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伊斯兰社会运动——以埃及为例
哈桑·班纳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1928年，哈桑·班纳在苏伊士运河区的伊斯梅利亚创建穆斯林兄弟会。193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中心从伊斯梅利亚移至开罗。1935年，穆斯林兄弟会第三次大会确定哈桑·班纳作为总训导师和最高权威[1]。哈桑·班纳认为：穆斯林兄弟会“继承了伊斯兰教的全部美德和各种不同成分，是萨拉菲叶的信息、逊尼派的道路、苏菲主义的真理和社会理想的体现”。在哈桑·班纳看来，穆斯林兄弟会不是慈善协会，也不是政党，而是代表埃及民族的精神和灵魂[2]。穆斯林兄弟会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民族和解，巩固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坚持伊斯兰教的立法原则，复兴伊斯兰教信仰和阿拉伯文化，结束党派斗争，强化武装力量，消除腐败，建立教俗合一的国家秩序，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埃及的主权独立，保障民众的权利，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环境[3]。穆斯林兄弟会宣称：“安拉是我们的目标，《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使者是我们的领袖，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道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我们的基本目标是解放外国政权统治下的伊斯兰土地，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建立自由的伊斯兰国家”[4]。
穆斯林兄弟会在初建阶段具有苏菲主义的浓厚色彩，致力于传播信仰、普及教育、弘扬伊斯兰文化和从事慈善事业，旨在培养正确理解伊斯兰教的新一代穆斯林[5]。此时的穆斯林兄弟会尚未涉足政坛，政治立场亦颇显温和。自30年代后期开始，穆斯林兄弟会逐渐转变为崇尚暴力的激进宗教政治组织。哈桑·班纳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致力于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同时反对世俗君主的独裁统治，致力于动员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推动民主化进程，其政治理念的核心在于强调教俗合一的国家体制和实施伊斯兰教法[6]。哈桑·班纳援引《古兰经》和“圣训”，强调圣战是穆斯林不可推卸的宗教义务。“夜晚做信士，白日做战士”，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口号[7]。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人数迅速增加。1934年，哈桑·班纳宣称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分布在超过50个村镇。1936年，据英国殖民当局估计，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机构超过100个，成员总数约为800人。1937年，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达到2万人。“30年代末，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机构遍布埃及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1941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开罗举行第六次大会，出席会议的各地代表约5000人。二战后期，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多达数十万人[8]。
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日渐清晰，进而形成具体和明确的思想纲领：1、回归经训；2、在伊斯兰的基础上实现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的统一；3、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实现社会公正；4、结束殖民统治，实现阿拉伯国家的主权独立；5、在自由、人权和伊斯兰教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9]。农民、士兵和包括工人、学生、职员在内的城市下层的支持，提供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广泛社会基础。
1945-1948年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鼎盛时期，拥有2000个分支机构和50万成员[10]。由穆斯林兄弟会发起和组织的民众示威和其它政治运动，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发行的报刊和出版的书籍，在当时的埃及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巴勒斯坦战争期间，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达到顶峰。穆斯林兄弟会势力的急剧膨胀，严重威胁着法鲁克国王的统治地位。巴勒斯坦战争之后，法鲁克国王将打击目标由华夫托党转向穆斯林兄弟会，宣布取缔穆斯林兄弟会，逮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没收穆斯林兄弟会的财产，包括穆斯林兄弟会拥有的学校、医院、商店、工厂、保险公司、出版机构以及军事装备，哈桑·班纳亦在不久之后遭暗杀身亡。哈桑·班纳死后，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逐渐削弱。1950年1月华夫托党重新执政后，穆斯林兄弟会的公开活动逐渐恢复[11]。
“七月革命”前夕，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组织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是重要政治盟友。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与推翻法鲁克国王专制统治的共同目标，无疑是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组织建立联盟的政治基础。但“七月革命”胜利后，两者建立联盟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进而分道扬镳。1954年，政府宣布解散穆斯林兄弟会，超过6 000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囹圄入狱，其中21人于1957年被政府处决[12]。
萨达特继任总统后，宣布解除纳赛尔时代的禁令，释放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萨达特曾经将纳赛尔时代称作唯物主义的时代；相比之下，自萨达特时代开始，埃及社会的宗教氛围日渐浓厚，伊斯兰复兴运动呈上升趋势，穆斯林兄弟会重新崛。70年代初，萨达特政权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与穆斯林兄弟会处于合作的状态。穆斯林兄弟会由于与纳赛尔政权积怨甚深，因此拥护萨达特政权的非纳赛尔化政策。萨达特政权则试图借助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遏制和削弱世俗色彩的纳赛尔主义残余势力，强化新政权的社会基础。然而，萨达特政权沿袭纳赛尔时代的传统，坚持教俗分离的政治原则，强调“宗教中无政治，政治中无宗教”[13]。穆斯林兄弟会要求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并参与议会竞选，萨达特政权则明确否认兄弟会具有合法政党的地位，只允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世俗政党和从事政治活动。萨达特曾经公开表示：“那些热衷于伊斯兰教的人应当到清真寺去，那些希望从事政治的人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14]。
70年代后期，萨达特政权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1977年，穆斯林兄弟会抨击萨达特出访耶路撒冷，反对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1978年，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埃及政府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乃背叛伊斯兰教信仰和出卖阿拉伯民族利益的行为。1979年，穆斯林兄弟会支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抗议埃及政府向伊朗国王巴列维提供政治避难。与此同时，萨达特政权开始谴责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的国中之国，进而逮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接管其控制的清真寺并取缔其主办的报刊，穆斯林兄弟会与萨达特政权的紧张关系骤然加剧。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处于从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阶段，其突出特征在于旧的秩序趋于崩溃而新的秩序尚未确立。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只是少数人，下层民众丧失旧秩序提供的社会保障，而尚未被纳入新秩序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遍处于孤立无助的贫困状态。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贫富差异日趋扩大，社会分化明显加剧。乡村人口离开土地而涌入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处于游离状态，缺乏必要的经济保障和政治权利。青年人就业无门，前途渺茫，亦心存不满。贫富分化的扩大、物价的上涨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加剧着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反对贫富不均和倡导社会平等的信仰原则在下层民众中广泛传播，成为他们寻求精神安慰的意识形态，清真寺则提供了庇护下层民众的重要社会场所。越来越多的人身着传统伊斯兰教服饰，但并非发思古之幽情，意在发泄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进而挑战世俗政权的统治地位。安拉的统治取代法老的统治以及实践《古兰经》的信仰原则和重建先知时代的神权政治，成为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基本纲领。穆斯林兄弟会在下层民众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蕴含着民众动员的巨大潜力。
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具有相对温和的政治色彩，主张放弃暴力，寻求合法的斗争方式，声称穆斯林兄弟会坚持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原则，“我们已经与暴力彻底决裂……我们不接受武装革命，不接受群众动乱”。在此基础之上，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致力于政党政治，积极参与议会竞选。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创造私人投资的的良好环境、改善财富分配体系、抑制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和保障公民权利，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参与议会竞选的基本纲领[15]。穆斯林兄弟会以及为数众多的伊斯兰志愿者协会和伊斯兰投资公司倡导伊斯兰主义的原则，开办和经营银行、公司、企业、学校、医院、农场和媒体，在金融服务、就业培训、社会福利、教育卫生和其它公共服务业领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穆斯林兄弟会的总训导师哈桑·侯戴比声称：“我不坚持立党，但是坚持进行政治活动和民众活动。如若国家实行政党制，又认为适用于我们，那么我们就是政党”[16]。继侯戴比之后出任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的欧默尔·泰勒迈萨尼则明确表示：“我们进入议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主张通过议会竞选的形式角逐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政治目的。
1987年，穆斯林兄弟会的新任总训导师穆罕默德·阿布·纳斯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诉记者：“在过去的30年，自由军官政权利用报刊和图书诋毁穆斯林兄弟会，将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形容为杀手，进而欺骗民众”，“民众现在目睹我们的行为……证明自由军官政权的诋毁只是欺骗民众的谎言”[17]。在同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甚至删除“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道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作为争取民众支持的政治纲领，“把选票投给安拉，把选票投给穆斯林兄弟会”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新的竞选口号[18]。
进入新世纪，穆斯林兄弟会的世俗化成为埃及民众政治运动的新动向。穆斯林兄弟会调整政治策略，淡化宗教色彩，制定温和务实的政治策略，强调民主制和多元化的政治原则，强调伊斯兰教的舒拉原则与现代政治之多元化以及民众主权的同一性，主张与其它政治派别展开对话，支持多党制的竞选制度，承认妇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承认非穆斯林享有与穆斯林同等的政治权利，反对宗教歧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穆斯林兄弟会与诸多世俗反对党之间尽管不无分歧和矛盾，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旨在挑战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权力垄断、穆巴拉克总统的独裁统治、争取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和权力分享的政治空间，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世俗自由主义之政治立场日渐趋同。
注释
[1] Lia,B.,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gypt 1928-1942,Oxford 1998,p.43,p.98.
[2] Wendell,C.,Five Tracts of Hasan Al-Banna(1906-1949),p.36.
[3] Amin,C.M.,The Modern Middle East:A Sourcebook for History,Oxford 2006,pp.69-71.
[4] Wendell,C.,Five Tracts of Hasan Al-Banna(1906-1949),p.31.
[5] Lia,B.,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gypt 1928-1942,p.37.
[6] Sullivan,D.J.,and Abed-Kotob,S.,Islam in Contemporary Egypt,Civil Society vs.the State,Cororado 1999,p.42.
[7] Wendell,C.,Five Tracts of Hasan Al-Banna(1906-1949),p.133,p.82.
[8] Lia,B.,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gypt 1928-1942,pp.95-96,p.152,p.154.
[9] Rutherford,B.K.,Egypt After Mubarak,Liberalism,Islam and Democracy in the Arab World,Princeton 2008,p.78.
[10] Botman,S.,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p.103,p.123.
[11] Dekmejian,R.H.,Islam in Revolution:Fundamentalism in the Arab World,New York 1995,p.77.
[12] Kepel,G.,Muslim Extremism inEgypt:The Prophet and Pharaoh,Berkeley 1993,p27.
[13] Baker,R.W.,Sadat and After:Struggles for Egypt’s Political Soul,London 1990,p.248,p.244.
[14] Hopwood, D.,Egypt:Politics and Society1945-1984,Boston 1985,p117.
[15] Marr,P.,Egypt at the Crossroads:Domestic Stability and Regional Role,Washington 1999,p.52.
[16] 杨灏城：《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第377页。
[17] Rubin,B.,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Egyptian Politics,New York 2002,p.25.
[18] Springborg,R.,Mubarak’sEgypt:Fragm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Boulder 1989,p.218.
（未完待续）
来源：我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