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54）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07）
俄罗斯的崛起使戈尔巴乔夫马上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比立陶宛独立压力大得多。叶利钦上台后立即对中央施加压力。1990年5月30日，叶氏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记者招待会上说: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首要任务是应当找到那种不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和机制。下一步就是俄罗斯的主权，而且是意义很大的主权。俄罗斯在各方面都是独立的，它的决议应当高于联盟的决议。叶氏表示，要立即制订关于俄罗斯向总统治理方式过渡的法律，随后举行全民直接无记名选举，从俄罗斯人代会上确定的若干名候选人中选出俄罗斯联邦总统。叶氏还表示，现在应当抛弃这样的公式: 一切为了强大的中央。只有共和国强大，苏联才会强大。加盟共和国越强大，苏联就将越强大。叶利钦也强调“强大的中央”，但是，他的理解与戈尔巴乔夫不一致。叶氏强调的是基于牢固的共和国间横向联系的“强大的联盟”，而戈氏强调的是以垂直联系为基础的联盟。1990年8月，叶氏在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讲话中说，应当发展横向联系，应当摧毁苏联这种僵硬的垂直的核心，实行自愿的、主权的、自立的国家的直接联系。叶氏还提出了主权国家联合体的概念，这些主权国家具有邦联的基础、自主性和两三个联合因素。叶氏准备将国防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职能交给中央。叶氏向拉脱维亚领导人表示敬意，准备同波罗的海三国形成战线。他还说，那条保卫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战线毕竟小了点，中央的压力曾经是很大的。现在，俄罗斯同你们站在一起，中央就会惊慌不安了。
叶利钦将俄罗斯大权掌握在手之后，顿时感到自己很有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也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叶氏表示: “个人因素在政治中起着不小的作用。我说过，由于了解当前的各种困难，我尽力摆脱与戈尔巴乔夫关系中出现过的一切消极东西，以避免这类东西影响我们的工作关系。”法国学者戈诺问叶利钦: “有时候很难搞明白，你们当中谁是猫，谁是鼠。不管怎样，西方人很难搞清这一点。”叶氏回答: “对总统来说猫的角色是自然而然的，他要是充当别的角色就会感到不舒服。”叶氏表示，他不想也不打算“吃掉”戈氏，不希望得到苏联总统的角色。即使在全民直接选举总统中戈氏建议他作为候选人，他也要坚决拒绝。
叶利钦咄咄逼人的政治态势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不满。他认为，叶氏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改变了立场，他在玩政治游戏，在耍花招，他的政治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破坏性。他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将会使改革进程复杂化。戈氏提醒人们要对叶氏进行观察，看他到底奉行什么路线，要看他的实践。有记者问戈氏: “在苏联和波罗的海局势的问题上，您说过如果通过宪法途径，那么脱离是可能的。您是否认为，在今后的某个时候，苏联的版图、苏联的疆界可能发生变化，目前这种形式的统一将会改变？”戈氏回答: “对苏联作为一个联邦的前途，我的看法向来是乐观的。但是有一个条件: 这个主权国家联盟应当发生根本变化，应当改革。我想，我们将成为一个生机兴旺的联邦，这个联邦将把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自主，同拥有共和国自己授予的、写入宪法的权利的行动有效地同中央结合在一起。这对我国各族人民来说都意味着是一项成就。” 针对叶利钦的攻击，戈氏对自己的“掌舵”问题进行了阐述: “我掌舵不掌舵，这要在现有宪法程序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途径决定。这已经是所谓由现实生活本身决定的问题了。对我来说，改革是我的选择。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命运与此相联。不论我受到什么样的压力，我都不会离开这条路。我将运用我拥有的改革力量、社会的一切民主力量联合起来，促进改革的成功。这就是我的立场。”
戈尔巴乔夫激烈批评俄罗斯分立的思想。他说: “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出路在于分立、自我封闭，甚至退出苏联，对此我决不同意。难道可以迅速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决裂，不把共和国的潜力联合起来，不利用在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联盟内部合作和分工的优越性吗？那些准备肢解苏联，把它活生生地切开，扯断多年形成的国民经济联系的人并不明白，这一切会不可避免地削弱俄罗斯联邦本身。这种行为是对俄罗斯、对俄罗斯人民犯罪。”
这时，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采取既对抗又合作的态度，他不拒绝同戈氏的谈判。他说: “我们的会晤是必要的，但当然是在俄罗斯主权的范围内，并从俄罗斯的利益出发。俄罗斯就是俄罗斯，它有权期待对话。对抗在这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叶利钦大抓俄罗斯主权引起戈尔巴乔夫的严重忧虑。他感到再不制订联盟条约就会使苏联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于是，他表示，“我们必须有统一的经济空间，这就是说，要有统一的货币、海关、银行，但是要考虑这一切将是在主权国家联盟内。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摆脱原先的合作方式，走向新的合作方式，揭示联盟在新的合作方式方面的潜力。这项工作并不简单。所以，我们才邀请了所有的自治单位。我现在可以乐观地说，我们顺利地继续工作，我们商定，把工作转移到由共和国领导人和联盟领导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一级，这令人产生希望: 这项工作将取得迅速的进展。”
1990年中的苏联，明眼人都能看出，苏共的气数指日可待了。改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折呢？《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以“民主化的影响”为题作出如下评判：
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派的同仁们坚信，政治改革将会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拆社会主义的墙角。他们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呢？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民主化将会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拒绝。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苏联人民渴望民主和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制度的民主化决不会给建设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目标带来危害。
然而，民主化的改革，却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弱，使得他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虽然这种状况在一开始并不明显。戈尔巴乔夫得到民众支持的基础来自党国精英，因为是他们在1985年使他成为了党的领导人。正因为党的等级结构和传统体制使得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所以，一旦他成为党的领导人，他就可以得到党国精英的支持。以这些精英的支持为基础，再加上党的强有力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就拥有了用以实现自己计划的组织工具。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到了1990年，他已经失去了作为基础的党国精英们的支持，而且，他也破坏了在苏联保证他的强有力的权力的原有组织结构。由于党原有的十分严格的纪律已经十分涣散，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党国精英再继续支持戈尔巴乔夫和他所推行的改革计划。由于激进的经济改革导致混乱，国家面临艰难的状况，要重新建立作为基础的民众的支持，也决非易事。而且，也不可能产生一种可以取代党来行使权力的新的工具。作为总统，戈尔巴乔夫拥有许多权力，包括对军队的领导，但是他不打算通过军队来统治国家。他似乎是想把由党所正式行使的权力移交给苏联政府，但是，戈尔巴乔夫已经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他面对的是一个具有半独立性的最高苏维埃，不久，他还将面对具有完全独立性质的苏联政府，包括越来越具有独立倾向的主要城市、俄罗斯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
现在，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为作为其基础的民众的支持而作出努力。同时，由于他所推行的改革，民主化了的各种机构的力量也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去想方设法推行自己的政策。在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下，那些亲资本主义的各种力量也可能联合起来，侍机夺权。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结果，叶利钦已经成为俄罗斯共和国的行政首脑——首先是通过新成立的俄罗斯议会的选举，然后是通过公众的选举。到1991年，从他被选举为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开始，叶利钦就把戈尔巴乔夫抛到了一边，俄罗斯以全速向资本主义方向挺进。由戈尔巴乔夫所鼓动和领导的苏联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在他个人离开政治舞台和苏联社会主义改革计划的失败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政治体制民主化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亡中所起的作用很容易遭人误解。叶利钦从作为苏联的一部分的俄罗斯的领导人，到最后成为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国家的领导人，这一过程并不是什么选举的直接结果。新的自由选举在最后的权力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只是整个事情的一部分。
任何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都不是通过选举实现的。1990年代初的苏联社会革命也不例外。为了争取到国家权力，叶利钦和他领导的亲资本主义联盟，除了要在新的民主化的苏联制度下赢得选举外，还必须做其他许多工作。他们必须从政治上击败戈尔巴乔夫和社会主义改革派。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级别比叶利钦高，但是保守派的代表在苏联也居于很高的地位。在1990年代初的政治斗争中，叶利钦及其所领导的亲资本主义联盟所赢得的至关重要的最后胜利，是他们赢得了党国精英的支持，这些精英分子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建设一个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计划。
进入1990年，苏联国家全面危机的局面已经形成。首先是民族危机加剧。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通过了独立宣言，谋求独立。波罗的海三国的示范作用带动了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它们也纷纷通过了主权宣言。而联盟中央宣布这些独立和主权宣言全都“无效”。各加盟共和国又宣布苏联法律在本国无效，而联盟中央马上宣布共和国法律不能高于联盟法律，一切违反联盟法律的必须撤销。最后结果，还是各加盟共和国说了算。
保持联盟是戈尔巴乔夫竭力追求的目标。所以，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通过主权宣言时，戈氏表示严重担忧。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氏在政治报告中承认自己在民族问题上存在错误判断。他说: “我们不是一下子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影响，没有及时看到这个问题所包藏的危险性。你们大概记得，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认为，这些问题似乎早已解决，总的来说，情况是正常的。但是，生活给了我们一个严酷的教训。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没有准备，在虚假的太平盛世下长期积累的极其严重的问题终于爆发和暴露出来了。”戈氏在随后的讨论中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还有一个教训，这就是我们忽视了族际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错过了时机，而一旦发现了问题，行动起来又很迟缓。现在我不会为自己辩解，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虽然政治局开过许多次会，同各地第一书记以及各个委员会进行过许多次会晤，作过许多次视察，但是看来这些是不够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及时看出危险性，我们——诚实地承认吧！一直认为，我们这儿一切都顺顺当当，所有问题都解决了，都在举杯为各族人民的友谊干杯。这就是我们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工作。现在突然发现暴露出许多问题。但是我们没有立即作出反应，没有立即作出正确的估计。只是后来才制定了一个方针，我们根据这个方针开始了工作。现在应当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
为了缓和民族危机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二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主权国家联盟”的主张: “我们最近经历和思索的一切，使我们懂得，改革联盟不能只限于扩大共和国和自治州地区的权利，即使是大幅度扩大。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联盟。这里所指的实际上是建立一个我国的民族国家体制。这种体制将会解开矛盾的症结，把各民族合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增强整个联盟的政治实力和经济、精神潜力，有利于加入伟大国家联盟的全体成员。” 戈氏提出要着手制订新的联盟条约，并且透露联邦委员会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的准备与策划。
1990年9月21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言说: “在摩尔多瓦通过的宣言中没有说摩尔多瓦要留在苏联，而是谈到了联合体之类的东西。在这个宣言的影响下，动荡和惊慌不安情绪开始增长。……我当着你们和全国的面深信不疑地说，这将是一个危害极大的选择。仅以我们的国防为例，我们怎么办，应当搞出15个国家来吗？这会使整个国际社会发抖。我们处在全面改革我国社会的正确道路上。但是，在进行这些改革时要看到一旦过头便无法补救了。因此，我们再一次坚定地说: 是的，我赞成联盟，赞成主权国家联盟。这些主权国家应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合作，拥有自己分得的明确的权力及有效地发挥作用的中央和共和国。如果走极端，我们就找不到答案。” 在十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氏强调，“各族人民的复兴和实现他们独立自主的最佳道路，是深刻改造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和建立主权国家联盟。换句话说，不是经过摧毁和瓦解，而是经过合乎现代形式的一体化。因此，苏共坚决反对分立主义，反对破坏性行动，不管这种行动是谁发起的”。
1990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举行会谈。主要议题就是新联盟条约问题。
11月13日，叶利钦向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介绍了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情况。他说: “我们从未反对过联盟和联盟条约。俄罗斯联邦政府和最高苏维埃的任何一位领导人从未说过他不打算参加联盟和联盟条约，不打算成为这个条约的主体。我相信总统不会怀疑这一点。……但是俄罗斯将以什么资格签署联盟条约呢？俄罗斯主权宣言未得到承认。中央和俄罗斯之间的职能划分未得到正式承认。就像经济计划和改革那样，中央总是在那里指手划脚。一切都要经过中央，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政府实际上没有实权。目前仍在执行强制的方针，执行不让俄罗斯有自己声音和自己主权的方针。这甚至连目前已经完全过时的宪法都违反了。因此我认为，现在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即我们先签署条约，然后再决定俄罗斯拥有什么。”叶利钦还透露，他们还一致商定: 尽可能避免对抗，经常举行会晤，重大的政治性行动、法律命令事先进行协商，但是在税收制度、利润税率方面没有达成协议。
戈尔巴乔夫也解释了他同叶利钦会晤的情况。他说: “双方承认，联盟条约是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中心问题，它需要认真地加以解决。首先互相阐述自己的立场在这里是重要的。必须加强和改造联盟，建立主权国家联盟，但在保留这个联盟国家方面没有分歧。我们商定要公开声明，中央领导人和俄罗斯联邦各族人民所担负的巨大责任和理解。” 戈氏强调要维护统一的军队，共和国拥有军队是危险的。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遇到了压力，有代表质问他，为什么总统与叶钦会谈的内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都知道了，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对此一无所知？戈氏不得不在会议上向代表介绍与叶氏会晤的情况。他反击了叶氏，驳斥了似乎他屈从了叶氏的最后通牒，似乎他在谈话中有认输的举动。戈氏指责叶氏追求“轰动一时”的效果，这实际上违反了他们之间达成的默契。戈氏表示: “我们根本不需要让某个共和国的领导与联盟领导对立起来，好像一些人较多地表达了某些人的利益，而另一些人较少地表达了某些人的利益。政治领导人不能鼓励民族主义、分立主义，我们应该改革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以复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让我们的这个联盟国家获得新的生机。把自己装扮成某个民族的夙愿的表达者，从而使中央与共和国对立起来的企图是不能接受的”。
戈尔巴乔夫一直准备尽快地签订联盟条约，却遇到了叶利钦的反对。叶氏表示，不管怎样都不可能像总统所希望的那样尽快签署联盟条约。他提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戈氏承认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以前，俄罗斯不会签署联盟条约；第二，在联盟政府和俄罗斯政府签署划分职能与转交财产的协定以前，俄罗斯不会签署联盟条约。12月11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第二次非常人代会上表示，如果仓促签署条约，使那些来不及作出选择的共和国的合理要求未被考虑和接受的共和国置身于联盟之外，那将是不能原谅的错误。叶氏说，俄罗斯反对靠损害俄罗斯利益维护联盟的做法。他主张一部分一部分地签署条约，首先签署经济条约。
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局势的危急性。他说，苏联具有很大的机会，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危险。“在所有的进程中都有一个界限，一旦过了这个界限我们便会陷入艰难的和非常危险的局面，这种局面既会产生许多混乱现象，又会削弱联盟中的联系和政权制度。这些危险的所有征兆都存在着。正是这一点使整个社会和各政治机构运转起来。也正是这一点使政治稳定成了主要问题”。戈氏坚定地反对使联盟分开的设想。不能毁掉联盟，而是革新联盟，并且在坚决地和大规模地革新联盟的道路上寻找答案。
在1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承认，中央与地方划分权力的过程已经“失去控制”，“有了公开竞争的性质，这是一种危害极大的现象。由于它的存在，所有经济部门可能受到最严重的损害和陷于瘫痪”。戈氏认为，“强有力的共和国——强有力的中央这一提法的意义在于，联盟应当保留相当广泛的权力，以使联盟能够行使自己的职权并有益于共和国。”戈氏警告叶氏不要把共和国之间的协定与联盟条约和全苏市场对立起来。
叶戈之争已进入白热化状态。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