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解释权威:胡乔木讲演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作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演。

那天,胡乔木从医院出来,带着一个大口罩上台。主持人蒋南翔(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说,乔木同志感冒了,他今天是抱病前来的。接着,胡乔木做了简单的开场白,便由两个播音员轮流代念全文。正如胡在开场白所说,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历时三月,四易其稿”。从1983年10月开始,胡乔木就在准备这篇重头文章。按照中共的惯例,像他这样高位的人写这样的大文章,是要组织一个班子来进行的。参与起草的八个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胡乔木指定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作为主要执笔者(邢贲思本来是反对人道主义的,包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过去一个著名的观点是:人道主义是一种欺骗,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更是双重的欺骗。当然现在他有所修正)。但起草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胡乔木一次又一次对起草小组谈他的提纲,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草稿,以至后来不得不把主要执笔人换为龚育之,还多次召集专家讨论,征求意见,最后总算完成了。

胡乔木这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文三万九千字,分为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前两个问题那几年中国大陆思想界并没有多少争论,胡乔木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不过是为了便于论证对方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已。的确,胡再讲周扬讲过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且讲演地点和十个月前周扬一样仍选在中央党校礼堂,是发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我胡乔木讲的才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

胡乔木经过多次修改后出版《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胡乔木的文章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月刊》1984年1月号上发表。《红旗》杂志1月26日转载。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转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除了汉文以外,还有朝鲜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藏文、蒙文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加上报刊的转载,共三千万份。这个销售量仅次于邓小平的文集。但是,没有官方的外国文字译本。胡乔木似乎并不想让他的观点在海外引起讨论。

正式发表的版本较之讲话稿作了一些修补。例如加了一处“改革”的字样。最明显的一处是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原先是否定的,现在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那么,使用这个术语原无不可;只是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么恰当。

胡文发表前,在中宣部的会议上,邓力群作了高度评价,贺敬之也大加捧场。他们还说要写一批批判文章,要像当年写“九评”那样写“十评”,解决文化思想界的问题。当年,从1063年9月到1964年7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撰写九篇评论苏共路线的文章,不但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全世界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宣传,俨然成了(当然是一厢情愿)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现在他们显然企想重温旧梦,为胡文造势。

1月26日,中宣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发出关于学习和讨论胡文的通知。〈通知〉说此文对于几年来围绕着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的争论作了“科学的回答”,“对于推动理论工作者的健康发展,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教材。”“各条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要学。

1月28日,胡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党校开了一个庆祝座谈会。此后,各种赞扬在全国各地各级各界包括各种报刊、电台排山倒海,响彻云霄。

胡乔木的讲演被看作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关于“精神污染”的讲话的最权威的解释;他听到了全国上下一片赞扬声。这毫不奇怪。胡文发表之前不仅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而且还得到邓小平的赞赏(王若水说他后来惊讶地得知,邓小平实际上并没有看这篇长文章)。邓作了如下的批示:

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按照邓力群《自述》所说,这一切,包括邓力群自己关于异化的观点的变化,都是来自邓小平的决定性的影响。书中说,1983年9月30日,邓力群他们把讲话稿送给邓小平时,邓小平在谈话中讲了如下这些看法:

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邓力群《自述》说,邓小平这篇话讲得非常好,非常重要。这一篇话使他和胡乔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大大地提高了。有了这篇谈话,才能有他邓力群在二中全会西南组批评王若水错误的长篇发言。而胡乔木也是因为看了邓小平这次谈话,他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才可能写得这样好。王若水讲,后来问题发展得这么严重,是胡乔木送了材料。实际上,胡乔木没有送材料,是周扬送了十八条语录,才使邓小平在异化问题上发表了这么高明的意见。

内中真相如何,大可值得研究,邓力群《自述》自然只是一面之词。但不管怎样,邓小平在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例如其中这段话,在全党全国是不容置疑的:

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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