的合理性，标榜坚持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原则，自居为凯末尔主义的继承者，另一方面重新诠释和界定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内涵，强调凯末尔主义、民主政治与伊斯兰教的一致性和相容性，反对世俗政治的极端化倾向，挑战军方代表的世俗政治，致力于保障人权、完善自由平等和推动民主化进程。埃尔多安因此声称，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下的土耳其正在经历一场“安静的革命”。部分西方媒体甚至将正义与发展党推行的改革称作继阿塔图尔克之后的土耳其第二次革命，而将埃尔多安誉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内阁总理[17]。
注释
[1] Howe,M.,Turkey Today:a Nation Divided over Islam’s Revival,Boulder 2000,p.63.
[2] Dodd,C.H.,The Crisis of Turkish Democracy,North Yorkshire 1983,pp.144-145.
[3] 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New York 1981,p.96.
[4] Schick,I.C.& Tonak,E.A.,Turkey in Transition,Oxford 1987,p.535.
[5] Weiker,W.F.,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p108,p.125.
[6] Karpat,K.H.,Studies on Turkish Politics and Society,Leiden 2004,p.129.
[7] Ozbudun.E.,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Boulder 2000,p.92.
[8] Skelly,J.M.,Political Islam from Muhammad to Ahmadinejad,Oxford 2010, p.91.
[9] Rubin,B.,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London 2002,p.68.
[10] Eligur,B.,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Cambridge 2010,p.236.
[11] Jenkins,G.,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Running West,Heading East?,New York 2008,p.164.
[12] Hale,W.,Islamism,Democracy and Liberalism in Turkey:The Case of the AKP,London 2010,p.5.
[13] Jenkins,G.,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Running West,Heading East?p.167.
[14] Jenkins,G.,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Running West,Heading East?p.166.
[15] Salih,M.A.M.,Interpreting Islamic Political Parties,New York 2009,p.214.
[16] Yanuz,M.H.,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Cambridge 2009,pp.1-2.
[17] Eligur,B.,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p.281.
（未完待续）
来源：我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