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伊斯兰革命——以伊朗为例
伊斯兰革命可谓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坐标，霍梅尼则是伊朗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成功实践者。
霍梅尼早年持传统的宗教政治立场，倡导欧莱玛参与国家事务，却并不主张建立教界的政权[1]。60年代初，霍梅尼致力于捍卫1906年宪法，公开谴责巴列维国王独裁专制和出卖伊朗的国家利益，抨击巴列维国王充当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工具[2]。然而，直至1965年被巴列维国王驱逐出境时，霍梅尼并未提出发动革命和推翻君主制的政治主张，承认君主制是合法的政治制度[3]。
自60年代后期开始，霍梅尼在反对巴列维国王独裁专制的基础之上，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伊朗传统的君主制度，同时强调宗教应当超越信仰的范围而走进政治领域，强调顺从欧莱玛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将宗教视作反对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政治武器，主张建立教法学家统治的伊斯兰政府，进而发展了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理论。霍梅尼在1970年发表《伊斯兰政府》一书，否定宗教与国家之二元权力的传统思想，明确强调宗教与政治的一致性，进而提出新的法基赫制理论，将法基赫制引入国家和政府体制，强调教法学家的最高政治权威和直接治理权[4]，标志着什叶派政治学说的重大变化[5]。霍梅尼认为，现存的世俗统治与经训阐述的原旨教义不符，君主制度背离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是与伊斯兰教背道而驰的政治制度，因为先知将世袭王权视作邪恶和蒙昧的现象。“在伊斯兰教中，既没有君主制，也没有王朝的世袭”，“伊斯兰教与君主制的全部观念存在根本的对立”[6]。
另一方面，霍梅尼将社会成员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大群体，即“剥夺者”与“被剥夺者”。所谓的“剥夺者”指富人、剥削者和压迫者，所谓的“被剥夺者”指穷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巴列维王朝的独裁政府保护“剥夺者”的利益，损坏“被剥夺者”的利益。只有推翻世俗化的君主制度，重建教俗合一的神权政治，才能摆脱独裁专制，保护“被剥夺者”的利益，实现社会秩序的平等和民主[7]。在此基础上，霍梅尼声称：“我们所需要的伊斯兰政府将是宪政的而不是专制的。然而，伊斯兰政府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立宪政府即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定法律。新的国家将严格遵循《古兰经》、“圣训”和沙里亚所规定的原则”[8]，“只有教法学家负有治理国家的使命，只有他们能够实践先知的意愿，只有他们能够执行安拉的意志”[9]，“伊斯兰政府不是专制的政府，而是立宪的政府……伊斯兰政府是法治的政府，安拉是唯一的统治者和立法者”[10]。与此同时，霍梅尼批评教界中的温和反对派，强调伊斯兰教的政治革命是根除暴虐、腐败和背叛的唯一途径，进而主张司法审判的权力必须交还教界，伊斯兰国家必须由教界行使最高权力[11]。
伊朗伊斯兰革命尽管具有宗教政治的浓厚色彩，却非教界传统势力与世俗政治的对抗抑或什叶派欧拉玛与巴列维国王世俗政权的较量，而是宗教形式下诸多社会群体反抗独裁专制的深刻政治革命。白色革命期间，新兴阶层与传统势力之间无疑存在着种种矛盾。然而，巴列维王朝的独裁专制与民众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倾向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作为伊斯兰革命前夕伊朗社会的主要矛盾，制约着其他层面的次要矛盾，导致反对巴列维王朝的诸多社会群体在争取民主的政治基础之上形成空前广泛的联合，巴列维国王则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民众的公敌和反对派政治势力的众矢之的。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与政治体制的严重滞后两者之间的矛盾作为巴列维时代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是导致伊斯兰革命的根本原因。
1977-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最初表现为世俗知识界发起的自由化运动。诸多社会阶层抗议政府侵犯司法独立和干预司法审判，要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尊重人权和释放政治犯以及建立得到公众信任和履行宪法的政府[12]。此间，反对派势力主要来自世俗知识界，教界尚未直接介入，民众运动仅仅表现为政治宣传和组建社团，斗争方式亦颇具温和倾向，且局限于首都德黑兰的范围，并未波及其它地区。1978年初，官方报纸发表文章，诋毁什叶派欧莱玛是“中世纪的黑色反动派”，指责教界勾结国外势力破坏白色革命，诬陷霍梅尼具有外国血统和充当外国间谍，引起轩然大波。教界由此开始放弃旁观的立场，加入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队伍，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民众运动亦逐渐由德黑兰蔓延到诸多城市，进而逐渐由世俗的形式转化为宗教的形式，遍布各地的清真寺成为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重要据点，政治角逐的天平随之开始向反对派阵营一方倾斜[13]。
世俗的知识界无疑是挑战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其政治纲领相对温和，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排斥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主张恢复宪政，进而与国王分享国家权力，却无意推翻君主制度。相比之下，霍梅尼由于长期反对巴列维王朝而毫不妥协，在伊朗民众之中久享盛誉。霍梅尼借助于回归宗教的传统形式，阐述独立、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现代政治理论，强调以安拉的尊严取代国王的尊严和以伊玛目之神圣的宗教权力取代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权力，旨在否定传统的政治模式和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代表反对君主专制的诸多传统社会势力与新兴阶层共同的利益和愿望，是伊斯兰革命期间凝聚民众的主导思想和反抗巴列维王朝君主专制的革命理论。正是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和高压政策，促使诸多社会群体走向霍梅尼的阵营。霍梅尼作为什叶派现代宗教政治的灵魂人物，俨然是伊斯兰革命的象征和民主的化身，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霍梅尼赢得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堪称克里斯玛式的革命领袖”[14]。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民主与专制的激烈冲突，世俗知识界之恢复1906年宪法的妥协倾向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实现共和取代回归宪政，成为民众运动的崭新政治目标。现代伊斯兰主义由于超越以往各种政治要求的狭隘界限，强调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代表诸多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适应政治斗争的客观需要，提供了凝聚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社会力量进而实现广泛政治联合的崭新理论工具。流亡巴黎的霍梅尼宣布，国王已经听到了革命者的呼声——他必须退位并接受伊斯兰的审判；民众与国王之间绝无妥协的余地，加入巴列维政府意味着背叛伊斯兰教；民众运动不会停止，直至将“卑鄙的君主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代之以崭新的伊斯兰共和国[15]。
1978年秋冬之交，主要反对派组织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巴扎尔甘和民族阵线的领导人桑贾比会晤霍梅尼。桑贾比、巴扎尔甘和霍梅尼一致认为，现存的君主制度与伊斯兰教的原则不符，是政治独裁、社会腐败和民族屈辱的根源所在。三人共同宣布，结束伊朗的君主制度，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借以保卫伊朗的独立和民主”[16]。此次会晤标志着“霍梅尼成为伊朗革命运动之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各个阶层实现空前广泛的政治联合[17]。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逃往埃及。2月，霍梅尼自巴黎返回德黑兰[18]。3月，伊朗举行全民公决；在2280万选民中，2040万选民拥护国家采用共和制政体。5月，霍梅尼正式宣布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制[19]。“头巾取代王冠的革命”以传统君主制的寿终正寝而落下帷幕，伊朗由此开始进入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阶段。
注释
[1] Benard,C.,The Government of God:Iran’s Islamic Republic,New York 1984,p.37.
[2] 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368.
[3] Abrahamian,E.,Khomeinism:Essays on the Islamic Republic,California 1993,p.21.
[4] Nader,N.,The Next Supreme Leader:Succession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Pittsburgh 2011,pp.21-22.
[5] Tawfiq A.,Islamic Democracy and Its Limite:The Iranian Experience Since 1979,London 2007,p.35.
[6] Hiro,D.,Holy Wars:The Ris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New York 1989,p.161.
[7] Abrahamian,E.,Khomeinism:Essays on the Islamic Republic,California 1993,p.47.
[8] Jahanbakhsh,F.,Islam,Democracy and Religious Modernism in Iran 1953-2000,p.131.
[9] Foran,J.,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368.
[10] Sidahmed,A.S.&Ehteshahmi,A.,Islamic Fundamentalism,Boulder 1996,pp.136-138.
[11] 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478.
[12] Abrahamian,E.,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p.502.
[13] Downes,M.,Iran’s Unresolved Revolution,p.111.
[14] Abrahamian,E.,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p.531-532。
[15] Milani,M.M.,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Boulder 1994,p.244.
[16] Milani,M.M.,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p.122.
[17] Downes,M.,Iran’s Unresolved Revolution,p.114.
[18] Fardust,H.,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hlavi Dynasty,Dehli 1999,p.403,p.415.
[19] Parsa,M.,Social Origins of Iranian Revolution,London 1989,p.252.
（完）
来源：我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