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2月14日
从三星堆开始，我写了一系列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故事。上文讲中国元杂剧《包》的故事情节可能受到希伯来圣经影响，提到犹太人来华历史，也提到基督教一个早期教派景教传入中国的故事。
西方的基督教最早何时传入中国？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之前，近代人咸认为应该是元朝中西交通频繁之时，当时有天主教徒来到元大都，最有名的是威尼斯商人马可孛罗，他沿着丝绸之路来华，在华生活17年，经海路回国后发表了他那著名的马可孛罗东游记。但后来明朝将蒙古人逐出中原之后，中西交通中断，要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于16世纪上半叶来到珠江才有西方基督教士来华传教。
不过后来一件文物的发现，改变了大家的认知。在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西安崇仁寺修缮时发现一块碑石，碑石上方刻有9个大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当时在华传教博学多识的耶稣会教士凭碑文认出，这个景教就是基督教在中东的一个古老教派聂斯脱里派。这一发现立刻震惊欧洲基督教世界，因为按照这个碑石的记载，基督教早在唐朝贞观年间已到达中国传教，一下把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拉远了一千年。
大秦景教碑，英文称Nestorian Stele。大秦是古代中国对古罗马帝国区域的称呼，也指波斯，大秦景教就是来华传教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的中文译名，景是取“光明”之意。碑文记载说，此碑是公元781年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教徒，即景教徒立碑记述景教传入中国150年的历史。碑文说，唐朝贞观9年（公元635年）大秦景教派传教特使阿罗本经波斯来华，获唐太宗容许在华传教并建教堂大秦寺。因此有史可考的基督教来华之始应该是公元635年。
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主要在今天叙利亚等一带。现在仍存在，称东方亚述教会，全球尚有100万教徒。获得唐朝皇帝恩准后，景教在唐朝曾兴盛一时，全国多处建有大秦寺。连我的家乡，远在西南内陆的成都也有景教徒传教，在成都西门石塘街建大秦寺，现此处称为“送仙桥景教遗址”。宋人的《蜀都故事》记载，到了宋代这个寺遗址处仍可发现景教徒遗留的珠宝。发现碑石的崇仁寺就在唐朝长安大秦寺的旧址上。碑石除中文，还有聂斯脱里派教徒使用的古叙利亚语。
但后来因为唐武宗灭佛，波及所有夷教，景教也遭殃，大秦寺被砸，景教碑被掩埋，其后景教徒还遭黄巢农民军屠杀，景教遂逐渐退出中国，到明朝时候绝迹，其来华历史也被人遗忘。
对大秦景教碑的记载，西方最初是不相信的，怀疑是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伪造。
我前文说，阿拉伯旅行家阿布赛义德哈桑印度中国游记（成书于9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记载黄巢农民军曾在广州屠杀来华经商的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祆教徒，这里所说的基督教徒应该就是景教徒。这本中国印度游记是阿拉伯有关中国的最早文献之一，但要到近代18世纪和19世纪，这一重要的阿拉伯文献才被西方的东方学者发现，翻译成多种文字。因此在此之前，西方对聂斯脱里派早在中国唐朝时候已来华传教是一无所知的。因此大秦景教流行碑的出土轰动了罗马教廷和欧洲史学界。如果碑文记载可靠，这说明在哥伦布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传教士来华的近一千年之前，西方的基督教已光临过中华大地。
为什么会有人怀疑是尾随利玛窦之后来华的耶稣会教士编的谎言？因为景教徒在中国长安建大秦寺，传播基督教之时，欧洲基督教的传教士尚未跨过中欧的多瑙河，多瑙河以北的大片欧洲土地，比如德国现今诸多基督教国家尚是被基督教视为化外蛮荒之地，仍是异教徒国土，因此怀疑所谓大秦景教碑根本就是耶稣会教士搞鬼伪造历史。直到后来在中国西安、福建泉州、北京房山地区，陆续有更多大秦景教历史文物出土，质疑和争论才逐渐平息下来。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文物意义上可说是价值连城，甚至有学者认为可与摩押石碑、罗塞塔石碑这些世界著名碑石相媲美。原碑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并规定禁止出境展览。曾有西方学者拟重金购买送往大英博物馆珍藏，但为清廷政府所拒。其后此碑复制了多份运往欧洲，其一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故事后来还有了续集。
2009年当日本深秋之际，我第二次到日本关西地区观赏红叶，上了日本佛教真言宗的总本山高野山，夜宿已有1,100年历史的宿房赤松院。次日游览真言宗创始人空海弘法大师的陵寝奥院。沿着奥院的参道而行，一道斑驳残旧的石碑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道碑的上方刻有9个中文大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我非常意外，中国国宝级的文物、大名鼎鼎的大秦景教碑怎么会出现在日本的高野山上？
游高野山回香港后查资料，发现日本高野山的大秦景教碑原来是摹本，但这个复制品也有很高文物价值，立于此地也有一百年历史了，并涉及中西和日本三方的一段文化交流佳话。
在高野山安眠的空海大师是唐朝时候的日本留学僧，他跟随遣唐使渡海赴长安青龙寺学法，学成归国后在高野山修行，建金刚峰寺，创真言宗，是日本佛教的开山祖师之一。高野山遂成日本佛教圣地。关西另一座佛教圣地比叡山，我第一次到关西看红叶，也特地上山一游。这是和空海大师一道渡海赴唐留学的同学，日本佛教天台宗开山始祖最澄大师的道场。两人一道赴唐，学成归国后，各成一派大师。
正是比叡山之游带给我的震撼，让我隔年再上高野山。据日本华文女作家刘燕子说，大秦景教曾由日本赴唐留学僧带回日本，在日本的文化中留下若干蛛丝马迹。高野山和比叡山这两座佛教道场因此还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还不仅于此，大秦景教碑故事还有续集，下半场还有英国人加入。
高野山这面大秦景教碑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国宗教学者和旅行家戈登夫人（Elizerbeth Anna Gordon）于1911年赠予高野山的。戈登夫人是位奇女子，她1891年和丈夫开始环球旅行，于是年游高野山时被东方宗教神秘气氛所倾倒。她一生热爱日本文化，认为佛教真言宗与基督教有许多相通相似之处，佛教的弥勒佛就相当于基督教的弥赛亚（救世主），因此主张佛耶结合，提出了“佛耶一元”这个概念。大秦景教碑文用中国人熟悉的佛教教义和文字阐述基督教教义，高登夫人认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遂赠予高野山，以彰显不同宗教不同教派可以相互沟通彼此包容的精神。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在全球正方兴未艾之际，戈登夫人有此普世的先锋前卫意识，实在令人佩服。
今天有许多国人受官方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洗脑，鼓吹仇恨，宣扬排外意识，甚至穿日本和服都被狭隘民族主义偏见夹扁了脑袋，愚昧无知的“爱国贼”扭送派出所，且不说公民有穿衣自由，这些爱国贼甚至完全无知到不知日本和服含有中国元素，实际来源于中国唐朝服装。
在这个令人沮丧时代，在日本留唐高僧安息的佛教圣地看到英国基督教学者戈登夫人赠送的这块碑石，真是感慨万千，也令人深思不已。大秦景教碑及其这块摹本承载了东西方历史中多种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丰厚历史，这是在人类几千上万年历史中，与战争、仇恨、奴役、征伐、暴力等黑暗力量相对立的光明一面，也是人类文明能够不断进步的正能量。我们需要的就是继承发扬这种伟大精神，而摈弃鼓吹仇恨宣扬暴力的负面文化传统。
来源：大纪元时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