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39）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92）
比亚勒认为，实现社会合法化价值标准一体化最后一种方式是协调：
通过协调实现的一体化，是“用使一些行业系统服从其他行业系统的带有方向性的管理调节的办法”来实现的。通过苏联政治系统进行协调达到一体化的表现形式很多。首先，其主要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学者埃齐奥尼所说的高度的“政治强度”，这就是那些全部或部分地在政治上受控制的社会活动与不受控制的社会活动的比例。衡量政治强度的最重要标准，也许与政治和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和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有关。
在苏联政权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它的目标始终是不惜任何社会代价以最快的速度实现经济上、特别是工业上的增长。列宁的“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名言，最初是指经济的增长应当服从于社会的变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斯大林时期，这句话的意思就变为: 经济增长的任务对这个制度来说是太重要了，不能听任专家治国论者和经济学家们去包办。苏联的另一个口号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就是更明确地表达了经济增长在这个政权全面目标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增长问题，目前仍然贯穿在苏联政治决策的全部进程之中。经济的增长(和由之而来的军事力量增长)，是衡量政治领导成败的主要标志。期望中的和实现了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了说明领导集团规定的社会改造以及它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的正确性的历史证明。
然而，尽管把经济增长定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制度性目标，而决定发展什么、用多快速度和花多大代价的经济标准，却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苏联经济领域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是它缺乏经济的自我增殖、自我调节和调整。要经营管理好，过去就需要、目前仍然需要有一个庞大的调节、监督和协调的政治中心。事实上，苏联的政治系统，主要是为管理经济而发展、并按照选定的增长战略管理经济而形成的。
上面我们以部门为单位对协调作用进行了分析。这里我们再研究具体的政治机构(这里指的是苏共、特别是党的机关)的协调作用。
苏共在这种制度中履行了各种职能。那些在党内工作的官员，发挥了许多职业上和政治上的作用。所以，人们应当分清苏共各种各样的作用: 作为一个象征信条的党，它的“理想典型”形象，有助于这种制度的合法化，并且为一个改变着自己的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的社会，提供政治连续性的基础；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它的数以万计的基层组织联合了上千万名党员，成为苏联社会中政治社会化的一支主要力量；作为一个一体化的党，它的组织里纳入了各行各业绝大部分管理人员和专家，为他们提升到骨干阶层提供了渠道；作为一个动员群众的党，它通过对群众组织的控制和协调，通过它的普通成员的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对政权政策的支持，设法先发制人地阻止不满和反对意见的有组织和自发的表露。
但是，在所有这些作用中，最重要的，是它成了一个公共行政机构的党，这就使人们不能以传统的关于执政党的说法来谈论它了。它的这种作用，是由它的专职机关即“党的机关”来完成的。党的机构是个公共行政机构，这同其他苏联机关的意义恰恰相同。它的核心官员就履行组织、监督和协调等方面的管理职能，与每一个苏联机关里的官员的职能一样。然而，作为公共行政机关，党的机关与其他机关不同的，有以下三个具体的特点:
第一，其他机关里的官员，是在他们自己的组织以内对自己的组织及其控制或负责的资源行使管理职权。这样，他们当然就不可避免地要同其他机关或组织的官员发生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中代表着他们自己的组织。党的机关的官员的管理活动，不是直接针对他们自己组织的，而是针对其他苏联机关的。党的机关是这样一种组织，它的每个成员都是在自己组织之外有管理对象的官员，他们的管理对象由其他组织的管理阶层所组成。
第二，每个苏联公共行政机关，都有一个轮廓大体清楚的活动范围，即专门的领域，这就是说，它是在可称为整个社会一个管理上的劳动分工范围内进行工作的。党的机关的每一个部分或单位，也是专门或面向一个具体的活动领域的，如教育、农业、财政或军事等。但作为一个行政组织，党的机关并不参与以领域为中心的管理方面的全面劳动分工。这种全面的外部劳动分工反映在党的机关内部的劳动分工上。与其他组织相比，整个党的机关的这一独特特点，在中央一级以下的第一书记的办公室里得到了表现。这些第一书记们的职责，至少从名义上讲，只受他们各自管辖区域界限的限制，而不受其职能界限的限制。
第三，党的机关是一个以政治为主要社会职能的公共行政机构。这种提法可能比任何其他对苏联机关政治的提法都更令人误会和曲解。不言而喻，任何一个机关都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不但在它的组织内部，而且在它的对外关系上从事政治活动。然而，各个机关的基本社会职能却不是政治，而是生产或分配商品，保卫国家和反对越轨的社会行为，等等。同样，党的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广泛地从事着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其他机关里那些官员的具体工作。那么，当我们说党的机关是一个政治机关，说它的决定性职能在于政治时，这意味着什么呢？不论用什么方法解释这种政治职能，不论是决定“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得到和如何得到”，还是协调和统一社会中专门化的行动，其根本因素总是，在为社会进行决策时，它负责在互相冲突的意见之中进行抉择。
比亚勒在上文论述了苏联的党政不分现象。而苏共党建模式的第二个积弊就是党政不分，个人崇拜、个人专权。
从列宁时期以来，苏共各个时期的领导人都十分关注并反复强调党政分开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通过决议，规定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永远分离，不得兼任”，由此形成了所谓“三驾马车”式的领导体制，即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米高扬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12月由波德戈尔内接替)，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最初，三驾马车的领导体制看起来像是代表权力相等的人组成的政治局统治苏联。勃列日涅夫也认识到，自己虽然地位最高，但不是稳如泰山。于是，网罗亲信，拉帮结派与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开始了。勃氏的地位一旦巩固，三驾马车即告解体。1977年，波德戈尔内因不同意勃列日涅夫在宪法中的某些说法而被解除职务。之后，1980年，柯西金也因在经济改革问题上与勃氏发生分歧被解职。这样，勃氏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身兼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国防会议主席等职。而此时的勃氏本人年老体衰，这些职能实际上多半由他身边的人去履行。
问题是，在苏联象征集体领导的政治局的作用并不靠谱。前《真理报》总编阿法纳西耶夫给人们揭示了真相: “我们苏联人，尤其是西方人，习惯于认为一切决策都是由政治局作出的。是这样也不是这样。不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政治局作决策，不过这些都是形式上的，它起的作用不外乎在已经作出的决策上盖上一个图章而已。政治局会议持续时间不超过两小时。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们预先收到文件、决议的草稿。会上，有些政治局委员发表意见，多数都是赞成，提出修改意见的地方都是很微小的，有的则纯属措词方面的。决议往往都是一致通过。不曾发生过辩论、争论(起码我出席的那些会议是这样)，更不用说有什么严重分歧和矛盾了。总是完全同意，一致通过。……而所有文件、报告、发言都是在克里姆林宫之外，主要是在别墅中拟就的。参与起草这些文件的人为数很少，主要有总书记的助手、苏共中央负责人、学者。”
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分开流于形式，所谓的集体领导徒有虚名。这时，新一轮的个人崇拜又开始了，而且比他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勃氏不仅得到了苏联党、政、军的最高头衔，还获得了比其他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都多的奖赏和荣誉。1973年4月他获得了列宁和平奖金，还获得了两枚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和五枚列宁勋章。1976年5月10日他被授予苏联元帅称号。在他的前任中，只有斯大林享受过这一称号。1980年4月13日他又获得了列宁文学奖金。
勃列日涅夫本人曾以沙皇自居。有一次在孔采沃别墅，勃氏就说出: “我就是沙皇。” 他欣欣然地接受人们对他的歌功颂德。他和他的家人还热衷于收受礼物，当时收到的礼物数不胜数，而且常有“礼尚往来”之举: 当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导人阿利耶夫把一座纯金铸就的勃氏半身像赠给总书记后，阿利耶夫就被请到莫斯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并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但是，新的“造神”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在苏联人的心目中新的权威并没有树立起来。正如维.阿法纳西耶夫所说的: “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党内谁都不把他看成是君主。不曾发生过勃列日涅夫崇拜，尽管他的亲信们曾试图制造这种崇拜，对他进行大肆吹捧，极尽恭维之能事。”
接着上文看比亚勒的文章:
党的机关在苏联的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已经历史地发生了许多变化。党的机关过去是斯大林下达命令的几条渠道之一，在1957年赫鲁晓夫粉碎“反党集团”之后的几年里，就达到了党的机构优势的空前绝后的高峰。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赫鲁晓夫不仅日益成为党的机构的代言人，而且日益成为他自己要夺取毫无限制的领导权的野心的代言人。在赫鲁晓夫之后的十年中，它的结构和特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在恢复中央各部的地位和强调专门机关的垂直领导的情况下， 在新的经济组织机构发展和继续保持最高领导内部机构平衡的情况下，党的机构至上的特有的有利条件再也得不到了。但我认为，它在苏联政治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仍然是无可置疑的。
由于党的机关的权力地位经历了许多历史性的变化，它在苏联行政机构中的主要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党的机构，已经把它在苏联政府机构里的主要作用，从它最初的“红”对“专”的作用，转移到先进行“组织动员”，后进行“政策指导”的作用上来了。也有人说，党的机关和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已经或者正在从进行政策指导变成起政策掮客的作用——担任中间人的角色，把那些决策的官员召集到一起进行调解。
我们在这方面占有的材料太少，事实上，说党的机构的核心作用是否确实正在从进行政策指导变为充当掮客的作用，还为时过早。如果真有其事，这个掮客的概念应该主要指的是经济领域，其他领域，如文化领域是不会接受的。党试图在公众中和在它自己文件中树立的形象，恰恰是政策指导而不是掮客的形象；所以，这种掮客的形象充其量也只是对偶尔存在的某种状况的描述，而不是对党所要求的那种情况的描述。在牵涉到对各种不同的专门机构的官员所维护的那些互相冲突和竞争的方案进行选择的问题上，党的机构有可能在决策过程中日益起着掮客的作用。即便在这里，党的官员的作用也不是中立的，他的建议比掮客的作用有更大的分量。然而，党的机关在这方面决策中所起的能动作用，看来确实是在减少。
然而，决策的进程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不是在人们提供的一系列方案中进行选择，而是划定和限制认为可供选择的方案的范围和界限。影响决策议事日程和决定将要考虑的方案的权力，是党的机构的一种最广义的核心政治职能。而在这里，我认为，党的机关的作用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它的特权没有减少，它的战斗力也没有下降。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政府机构所拥有的职能上的自主权，比它们现在所拥有的要少，但在党内所考虑的可供选择的方案的范围，不仅是在思想和文化方面，而且也包括国内经济领域，也许过去比现在要大些。
总之，苏联制度的合法性是由下列条件所规定的: 它长期存在下来了，它经受住了重大危机和冲击的考验，它提倡那种能把群众和骨干团结起来的大国民族主义，它成功地让马列主义的救世主教条成分与这种民族主义共存，它增加了苏联社会中对制度、特别是对其活动有着利害关系的阶层的人数，并且提高他们的地位。它的骨干力量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而且它已经通过错综复杂的道路使制度成为整体了。正是这种合法性的发展，成了苏联专制主义新的“成熟”阶段的特点，并且为它的基本稳定奠定了基础。
比亚勒以洋洋数万言阐述了苏联社会稳定的多种原因。现在简述苏共根基动摇的根本原因: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首先，苏共长期以来坚持重政治，轻经济，经济战略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战略的路线，其后果是: 人民的物质利益得不到满足，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加剧，从而削弱了苏共的群众基础。
列宁执政时期较短况且基本处于战乱期，暂且不论。斯大林大权在握后，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越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而且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的观点。因此，斯大林先后几次发动全国规模的大清洗运动，戕害了千百万人，使民众在思想上埋下了对现行社会制度的积怨。同时，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被忽略，经济发展的目的成为政治的附属物。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基本上继承了斯大林的体制模式。在经济上，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农业；为了冷战的需要，强化军事工业，极力使苏联成为与美国相匹敌的军事强国。结果导致国家的资源和经济能力的巨大浪费，除了军事工业外，其他经济部门都相对落后。1982年，战后第一次苏联人民的实际收入降到了零增长。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被忽略和无法得到满足，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和不满日益增大。
其次，在党和国家的体制建设中，长期以来重集中、轻民主的做法，堵塞了民众与国家生活相联的民主通道，压抑了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现代政党是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而出现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政党一头连着政权，一头连着自己所代表的民众，其重要的功能，就是表达本党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如果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渠道不畅通，当执政党与政权混为一团或凌驾于社会之上时，政党的这种功能就无法实现。在苏联，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各级苏维埃，实际上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切实的作用，只是一只政治花瓶。而最有作用的机构是苏共中央。但就是在苏共党内，“党的上层发生的事情，在通常的情况下，不但一般的党员，就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得而知。” 所有这一切，严重妨碍了民众政治积极性的发挥。苏联社会政治冷淡主义的出现，就是民众对苏共的信任产生危机的先兆。
这种状况发展下去，极易使苏共滋生各种腐败现象和消极现象，加上极权体制本身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缺乏自我更新、自我纠错的能力，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就会形成一种完整而僵化的官僚体制，从而失去社会更新的活力、失去回答社会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失去不断吸纳经验教训、改正错误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都曾作过努力和尝试，反对个人崇拜，实行党政分开，加强集体领导，而后来在这些问题上不仅重蹈复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在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中，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说教盛行，使民众产生了对理论宣传的厌倦情绪和对官方宣传的逆反心理，整个社会潜伏着信仰危机。
回顾苏联历史，人们可以看到，从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到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直至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无一不被实践证明是脱离实际的。它既不符合苏联的国情，也不符合时代的发展。勃氏时期，正当苏共大力宣传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热烈争论共产主义何时出现时，苏联的社会经济危机已迫在眉睫了。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时代，而苏联却在停滞时期徘徊，国内经济滑坡，社会精神消沉。但是，苏共却没有对此作出客观的分析，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相反，却回避现实，继续吹嘘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用抽象的理论原则强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这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理论宣传，使理论本身失去了它的思辩性和认识性，因而也就失去了说服群众的功效。况且，群众在切身生活中体察到的现实与理论的脱节，言与行的脱节，往往使他们从对现实的疑问发展为对理想、信念和信仰的动摇。
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失去了对群众的教育功能，就是在党内也没有什么凝聚力，就连党内上层也潜伏着信仰的动摇和危机。不了解这些情况，人们就无法解释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苏共领导人，为什么在改革年代成了激进的民主派的领路人。
实践证明，苏共党建模式的积弊和危机，直接促成了苏联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积弊与危机的存在以及它在苏联社会的影响，也使改革变得异常艰难和复杂。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