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21
(五)
1975年，周恩来住院后，毛泽东请邓小平出山主理朝政。 邓小平乱中求治，进行“整顿”，颇得人心。 周老和我很是高兴，以为从此将出现转机。 谁知毛泽东不允许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否定，又转而扶植“四人帮”，压制邓小平。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 毛泽东批道：“刘冰等人告迟群、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老人家晚年确实昏庸得可以了。 1975年11月，清华大学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批刘冰，“反击右倾翻案风”。 从刘冰又追到科教组组长周荣鑫（相当于教育部长）。 北京的各大学都到清华参观、学习，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稍有起色，形势逆转，我实忍无可忍。 当时我正给“工农兵学员”讲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不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吗？ 我在课堂上借题发挥，先批“梁效”的顾问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再批“梁效”的唯心主义，影射“军宣队”、“工宣队”的唯心主义。
“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的别名。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幕后操纵，迟群、谢静宜台前指挥，“梁效”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霸。 “梁效”所发的“大批判”文章，都是定调子的，以至社会上流行一句谚语：“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冒犯“梁效”，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 我作了精心设计：冯友兰的唯心主义是众所周知的，他自己也承认。 所以先打死老虎，再打活老虎。 老虎毕竟是老虎，回过头来吃人了。 哲学系“工宣队”队长张光明（新华印刷厂的一名工段长）在大会上说：“郭罗基，不批刘（冰）、不批周（荣鑫），专批冯（友兰）、批’梁效’，我们能允许吗？”当然他们不能允许，我被取消了讲课的资格，“靠边站”，并由黄枬森来进行“消毒”。 我担任大学里最小的官职教学小组长，也被撤了。
为了免得牵连周老，我“靠边站”后一直没有去过周家。 1976年1月的一天，周老让他的外孙周志兵来请我去。 周老呆呆地坐在他常坐的那张沙发上等我，我一去就说：“这几天我闷得透不过气来。”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从清华、北大开始的，他们还层层“追风源”，先是追到周荣鑫，周荣鑫被整死了。 周恩来逝世后终于又追到邓小平。 北大正在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进行“追风源”，点名“批邓”。 会议已开了两天半，气势汹汹，说邓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周老没有发言。 会议还要接着开，周老同我商量：“怎么办？ 讲什么好？ ”
我说：“你还是不讲，现在讲什么都不得体，以沉默表示抗议。 沉默，使人莫测高深。 来一个徐庶进曹营， 一言不发。”
直到会议完了，周老一言不发。 党委派了两个人到周家，说：“周培源同志，你没有发言，现在表个态，我们在简报上补进去。 这简报可是要往上送的！”他们手里拿着笔和纸，准备记录。“往上送”是一种威胁。
周老说：“我不发言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现在还是没有什么可说。”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有什么可说？” 他们做起思想工作来了，无非是说不表态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影响家人。
周老一声不吭。 那些人一支接一支抽烟，搞得满屋子乌烟瘴气。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周培源同志，你再考虑考虑，考虑好了，打个电话，我们再来。”
党委常委扩大会后，自上而下，层层发动，全校点名“批邓”。 我和周老一样，拒绝表态。 老是闭着嘴也不是办法，有时别人发言时我乱插嘴、讲笑话，破坏气氛，扰乱会场。 我的“阴谋”终于被识破，“工宣队”队长张光明在大会上点我的名，说：“郭罗基抵制‘批邓’，我们要跟他大辩论！”这时，“大批判”改称“大辩论”了。 我成了“大辩论”的对象。
我说：“我不愿意辩论，行吗？ ”
“革命群众”大吼大叫：“不行，就是不行！ 我们要跟你辩论到底！”我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没有讲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讲话的自由”，完全是切身体验。
好，辩论就辩论。 辩论起来只能他们讲，不许我讲，这算什么辩论？
他们对周老还算客气，因为他是国际著名人士。 对我就很不客气了，我作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被“辩论”了无数次。 白天，“革命群众”找我“大辩论”； 晚上，亲朋好友登门轮番劝说：“你表个态算了，这年头谁不讲假话！”那些日子，我觉得晚上比白天难熬；善意的劝说比恶意的批判压力更大。
清华、北大带头点名“批邓”后，中共中央才发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周总理逝世，点名“批邓”，我悲愤交加，导致胃出血，住进了医院。 “工宣队”拿着中共中央五号文件，在病床前向我“传达”，我闭目养神。 “传达”完了，要我表态。 我说：“知道了。”某些有学问、无人品的知识分子对“工宣队”说：“郭罗基说的‘知道了’这三个字是有来历的，皇上在奏折上的朱批才是‘知道了’。”这么一挑拨，火上加油，“工宣队”说：“郭罗基这家伙，反动透顶！”
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王连龙在一次大会上说：“北大‘批邓’不表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周培源，一个郭罗基。”不表态的也许不止我们两个人，只是我们两个人引人注意罢了。 表态的，大多数也不过是逢场作戏。 王连龙的口气，不表态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那时，我们两个人好像很孤立; 粉碎“四人帮”以后就赢得了尊敬。 王连龙的话，从有罪判决变成荣誉证书。
（六）
我“靠边站”后被勒令每天到38楼516号“上班”。 没有工作，上什么班？ 为的是限制我的自由，便于看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开追悼会。 我说，我不去，坚持上班。 “工宣队”却非要我去，也是为了把我放在群众之中，便于看管。
10日8日早上，我照例骑车去“上班”。 路经未名湖，一位朋友叫停，把我拉到路边。 他正要去我家报告好消息，小声地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被抓起来了。”
“你这消息可靠吗？” 虽然这位朋友是信得过的，因为消息太惊人了，不免本能地怀疑。 不久前还在“追谣”，搞得人人自危。 传播这类消息是很冒险的。
他说：“可靠，是前天晚上抓的，昨天给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打招呼’，这是一个‘四人帮’。 我这消息就是从北京军区来的。”
分手时，我们两人窃窃自喜。 老子不去“上班”了，掉转马头，打道回府。 一到家就从床底下把两麻袋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拖出来，找那些“首长讲话”。
中午，妻子刘渝宜回家，看到满地都是材料，问：“你干什么呀？”
“准备批判江青。”
“你疯啦？” 她一脸紧张的表情。她还说：“有你讲话的时候，你急什么？”
我说：“我没有疯。”我把早上听到的消息告诉她。 她说：“真的吗！”这句话，不是问号，而是惊叹号。我说：“讲话的时候到了！”胸中多少蓄积、多少郁结正欲不可抑制地喷发出来、倾泻出来，不能再等了。 我意识到中国的历史将发生转折，我个人的命运也将发生转折。
晚上，我到周老家。 他们也听到了一些说法，于是大家把不同来源的消息互相印证。 我们都表现出一种压抑之中的兴奋。 讲到“四人帮”的劣迹，周老愤愤地说：“江青这个婊子，真是祸国殃民。”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这位温文尔雅的科学家讲粗话，实在是恨极了。
我讲到，如果不把他们抓起来，恐怕他们又要闹事了。 周老问：“有根据吗？”周老是科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 他对我说过：“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搞政治。”凡事总爱问“有根据吗？”我说，根据就是10月4日《光明日报》的文章。 《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梁效”的一篇文章，题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我说：“这是一个信号。”周老说：“你看出问题来了？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他走进书房，拿出一张《光明日报》，让我将问题指出来。 我念了几段，说：这篇文章的要害是抓“修正主义头子”，显然不是指邓小平，因为他已经被打倒了。 他们在瞄准新的目标，而且还说这样的“修正主义头子”就在“人民面前”。 周老频频点头，他说：“你赶快写文章，让大家都知道。”是的，我要写文章了。
周老和我都希望改变北大的现状。 我们跃跃欲试，商议如何对付迟群、谢静宜手下那帮横行不法之徒。 周老的夫人王蒂澂说：“你们先沉住气，看一看再说。”在北大，人称周老是“好斗的老公鸡”，而我是“好斗的小公鸡”。 每当我们商量事情显出“好斗”的风格时，王老总是在一旁提醒我们“沉住气”。
一直谈到夜深人静。 我告辞时，周老送我出门，说：“你小心，我们要忙起来了。”确实，从这一天以后，我们投入了紧张的生活。
后来徐迟写周培源的报告文学《在湍流的涡旋中》，就是根据我的建议，从这一夜的谈话破题的。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传递是颇为特别的。 10月7日以后，上层在分批向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既不见诸报刊，也不向下传达。 但“小道消息”不胫而走。 “小道消息”的渠道只是通向政治态度相同的人。 街头巷尾常有三三两两的人窃窃私语，夜幕降临则到处串门。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那些“梁效”的成员、“批邓”的干将、“四人帮”的追随者却得不到半点消息。 他们也感觉到空气有点异样，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10月11日清晨，“梁效”被查封，证实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人们用各种方式表示庆祝。 有一种庆祝方式是吃螃蟹。 那一年上市的螃蟹特别多。 顾客们一定要买三只公的、一只母的。 开始售货员困惑莫解：“你们怎么啦？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吃圆脐的时候呀！”后来得知其中奥妙，兴高采烈地应道：“好嘞，三只公的、一只母的，来啦！”有人提了一串螃蟹，指指点点地说道：“看你横行到几时，老子吃了你！”这是北京人的政治幽默。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21日，北京市150万人举行游行，热烈庆祝。 北大和清华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北大从西长安街向东，清华从东长安街向西，在天安门前会合，然后涌向前门。 北大的队伍前面走着一位满头白发、意气轩昂的老人，他就是周培源。 我在后面跟着他。 这一年，周老74岁。 正巧，个位数和十位数互换一下位置，他47岁的时候，和两个女儿骑着自行车参加过另一次游行，从清华园到前门，去迎接解放军。 老北京都认为，这一天重现了1949年解放军入城时的激动人心的情景。 有一点是不同的，中央机关队伍前面走着的老干部，解放军总部队伍前面走着的老将军，这些“走资派”不少人恐怕还是当年入城式的参与者吧？ 往昔解放人民的使者，现在又和人民一起来体验自身的解放了。
1949年我在无锡。 4月23日晚上，解放军开进无锡。 24日上午，地下党立即站出来组织一次以“欢呼解放、迎接光明”为主题的学生大游行。 我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 我参加过许许多多的游行，只有这两次，心情极为相似。 1949年是一次获得解放的欢乐心情，1976年是又一次获得解放的欢乐心情。 但是，已经解放了27年，为什么会发生“又一次获得解放”？ 虽然没有满意的解释，人民对共产党还寄予希望，但愿告别过去，重新开始。 后来的事实表明，共产党辜负了人民的希望，也丧失了拯救自己的机会。
从周老家回来，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批判“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我已经有十年不写文章了。 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文章我不愿写；自己的观点又不能写。 我曾怀疑自己还会不会写文章？ 一旦临到有话非讲不可的时候，文章却写得飞快，10月10日（星期日）这一天就写完，得六千字。 文章写好了，才感到无处可发表。 我想把它作为大字报贴出去，在哲学系征集签名，连我共14人。 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刘泽远（留校的工农兵学员）传达党委书记王连龙的指示：“大字报不许贴，谁要贴以违反党纪论处。” 反对“四人帮”、批判“梁效”，还是会受到压制，尤其在北大。
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推行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以吴德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是“凡是”派的阵地。 中共北京市委抛出的《关于北京大学当前运动的意见》（共有六条，故简称《六条》）是两个“凡是”的标本。 《六条》的核心是“北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这就是说，“四人帮”在北大的帮派体系和他们所推行的路线，一概不能动。 要改变北大的现状，必须推翻这个结论。 广大的教师认为，“北大是‘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单位”。 围绕这两个结论，北大的教师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凡是”派斗争了一年。
北大从“五四”以来就是学生运动的发源地。 这时在校的学生是“工农兵学员”，他们是“四人帮”请来“上、管、改”的。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北大没有学生运动，只有教师运动。 哲学、中文、历史三个系的教师是中坚力量，他们所贴的大字报可以左右全校的形势。 这三个系各有一只带头羊，中文系是费振刚，历史系是魏杞文，哲学系就是我。 我们三个人经常磋商，协调行动，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揭批“四人帮”、反对两个“凡是”的浪潮。 北大的领导机构——党委和革委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军宣队”、“工宣队”，他们以江青为靠山，在迟群、谢静宜的指挥下，大肆镇压群众，劣迹昭著。 北京市委的“凡是”派及其《六条》，又成了他们的保护伞。 周老是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 在领导机构中，只有他一个人站在教师一边，主张“北大是‘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单位”，与帮派体系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和费振刚、魏杞文准备采取的行动，也常常与周老商量，上下配合，互相呼应。
北大党委在《六条》的支持下，边抵抗边退却，实在保不住了，就把个别人抛出来，办“学习班”。 十月下旬，党委会议上宣布给党委副书记魏银秋办“学习班”。 周老当即揭发，另一党委副书记郭忠林自称是“江青派”，也应当进“学习班”。 会上没有人支持他。 会后，他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郭忠林应自动进学习班》。 这张大字报得到许多教师的回应，后来不得不宣布也给郭忠林办“学习班”。
“军宣队”攻击周老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北大以至北京的知识分子却更加拥戴周老，把他看作知识分子的标兵，热烈地推选他作为参加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977年4月，北京市委通知北大推选一位中共十一大代表候选人，附加条件有四个之多：一，学员；二，女的；三，少数民族；四，毕业后留在北京的。 符合这些附加条件的，全校只有三人，党委指定哲学系一年级的罗燕军（入学才两个多月）为候选人。 北大的教师强烈反对这种推选办法，提名周培源为代表候选人。 北京市委并不理会北大教师的意见。 5月，北京市委改变主意，要求北大的候选人换成教师，男的，但限定只能是讲师或副教授，把周老排除在外。 北大党委又指定东语系阿拉伯语讲师陈嘉厚为候选人。
6月，北京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协商北京市参加十一大的代表，共63人，竟没有北大的代表。 全场哗然，大家认为应有北大的代表，而且应是周培源。 清华和北师大的代表都表示，愿意把名额让给北大。
北大校园里更是群情激愤，哲学系写了大字报《市委必须作出认真答复》。 党委借口十一大要保密，不让贴在大字报区，只能贴在党委办公所在地四院二楼会议室。 大字报贴在里面，党委又把门锁上，实际是不让看。 历史、化学等系也写了大字报，因北大不让贴，直接送到北京市委。 由于群众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上面”作出了反应。 7月，决定给北京市增加两个名额，一个给北大。 北京市委又说什么：“希望北大做好工作，选周培源同志为代表。”好像是他们恩赐给周培源的。 8月，十一大开幕，周培源是主席团成员。 会议结束，8月22日周老回北大。 群众自动到西校门夹道欢迎，又聚集在办公楼礼堂开欢迎大会。
北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一个个进了“学习班”，北大党委由副书记黄辛白主持工作。 黄辛白忠实地执行北京市委的指示，压制群众揭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看样子压不住了，北京市委又派了126人的工作队进驻北大; 吴德甚至扬言还要派一万名工人到北大进行辩论。 粉碎“四人帮”将近一周年的时候，北大的运动已经停顿，学校陷于瘫痪。 北大的教师极为愤慨，掀起大字报高潮，批评北京市委。
我起草了一份《评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指出：“《六条》对北大问题的性质的定论是完全错误的。 《六条》中包含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把北大的运动引进了死胡同。 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六条》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 北大运动的转机必须从清算《六条》开始。”值得注意的，这里在真理标准讨论发动之前7个多月，就强调”真理的标准是实践”。 这份大字报由12个系的领导运动的负责人签名连署。 各系都贴出一批有分量的大字报。 北京市委不得不表示：“市委提出的《六条》有错误。 市委对北大的领导不力。 北大的错误主要由市委负责。”然后，改组北大的领导机构，黄辛白痛哭流涕作了检讨之后，调去中央党校学习。 从外面调来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高铁、甘肃省委宣传部长韦明，任党委书记和副书记。
11月10日，北大一万多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深入揭批‘四人帮’动员大会”。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了，由于北京市委的“凡是”派捂盖子，北大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还要重新动员。 方毅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对北大教师的斗争作了赞扬。 他说：“一年多来，你们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表现出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样一种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倪志福代表北京市委作了检讨。“凡是”派以失败告终，北大的教师运动得到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 北大的教师运动比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5月19日下午，大饭厅东墙出现第一张大字报，故1957年的民主运动称“五一九”运动）规模大得多，按共产党的政治标准也是“反党”，但最后却是北大的“党的领导”进行改组、北京市的“党的领导”作了检讨，有一些经验是值得总结的。
（七）
1977年，北京市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北大分得10个名额。 黄辛白主持的北大党委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也是10人：周培源、周林（新来的党委书记）、曹靖华（俄语系教授）、马坚（东语系教授）、江泽涵（数学系教授）、徐光宪（化学系教授）、胡济民（技术物理系教授）、费振刚（中文系教师）、丁始琪（亚非研究所教师）、董玉香（工人），交全校讨论，然后经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出席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丁始琪是魏杞文的妻子。 1976年的清明节，悼念周总理时，“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北大、清华不准花圈出校门。 丁始琪在城里买了一个花篮，以“北大革命教师”的名义敬献给周总理。 北大党委称之为“花篮事件”，大肆追查； 查出了丁始琪，又大加迫害。 她是北大在“四五”运动中唯一有影响的人物。 在候选人名单中，除了周培源、费振刚，丁始琪是最得人心的。 全校讨论中，主要是两条意见：一，代表候选人平均年龄六十多岁，太大了。 二，郭罗基应列入候选人名单。 不少教师跑到党委去申述选郭罗基当人民代表的理由。 又像选周培源当中共十一大代表一样，“上面”给北大增加一个名额。 但工作组负责人于存凯还要做手脚。 不是说代表年龄太大吗？ 他提出一位比郭罗基更年轻的物理系实验员为候选人。 在最后确定候选人名单的会议上，多数人还是赞成郭罗基。 于存凯又提出一个问题，说是代表候选人中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太多了，要增加劳动人民出身的人。 他们以为，看样子郭罗基一定是剥削阶级出身。 在当时，这条理由还是很难反对的。 会上问这两个人是什么出身？ 都说不清楚。 于是马上派人到人事处查档案。 查的结果，那位实验员的家里是上海的资本家，而郭罗基倒是劳动人民出身。 这才没有话讲了。
周培源当中共十一大代表，郭罗基当北京市人民代表，都是违背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意志的。 这种事情，只有在北大才可能发生；因为北大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显示了人民的力量。 这里体现了民主的实质，在于人民有力量迫使当权者不得不顺从人民的意志。
我的人民代表资格是人民授予的，不是长官任命的，而且我这位代表是长官所不喜欢的。 所以，我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一定要为人民讲话。
周老是这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成员。 费振刚、丁始琪和我，又与周老上下呼应，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认真进行民主的实践。
我们在海淀区代表团带头发难，把主席团成员萧英拉下了马。 “四人帮”作乱时，国务院科教组组长（相当于教育部长）周荣鑫大力整顿。 萧英是和他唱对台戏、专门从事“消毒”的人。 北京市委却还要把他塞进主席团。
这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为了显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民主气氛，除了各种领导人的报告以外，普通代表可以报名在两千多人的大会上发言。 周老、费振刚、丁始琪和我，我们四个人商量，应当到大会上去发言，讲一讲北大的运动和北京市领导人的责任。 我和费振刚都报了名。 晚上，看电影的时候，大会秘书处通知，要我们明天早上八点交出发言稿。 显然是刁难。 这一场电影上映的是《巴黎圣母院》，初次欣赏法国电影，我们又不愿放弃。 看完电影回到住处，已将近十二点，而且另一个世界对我的刺激太深了，那个乞丐王国的众生相老是在脑海中盘旋，挥之不去。 我用了极大的毅力才静下心来，赶写发言稿。 我和费振刚熬了一个通霄。 第二天准时交稿。 稿子发还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说。
周林告诉周培源和我，吴德找他谈话，意思是要他阻止郭罗基的发言。 周林对我们说：“我怎么能干这种事！”那时，周林刚到北大，涉世不深，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态度。 吴德和周林，这两位共产党官僚，互相打“太极拳”，从晚上八点打到子夜一点，一个就是不明说，一个假装听不懂。
我们四个人又商量，两个人改为一个人，由我发言。 我们报两个名本来就是为了增加一点安全系数，如果被砍掉一个还有一个。 周老对我的发言稿看得很仔细，提了不少修改意见。 我又干到半夜。 第二天，10月28日，我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从北大的运动看北京市的领导》的长篇发言，讲了八个方面的问题，批评以吴德为首的北京市委压制群众，捂住盖子，阻挠揭批“四人帮”。 吴德故意不来，由郑天翔主持会议。 发言过程中，多次被掌声打断。 发言完了，代表们长时间鼓掌，还有人跑上台来同我握手。 当天的大会简报上有这样的反映：“郑洁时代表（崇文区上三条小学教师）说：‘像今天这样的大会吴德应当参加，不参加怎么能听取群众的意见？ 北大代表发言时，下边鼓掌那么热烈，就是市委领导在台上不鼓掌，真是和人民尖锐对立！’”可见这个发言是得到多数代表的同情和支持的。
本来下一个议程是进行选举，主席团忽然决定大会延长五天，讨论我的发言，说是我的发言制造了混乱，需要澄清，否则无法选举。 周老在主席团的会议上说：“议程是经过全体大会通过的，主席团无权更改。”后来揭发，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发了话：“一定要把他压下去！”吴德召开内部会议，传达华国锋的指示，组织围攻。 于是由市委常委和区县委书记带头，一方面，歪曲事实，为吴德进行辩解，说什么对“四人帮”，“吴德同志和市委常委是进行了抵制的，斗争的策略也是很巧妙的”。 另一方面，指责我的发言是“闹而优则仕”，“放毒”，“攻击市委”，“跟右派差不多”……。发了几十份简报，进行“消毒”。 海淀区的代表大部分来自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的各研究所，八个小组讨论时都支持我的发言，秘书处就是不登简报。 费振刚和我的答辩，也不登简报。 人民代表的发言权都受到了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保障？ 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演了一出反民主的闹剧。 从此吸取了教训，人民代表只能在小组会上发言，取消了大会发言，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彻底的人民代表小会。
会后，许多工农兵代表按北京市委定的调子进行传达，说是“北京大学的右派郭罗基跳出来攻击市委”。 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 邓小平正运筹帷幄，向“凡是”派发起挑战，故能逮“凡是”派耗子的就是好猫。 他翘着大拇指说：“郭罗基是好样的！”这时，邓小平对周老和我都是支持的。 他还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我的文章，表明郭罗基不是右派。 我发表了一篇《来一个思想大解放！ 》，这又开辟了另一个战场。
（八）
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全国科学大会，与会代表达5586名之多。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闭幕会上作《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陈景润等也在大会上发言。 会后，科技界、教育界喜气洋洋，迎接“科学的春天”的来到。
周老对我说：“为了迎接‘科学的春天’，我们要写一篇大文章，题目是《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我说：“好！” 补充一点，题目应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周老说：“好极了！”
周老和我要写一篇大文章的意图传了出去，理科的教师都表示支持。 有人推荐力学系的教师武际可参加，说他对理论问题很感兴趣。 我们三人讨论了两次，由武际可执笔写出初稿。 周老很不满意，嘱我重写。
我写了一篇12000多字的长文，分四个部分：
一，哲学与科学
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自然科学
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自然科学
四，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
我把平时闲谈中周老发表的看法都写进去了。 他很满意。 1978年4月完成初稿，先后以打印稿和铅印稿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广泛征求意见，王竹溪、于光远、魏荣爵、洪谦、高崇寿、何祚庥、黄枬森、黄耀枢、周世勋、朱照宣、盛森芝等科学家、哲学家都曾提供宝贵的意见。 8月25日，《光明日报》以头版转二版全文发表，又制作了100份单印本，广为散发。
1978年9月，周培源访问日本，向科学界赠送了单印本，受到欢迎。 日本《科学》杂志1979年2月号全文译载。
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7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初，中央党校的学员讨论党史上的路线是非。 胡耀邦指出应以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分清党史上的路线是非。 有人提出，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分清路线是非的标准。 这就有了两个标准。 吴江和孙长江商量，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写一篇文章，强调“唯一”，澄清两个标准的胡涂思想。 文章由孙长江执笔。 孙找我商量。 当时我正在写《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我说，我会写到认识论问题，一定谈谈真理标准，为你们敲边鼓。 所以，我在文章中列了一节《实践是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唯一标准》，特别回答了“已被实践证实的理论，能否作为真理的标准？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轰动一时。 有一点遗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我对孙长江说，我的文章中的提法，或是“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或是简单明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他说，你再写一篇文章进行补救。 我说，那也不必了，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一面旗帜，不要使人产生疑虑。
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准确的？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中，实践检验的对象是真理。 这就是说，在实践检验之前已经成为真理，再由实践来检验。 问题是作为检验对象的真理是怎样发现的？ 已经成为真理，也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命题中这一层意思是明白的。 但实践检验之前发现的真理，标准是什么？ 这一层意思就不明白了。 如果说标准还是实践，这一层意思并没有包含在命题之中。 如果说是其它，问题就大了，至少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发现真理的标准，一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命题中虽强调“唯一标准”，只是对“检验真理”而言，并不能排除发现真理另有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出的问题是：“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答案应该指出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标准。 可是接着却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答非所问。 通篇文章把“区别真理与谬误”的问题和“检验真理”的问题混为一谈。 马克思究竟提出了什么呢？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 文章摘引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一条恰恰不是说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克思说的是如何证明“思维的真理性”，或认识的真理性。 实践是证明思维的真理性或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简言之，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并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践标准既是发现真理的标准，又是进一步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不准确，就在于用“检验真理的标准”代替了“真理的标准”，部分代替了整体。
真理与谬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见高低、定分晓。 实践检验的对象，可能是真理，可能是谬误；实践检验的结果，确证为真理或谬误。 因此，实践检验的对象是认识（思想、理论）。 认识来源于实践。 认识的内容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来源于实践的认识，反映究竟是否与客观事物相符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相符合，认识不可能自我确证，必须接受检验。 检验的标准是什么？ 实践。 来源于实践的认识，必须回到实践。 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认识，是为真理；在实践中被证伪了的认识，是为谬误。 同一认识，也可能由实践确证为部分真理、部分谬误。
正确的命题应当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为真理的标准，也可以说，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为谬误的标准。 总之，实践是区分真理与谬误的标准; 真理与谬误，位于实践这一分水岭的两边。 简单明了的提法，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同时也蕴涵着相对的命题，实践是谬误的标准。 实践的权威，既可以判定真理，也可以判定谬误。 实践的成功证明了真理； 实践的失败证明了谬误。 因此，准确的命题是：实践的成功是真理的标准，实践的失败是谬误的标准。
认识（思想、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得到证实，确立为真理。 一旦成为真理，并无终极的意义，也需要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 凡是真理，无论怎样检验，不会全部被抛弃，总有某些颗粒、某种成分保留下来，融入新的真理，汇成真理的长河。 这就是真理的发展。 所以，以真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是发展真理的问题。 但首先要解决认识何以成为真理？ 以认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发现真理；以真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发展真理。 两个方面合成一个命题：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既是发现真理的标准，也是发展真理的标准。
后来，我发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这个题目也是有问题的。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流行的说法，我不假思索地采用了。 经过反思，这个说法与我的基本思想是矛盾的。
人们可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可以遵循马克思主义，但不能以强权定于一尊，以它为“指导”。 思想禁锢正是由此而来。 即使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成为外在的强制，而不是自愿的追求，它就走向反面。 选择马克思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遵循马克思主义，应当在思想自由的前提下实行。 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提倡，可以鼓励，不可强求，不可命令。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说：“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是不能运用权力强制别人接受的；运用权力强制别人接受的思想，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没有料到，在他身后居然有一种权力，而且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权力，强制别人接受某种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决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九）
周林、高铁、韦明刚到北大时，人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不久，希望变成了失望。
周林、高铁、韦明，人在北大工作，住处却远在前门外的东方饭店，上下班要小车接送，耗费了不少汽油。 当时各单位用油有定量。 汽车处对他们的意见特别大，提了也没有用。 北大历任党委书记，不管政绩如何，总是很辛苦的，遇事随时出发，群众随时可找，还没有一个像周林那样下了班就不见人影的，人们叫他“甩手掌柜”。 北大的情况复杂，他们不作调查研究，又好发号施令，只能是主观武断。
邓小平1977年复出以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 北京大学先前是“毛主席亲自抓的点”，后来又成了“邓副主席亲自抓的点”。 邓小平让方毅和蒋南翔（当时是国家科委的主任和副主任）协助他管北大。 北大有两个顶头上司：一个是教育部长刘西尧，一个是北京市委书记吴德。 刘西尧思想保守，邓小平批评他“东看看，西看看，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吴德是“凡是”派。 邓小平把他们都撇在一边，直接对北大下指示，群众是欢迎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邓小平，意气风发，积极进取，对北大作了多次重要的指示。 但这些指示通过北大的干部系统去贯彻就走了样。
1977年10月20日，周林、高铁、韦明进北大以前，邓小平找他们谈话，要他们从深入揭批“梁效”入手打翻身仗。 由于原党委负责人黄辛白执行北京市委的“捂盖子”方针，把北大搞得死气沉沉。 邓小平要求周林等人重新掀起揭批“梁效”的高潮，由此入手改变北大的局面。 但周林等人进校后，揭批“梁效”只是布置人写了两篇文章，便没有下文了，北大还是没有翻过身来。
1978年3月21日，邓小平和方毅、蒋南翔同周林、周培源等五人谈话，邓大概听到了群众的反映，特别提出“北大几个书记住到学校去”。 周林等人依然赖着不动。
邓小平说：“办好北大，要依靠北大自身的力量。”显然是对周林等外来力量说的，也表明他对周培源和我这些“北大自身的力量”的信任。 周林却从他的老根据地贵州调来几个人，掌握要害部门，汪小川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穆颖（女）任党委组织部长，洪影任党委办公室主任。 人称“贵州帮”。 真巧，与陆平从铁道部带来的三个人张学书、伊敏、魏自强所任的职务一样。
1978年5月31日，邓小平和蒋南翔、刘西尧又找周林、周培源谈话。 那时周老的职务还是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准备任命他为校长。 邓小平说，文件未下达前，先上任。 这是说给刘西尧听的，因为教育部的文件迟迟没有下达。
他指出，解决北大问题的方针是：“澄清路线是非，团结大多数，调动积极性。”周林和周培源在工作中逐渐发生了意见分歧，大概邓小平也感觉到了。 他问：“你们合作得怎么样？”周林不吭声。 周培源说：“我们合作得很好，邓副主席你可以放心！”周培源事后对我说：“这倒不是有意讲假话，而是表示一种愿望。”事实的发展与他的愿望相反，分歧越来越大，人称“二周不和”。
邓要北大“动大手术”。 事后，周培源问蒋南翔：“怎样动大手术？”过了几天，蒋南翔向周林、周培源传达：“小平同志说，北大的问题主要是陆平的干部同郭罗基的矛盾。”周老告诉我的时候，我困惑莫解：“我一个人怎么成了矛盾的一方？”周老解释：“大概是指陆平的干部同郭罗基为代表的教师的矛盾。”党委的一套干部，谁掌权就奉承谁，“陆平的干部”又成了周林的统治机器。 我不过是周培源的助手，我一个人也不可能成为矛盾的一方。 可能邓小平避免提到周林和周培源他们二位本人，把“二周不和”说成“陆平的干部和郭罗基的矛盾”。 实际上是指周林所依靠的陆平的干部和周培源、郭罗基后面的广大教师的矛盾。
我又问：“动大手术是不是把矛盾的双方都要整一整？”周老说：“好像也不是。 南翔还说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后来反‘四人帮’，郭罗基的表现是好的。 不知是他的意思还是小平同志的意思。”这时，无论邓小平还是蒋南翔，对周老和我在北大的工作都是支持的。 邓小平开过多次知识分子座谈会，深感大学里的政工干部是累赘，他曾说过：“大学里只要一个党委书记就行了，政工干部可以不要。”
周林回来说，邓副主席讲的“澄清路线是非”，在北大就是抓“社教”。 6月份，北大党委搞了一次“小整风”来“澄清路线是非”。 但他们不去澄清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康生、迟群、谢静宜祸害北大的路线是非，而是翻历史上的老帐，清算1964年的“社教”运动。 结果，北大的教师和干部思想更加混乱、团结更加涣散。
1978年9月6日，邓小平委托方毅、蒋南翔向周林和周培源传达几点意见。 主要的一点是：“北大要大整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澄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进行大调整，动大手术。”邓小平还提出一个要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北大要拿出经验来。 因为周林搞的“小整风”没有解决问题，所以邓小平要求来一个“大整风”; 因为5月31日讲了“澄清路线是非”之后还是没有澄清，所以邓小平再次强调“澄清路线是非”。
周培源与蒋南翔约，9月10日下午3点谈“大整风”问题。 9月9日晚上，周老找我和文重商量，明天和蒋南翔怎么谈？ 商量的结果，准备谈四个问题：
一，领导问题。 成立大整风领导小组，由蒋南翔同志任组长。
二，建立工作班子。 成立大整风办公室，文重任主任。
三，大整风的内容，不能仅限于“社教”、“派性”，首先要澄清的路线是非是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 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党委开始。
四，做法要充分发动群众。
周老与蒋南翔谈过以后，9月10日晚上，又找我和文重、王志美（生物学教师兼周培源秘书）谈，说下午与南翔谈的结果，有几点一致的意见：
一，9月12日，周老将去日本。 大整风暂时推迟，等周老出国回来再说。
二，由南翔同志委托文重组织一些人搞调查：1，北大历史上的路线是非。 2，第11次路线斗争在北大的表现。 3，周林等进校后做了什么？
三，不成立大整风领导小组，有问题由南翔出面找二周商谈。
周老从日本回来后，10月又出访美国。
此次访美，周老做了一件大好事。 美国的校际交流可以互派 Visiting Professor（访问教授）。 Visiting Professor 是要讲课的。 周老与美国人商谈，而且达成协议，将 Visiting Professor 改成 Visiting Scholar（访问学者）。 这就是说，从助教到教授都可以为 Visiting Scholar，而且不用讲课。 后来，中国向美国派出成千上万的访问学者，就是得益于周老的这一创意。
周老从美国回来后，周林对他说：“该做的都做了，整风没有什么可整了。”
“二周不和”，分歧的主要之点是：
第一，周林提出，北大的路线是非要以“1964年的’社教’划线：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受冲击的干部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周培源认为，北大的路线是非应当以对“四人帮”的态度划线，历史上的是非只能作参考。 “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有反“四人帮”的；受冲击的干部后来有跟“四人帮”的。 如果以“社教”划线，这就掩盖了对“四人帮”的大是大非。 而且，总结历史的教训也不能孤立地抓住“社教”运动这一片段，1957年以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干部整群众、群众整干部的教训都应吸取。 当时刘少奇虽然还没有平反，一般人都寄予同情，很少有人讲“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了。 周林唱的还是老调，用什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反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可见思想之陈旧、头脑之僵化。
他之所以抓住“社教”大做文章，有个人的特殊原因。 周林曾任贵州省委书记，是典型的共产党官僚，胡耀邦戏称为“夜郎国国王”。 因犯错误，他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受到冲击。 中共中央曾派以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为首的工作组去进行调查、处理。 周林被赶下台，一直耿耿于怀。 （这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突出事件，引起外国观察家的注意。 见[英]David Bonavia 《邓小平传》第138、139页，[新加坡]明窗出版社，1989年10月。 ）他对“社教”的不满，适应了北大一批干部的需要。 这些干部唯权势是从。 1957年后，他们在陆平的指挥下整群众，耀武扬威。 “社教”中，张磐石工作队发动群众整干部，看样子陆平要倒了，他们反戈一击，乱踢乱咬，丑态百出。 等到彭真指挥反攻倒算，指责张磐石犯了错误，这些干部又倒向陆平一边，大骂张磐石。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成了“黑帮”。 “军宣队”、“工宣队”掌权，他们又紧跟，“批林批孔”、“批邓”总是冲在前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自然他们的名声就不好了。 如果以“社教”划线，“社教”以后的恶劣表现就可以一笔勾销，所以他们又成了周林的热烈拥护者。
第二，周林在北大发动一场运动来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周培源认为，北大要把教学和科研搞上去，不能再搞运动了。 邓小平曾指示把聂元梓赶出北京。 吴德当时的日子不好过，为了转移视线而加码，决定把她抓起来。 到了北大，周林又加码，决定把聂元梓和她的副手孙蓬一都抓起来。 北大带了头，北京的其他大学群相仿效，1978年4月北京的高等学校抓了“五大领袖”再加7个人，共12个人。 周林他们在全校动员，建立大字报区，召开控诉大会，大揭发，搞专案，折腾了好几个月。 他们把邓朴方请来，在全校大会上讲话（由他的妹妹代念讲稿），明显地带有献媚邓小平之意。 周培源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坏人坏事，证据确凿，可以依法处理；在群众中不应重新挑起两派纠纷。 他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刚愈合的伤口，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挑破，让它流血流脓？”文化大革命中北大的许多坏人坏事都出在“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周林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清理”，弄不好又成了一派整另一派。 抓了聂元梓以后，周林扬言要将两千人调出北大。 聂元梓那一派的人，人心惶惶。 周老和我在北大掌权，我们主张宽容地对待另一派的群众，否则不可能团结大多数。 周林等人却强迫我们“采取严厉措施”。 哲学系曾是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地方。 我在哲学系任领导小组组长（粉碎“四人帮”以后，原有的党总支、革委会瘫痪了，教师和学生推选我为领导小组组长，我成了临时政府首脑），对于周林他们的一套进行抵制。 党委副书记韦明指责我：“为什么不把那些人看起来（隔离审查）？”我说：“现在都到了什么时候了，怎么还要搞这一套？ 怎么能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来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们在全校大会上批评“哲学系按兵不动”。
在这以前，周老提名我为校长办公室主任，党委不同意。 现在他们同意了，校长办公室主任已经有人了，周老找了文革前的校办主任文重（化学系教师），官复原职，所以任命我为副主任。 我不能表示不同意，否则他们会说我计较地位。 当主任就干，当副主任不干？ 实际上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把我调走以后他们就发兵到哲学系搞整顿，大动、特动。 各系的战友们对我说：你离开哲学系，放弃了一个重要的阵地，是失策！
更为尴尬的是我在校办的处境。 文重是一心抓权的人。 我和他商量怎么分工？ 他说：“很难分工。” 分工就是分权，他不想分工，就是不愿分权。 我在校长办公室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 周老了解到这个情况，就把他的办公室的钥匙交给我，让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 文重的文字功夫不行，周老看不上眼。 我的工作除了参加校务委员会会议、校长办公会议之外，就是代校长起草文告、处理公文、接待来访。 另外，就是代写以周培源的名义发表的文章。 别人代写的文章他也交给我修改。
周培源手迹：
罗基同志：
这是科协干部给我写的一篇祝贺“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会”的文章。 展览会定于10月3日晨在北京展览馆开幕，邓颖超同志将去致开幕词，并已请几位副总理出席。 这个展览会是党中央批准的在国庆30周年举行的唯一的一个展览会。
科协也请了几位科学工作者写文章。 给我写的这篇文章是一些文章中最早发表的一篇，预定10月4日见《人民日报》。
文章的主题为“祝贺”与“期望”。 我看了一下稿子，感到它不够水平登《人民日报》。 为此请你化一些时间修改一下，希望能在10月2日晚上给我，以便于10月3日晨去参加展览会开幕式时交给科协同志。
周培源
9.28晚
有一次，《光明日报》的记者到周家登门拜访，约请周老写一篇系统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 周老不在家，周夫人王老接待。 王老对记者说：“周老发表的文章都是郭罗基写的，你先要问问郭罗基有没有空？ “《光明日报》记者果真来问我了，我说没有空。 其实是因为这样的文章已没有多少话可讲了。
校长办公室的工作由文重一把抓，不容我置喙。 我也乐得如此，还有时间研究理论。 文革前的校办副主任杨汝佶对人说：“文重这个人跟谁都搞不好关系，郭罗基怎么和他合作得很好？”他不知道，我是合而不作，不妨碍他抓权，所以没有“搞不好关系”。
第三，周培源和周林还有一个重大分歧：办好北大究竟依靠什么人？ 周培源认为主要应依靠教师。 他说，办好医院，要有好的医生；办好剧团，要有好的演员；办好大学，当然要有好的教师。 周林认为，办好北大要靠各级干部，谁不同意就是对党的领导的态度问题。
当时需要澄清的路线是非就是对“四人帮”的态度问题。 周林等人以“社教”划线，重新挑起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纠纷，依靠反复无常的“陆平的干部”，最终的结果都是搞乱了路线是非。
魏杞文之死就是搞乱路线是非的一段哀怨的插曲。
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到后来就重新组合了。 两派中跟着“军宣队”、“工宣队”抓“五一六”、“批林批孔批周公”又“批邓”的人们早就消除了“派性”。 两派中反“梁效”、反“四人帮”的人们也在悄悄地联合起来。 魏杞文是聂元梓手下的人，文化大革命中和我是对立的。 在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劳动时，我们两人在同一个连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由于经常交换意见，逐渐形成共同看法，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前就进行了反“梁效”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北大的教师顶着“凡是”派的压力，投入揭批“梁效”、“四人帮”的斗争。 中文系的费振刚和我是“井冈山”的，历史系的魏杞文是新北大公社的，在我们三个人的带头下，以中文、历史、哲学三个系的教师为骨干，全校的两派教师基本上团结一致了。 艰苦斗争一年，迎来了周林等人。 人们决没有想到，周林等人进校后，魏杞文反而成了揭发批判对象。 他是“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必须作检讨。 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时，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党委副书记韦明点了他的名，说他是打死人的“幕后策划者”，召开全系大会进行揭发批判。 历来，整人的办法就是弄个不明不白，然后长期“挂起来”。 魏杞文一腔愤懑，心情抑郁，得了肝癌。 1981年8月5日，年仅49岁的魏杞文含冤逝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定格在冰冷的脸上的那种不愿离开人间的痛苦的表情。
1981年11月，北大党委作了一个《对魏杞文同志的平反决定》。 人都死了，平反有什么用？ 《平反决定》连责任者韦明的名字都不提，只剩一个无主的头衔——“负责清查工作的党委领导同志”。 所谓“平反”只是安抚受害者，害人者逍遥法外，还可以照样去害人。
中国的政治，上面是“黑箱”作业，下面就对“黑箱”送“黑材料”，力图影响“黑箱”的决策。 北大的干部深谙此种门道。 技术物理系办公室干部任某，邓朴方落难时曾给予同情，尔后就常到邓家走动。 北大党委通过任某将“黑材料”送交邓朴方转邓小平。 后来果然得到印证。 1983年11月25日，时值“清除精神污染”，薄一波在北京市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北大有个郭罗基（其实那时我已不在北大），我是不了解，小平同志那里有他的不少材料。”如果能把这“不少材料”拿出来公开展览一下，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1978年11月20日，周老召集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开会。 大家认为，应以校长的名义向中央写个报告，说明北大的真实情况，并对落实邓小平的“大整风、大调整、动大手术”提出具体意见。 报告是我起草的。 最后，周老还要我写上几句动感情的话：“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北大还没有走上轨道，我心里很不安。 群众着急，我更着急。 我在北大工作多年，对北大是有感情的。 我愿竭尽余生的精力，把北大办好; 北大办不好，我真是死不瞑目。”报告送方毅、蒋南翔转交邓小平，另外，还抄送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林呼加。 周培源校长的报告仅此一份，还不知邓小平看了没有。 另外一些人送到邓家的小报告，据说加起来有半尺高。 从前门进去的大报告敌不过从后门进去的小报告。 戈培尔效应也是起作用的，说谎者总是靠不断重复谎言来征服人心。
邓小平变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反“左”，变到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的反右，以及1980年12月以后的反自由化。 郭罗基的反“左”的倾向和发表的反“左”的文章，就成了“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他也渐渐地改变了对北大问题的看法和对周培源、郭罗基的态度。 到了1981年7月17日，他终于讲出来了。 为批《苦恋》事，邓小平找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中间突然指着胡绩伟说：“郭罗基和周培源在北大尽搞派性，你《人民日报》热心发表他的文章是不正确的。”第一句话缺乏事实，第二句话缺乏理由; 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之间缺乏联系。 《人民日报》发表我的文章正确不正确，这是另一个案子。 说我和周培源在北大搞派性，这本是党委干部散布的流言蜚语，大概写进“黑材料”了。 还有另一种说法，因为周老和我不赞成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他们又说我们是“包庇聂元梓”。 如果是“包庇聂元梓”，那么就没有两派对立了，还搞什么“派性”？ 如果是“尽搞派性”，那么清理聂元梓那一派的问题时，就会乘人之危、火上加油，怎么可能“包庇聂元梓”？ 反正这两条罪名是不能同时成立的。 但我和周老没有申辩的权利。 周扬当场为我和周老进行辩护，不起作用。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经刀笔吏胡乔木整理发表，上面那两句话又扩充了，语气也更严重了，变成这样：“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 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 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5页）
“黑材料”可以改变邓小平的看法，不能改变北大的现实。 周林领导下的北大又回到黄辛白时代的晚期。 北大人编了许多段子，有一则说：“北大有三样东西最精彩，一个高高的博雅塔，一个美丽的未名湖，一个漂亮的图书馆；加起来就是‘一塔湖图（一塌糊涂）’。”1979年国庆节前后，教师和学生贴了许多大字报。 1977年改革招生制度后，进来的学生富有活力，像王军涛等还是1976年“四五”运动的闯将。 学生又站到了大字报运动的前列。 有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欢送周林》，很不客气，要赶人走了。 党委的干部说是郭罗基幕后指挥的。1979年11月，周林、高铁、韦明两年前在进北大的同一季节，又离开了北大。
北大和南大同样都存在着校长和党委的矛盾，结果却不一样。 在南大，校长匡亚明被掌握实权的党委挤走了。 在北大，党委负责人虽有实权，还是搞不下去。 这是因为，第一，周培源校长深得人心。 第二，北大的教师和学生参与意识比较强烈，在关键时刻显示了力量。
黄辛白、周林先后在北大呆不下去，都到了教育部当副部长。 这是中国的怪事，领导一个大学搞不好，就去领导全国的教育。
（未完待续）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