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56）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09）
1990年12月19日，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天。叶利钦发言，他的观点十分明确，不同意“恢复克里姆林宫的专制”，何况克里姆林宫“也不具备一项促使国家复兴的切实可行的方针”。他认为：
由克里姆林宫发号施令的时代过去了，各共和国已经不怕严厉的召唤和任何命令了，如果为了执行命令必须牺牲共和国的利益，那么甚至最强硬的命令也不起作用。强化中央对共和国的地位的做法只会刺激人们作出否定的反应。”
“联盟领导正在重新部署力量以便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住原先作为各共和国无限权力的主人的地位”。
叶氏反对加强总统的地位。他认为，拟议中的总统权限的规模是苏联历史上无双的，不管是斯大林，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未曾得到从法律上规定的那么多权力，而现在“实际上，中央竭力从宪法上明文规定无限专横的政权，这可能最后导致从宪法上为任何专横行为辩护”。他说，只有在中央和共和国进行诚实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才能摆脱危机。叶氏提出: 第一，联盟应该为共和国建立最惠国待遇制，必须承认共和国主权。应当实现对中央的改造，不过只能由共和国来决定它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央结构，中央应该发挥什么职能，而且是最低限度的职能。第二，必须让联盟领导人坚决地和永远地放弃在未经共和国允许的情况下对它们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做法。第三，要在短期内签署和执行在共和国与中央之间划分权力和财产的决定。第四，联盟领导人应当积极协助发展共和国之间缔结条约的进程。
针对叶利钦的抨击，戈尔巴乔夫予以回击。他说：
够了，不要再利用中央问题了，不要再为自己捞取提出主权问题的优先权了”。他驳斥了叶氏的“克里姆林宫专制”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围绕克里姆林宫进行的政治投机，是“腐败透顶的平民主义”，“应该受到谴责”。
12月20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提出辞职成为这次人代会的一个爆炸性事件。谢氏在会上说: “我要作一次让我一生中最简短和最困难的发言”。这是因为，“昨天的一些发言让人忍无可忍”。他认为，指责政府成员的“这些戴着上校肩章的孩子们”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他呼吁: “民主派同志们，你们逃走吧，改革派已经溜掉了。独裁正在来临——我可以负责地这样说。谁都不知道，这将是什么样的独裁，独裁者会带来什么，将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谢氏声明: “我要辞职。让这成为我的个人贡献吧，也可以说，是对独裁的抗议。” “我不能容忍我国正在发生的这种情况，不能容忍正在等待着我国人民的考验。”他最后说: “我依然相信，独裁是行不通的，未来属于民主和自由。”
谢瓦尔德纳泽为什么提出辞职？这是因为，苏联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受到强硬派的指责，早就让他辞职。军界中有人认为他对西方让步太多，损害了国家利益。所谓“戴着上校肩章的孩子们”即军界少壮派军官。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此时开始转向强硬立场，准备采取强硬措施稳定局势。传统派实力部门的首脑们纷纷发表讲话，表露出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心。所以，谢氏把右翼反对派和即将出现的独裁危险联系起来，决定一走了之。
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引起轩然大波。戈尔巴乔夫对其辞职感到“出乎意料”，受到“最大的刺激”。他表示谴责谢氏“这种并未同总统商讨的做法”。因为此前戈氏准备推荐他担任副总统。于是戈氏表示不同意谢氏的辞职，并且认为谢氏在关键时刻离去是“不可饶恕的”。戈氏认为，谢氏混淆了“专制”和“强有力的政权”的概念。戈氏认为没有任何独裁的迹象发生。叶利钦表示，谢氏的辞职不会是对戈氏的打击，“而更像是相反的情况”；利加乔夫则认为: “我只能把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看作是失职。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能这样做。” “我并没有看到独裁的威胁，倒是认为有关独裁的说法只能对那些企图摆脱社会对真正现实的威胁——民族分立主义的威胁——的注意的人有利。”
这次人代会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要求采取强硬措施的呼声高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的发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
关于非常措施的问题可以列入议事日程表。我相信，如果苏联总统采取非常措施，那么这在任何程度上都将不意味着走回头路，这将仅仅是整顿秩序，任何人都渴望这样。不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派都要求这样。”
12月26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突然病倒住院。这大概是雷氏的必然结局。反对派多次要求他辞职，但雷氏一直坚守岗位。在这次人代会上，他的发言分量很重。他说: “改革未能按照所设想的样子(我要强调这一点)实现。我是改革的倡导者之一，我认为自己必须对此担负责任。”他明确指出: “1985年，我们提出改革的任务，改革的内容和目标是革新社会主义、克服所造成的种种扭曲现象。但是，在破坏势力的影响下，改革工作未能坚持这个立场。这些势力当中的许多人的目标是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他认为: “如今的经济危机不是从生产领域内部矛盾激化而产生的，而是由政治、意识形态和管理领域中明显的危机而引起的。我们现在想治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的外部表现。”而雷日科夫们病倒也是其政治生命中的一个巧合的“休止符”。
还是在12月26日，人代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戈尔巴乔夫推荐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候选人。他认为“亚纳耶夫作为一位有经验的老政治家被推荐担任这一职务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是一位具有坚定原则的人，是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和参加者”。12月27日，人代会对副总统候选人进行投票，结果，赞同票为1089，反对票为583，亚氏差31票未能当选。(根据规定，候选人在超过2339总代表人数的一半即1120票才视为当选)。戈尔巴乔夫再次提名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再次称赞亚氏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都是“合适的”。他向公众表示: “在这个困难的转变时刻，我希望身边能有一个我完全信得过的人。” 我们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今后如果这个领导班子不能保证实现转折，那就应该把这个班子赶出政治舞台。”经过第二次投票，亚纳耶夫以1237票赞成、563票反对当选为苏联副总统。
这次人代会还通过了关于联盟条约构想的决定、通过了全民公决法，并决定就土地私有制和保留联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
在1991年1月14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瓦连京•帕夫洛夫被选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帕氏表示“完全和无条件地”支持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方针。戈尔巴乔夫还任命别斯梅尔特内赫为外交部长，以接替辞职的谢瓦尔德纳泽。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和普戈仍担任原职。
这次人事变动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的政治班底基本解体。新的政治班底是以实施强硬政策为主旨的，是为控制国家危机局面而组建的。
俄罗斯作家亚•舍维亚金写的《苏联灭亡之谜》有许多另类观点，其主旨是苏共内部充满了西方势力的代理人。这里就民族问题摘录一部分文字，以对照1990年的苏联民族主义分立情况。
苏联垮台的特点是联盟共和国动因与其他因素相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联盟共和国(俄罗斯除外)拥有全部国家组织的本质属性。此外，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都是联合国代表。确保苏联(一级)垮台的又一个条件是在15个独立自主的联盟共和国(二级)内部呈现出从自己的联盟共和国划分出自治共和国(三级)及其他领土组织的趋向。为此也曾采取过种种措施，其中包括“法律性的”，如1990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提高自治组织之地位并使其具有共和国地位的决议。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苏联来说还可能存在着其他选择: 被其他国家逐渐吞并；军事方案——在军方精英们起到更加显著作用的情况下；根据宗教信仰划分的纯民族方案。这种划分应该按以下界线来进行: 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大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大图兰”(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阿塞拜疆也可以归到这里。这样一来，只有摩尔多瓦的问题悬而未决。
加强了离心趋向，削弱了向心倾向。离心趋向首次出现在了联盟共和国这一级上。
1988一1991年是联盟共和国内部新的上流社会质的形成阶段，形成了新的区域行政、思想、经济方面的上流社会。进入其中的都是一些产生了比中心先前的指示规定更大目标要求的人们，这些人现在居然还受到了鼓励。代表组织及军事集团群重新宣誓效忠于政权的新的“象征物”。在立陶宛，甚至早在宣告“独立”之前就诞生了所谓的保卫边防厅。
同时，在莫斯科诞生了一个独立的管理中心。该中心转而承担起全苏联境内的事务工作，也就是说该中心成了政权的平行并列中心。后来它又以损失部分权力的代价脱离了老中心，并越来越猛烈地破坏着与旧中心之间的信息、财政、物流联系。共和国上流社会不再为全苏预算提供资源和财政资金。波罗的海沿岸起初还在自己那儿设立了海关，之后为了避免引起无谓的争端，以“法律为准绳”，依据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命令又采取了其他措施，为了取得苏联预算中所有宣布过的东西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可谓艰辛无比。在莫斯科，人们常常两手一摊，并以当前很流行的一句话作答: 没有资金。因为从前由莫斯科州委会第一书记所决定的问题现在已经开始由他的部下来解决了。
由于苏联体制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与其说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分裂，不如说是通过实行多党制，从而使苏共一党统治合法化对系统的唯一核心，即苏共的破坏起到了特殊作用。
这之后就只剩下签署分割苏联之条约。从较为异己的西部共和国子系统开始，最后毁掉剩余的联系，完成新中心的创建工作，从法律上为他们办理手续，最后向“雇主”报告情况进展。需要将向心和离心趋向的均势建构成一种状况，那就是使小能量系统脱离已变得薄弱的先前中心，而进入别的更强大中心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新组建的国家脱离了莫斯科的向心作用控制，不可避免地落入外部世界的殖民地位: 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落入”柏林管辖之下；后高加索、中亚共和国及哈萨克斯坦“处于”安卡拉和利雅得统治下；其他所有共和国连同俄罗斯一起归华盛顿指挥。但是由于多个世纪以来强大的历史性联系向心趋向仍在苟延残喘，它并未“彻底死亡”，甚至到目前为止仍可发现向心的“守旧”子系统时，早已改变了的莫斯科的向往: 它们是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白俄罗斯。
为什么这一切会在1985年至1991年获得成功呢？这是因为还在此前(1953一1985年)暗藏的敌人就已经成功占据了信息管理中心的关键岗位，将管理指挥功能变得于己有利，截断了已形成的信息渠道及物资供应渠道，改变了管理机制，进行监督以避免产生平行的爱国主义中心，此外却同时创建了许多自己的平行并列的中心。
以上文字似乎给人一种晦涩难懂的感觉，但明确表达了苏联的解体是“暗藏的敌人”所致，而且耸人听闻地将解体后的苏联划为外国殖民范围。令人莫名其妙。
那么当时苏共是如何应对民族分立的狂潮呢？
1990年，苏联的民族问题越来越尖锐。首先发起挑战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其中立陶宛是急先锋。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恢复共和国独立的宣言。接着3月20日，爱沙尼亚宣布独立，拉脱维亚于5月4日也宣布独立。
苏联的政治斗争这时也空前尖锐。这一年的“五一”游行中，几千人举着“政治局下台”、“打倒苏共”、“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语，高喊“戈尔巴乔夫下台”，打着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三色旗。戈尔巴乔夫对此感到愤怒，他对利加乔夫说，“我们走吧”，随即退场。而利加乔夫对戈氏说，正在发生的事情证明，国家处于多么不正常的状态。但是，戈氏拒绝了利加乔夫的警告，责备他老调重弹。
1990年5月28日，利加乔夫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说，在立陶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已占上风，这个共和国已倒向西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正在向这个方向移动。乌克兰西部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已掌握了苏维埃领导权。在南高加索正在进行自相残杀的战争，有些地区已出现双重政权。欧洲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已经解体。国家失去了盟友，帝国主义的阵地加强了。利加乔夫要求党中央召开有全国党的积极分子参加的中央扩大全会，讨论目前的局势。他表示，“最重要的是，在中央全会上要制定和贯彻反击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团结党的队伍，加强苏联完整性的具体措施。”但是戈氏没有理会利加乔夫的呼吁。当时，戈氏一心继续推行改革。他认为，只有推进改革，才能解决民族关系等问题，只有推进改革才能遏制民族纠纷。1990年7月，戈氏在一次讲话中说，“不深化改革，民族问题就不能解决；而要是国内民族间的关系和谐问题不解决，那改革本身也就没有成功的希望。”戈氏当时的思路是，在改革的进程中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不改革就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首先推进改革，然后再解决民族问题。然而，那些谋求独立的共和国根本不想配合戈氏的改革。不仅如此，它们明确地感到改革是它们谋求独立的机会，它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实现独立。
面对立陶宛铁了心谋求独立的态势，苏联最高领导层不得不研究对策，准备实施带有法律性质的防范措施。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这其实是一个弄假成真的补救措施。因为苏联宪法虽然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苏联，但是，当初宪法的制定者只是将其看成是一面装璜的招牌，他们没有想到，有的加盟共和国真的会提出退出苏联、要求独立的问题。现在，对于联盟统治者来说，这个条文已成为约束自己的绳索。而对立陶宛的要求，苏联当局面临两难境地: 要么修改宪法，去掉有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条文；要么认真对待“退出”问题，制订详细的退出苏联的程序法。而在当时的局势下修改宪法，删掉退出苏联的条文是不可取的，会造成重大灾祸。所以，苏联当局只能选择制订“退出”苏联的法律文件，解决如何退出、怎么退出、需要什么程序等问题。过去，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具体规定。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采取法律补救措施，以这些法律为武器，给要求独立的加盟共和国设置障碍，阻止它们独立。事实上，苏联当局就是这么干的。当《退出苏联程序法》公布后，明眼人都认为，这不是《退出苏联程序法》，而不《限制退出苏联法》。如果按照这个法律文件行事，则没有哪个加盟共和国会有可能退出苏联。
这个《退出苏联程序法》主要从两个方面设置障碍，一是在领土问题上做文章。该文件第9条和第14条规定，加盟共和国在退出苏联的决议通过后，要有一个过渡期，该期限不超过五年。在过渡期内联盟中央与要求退出联盟的共和国协商解决“要求退出的共和国在加入苏联时不属于该国的领土的地位”问题，这就是说，联盟中央要与要求退出苏联的共和国讨论后者在加入苏联后得到的原不属于它的领土问题。这对立陶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自从立陶宛宣布独立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3月30日发表声明，警告立陶宛当局，1938年立陶宛的版图不是现在的版图，而是另外一种样子。“在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情况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不受有关将一部分白俄罗斯土地划归立陶宛的一切法律、命令和其他文件的约束”，“不得不坚持将白俄罗斯的土地归还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声明对立陶宛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压力，因为如果提出领土问题，则可以说立陶宛与苏联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四大块领土问题。如果说苏联将“原不属于”立陶宛的领土脱离立陶宛，那么独立后的立陶宛版图将大为缩小。
第一是在表决退出苏联的程序问题上做文章。该文件规定，提出退出苏联的共和国必须得到不少于三分之二选民的赞成票之后才能宣布进入过渡期。这对立陶宛似乎有利，因为立陶宛族几乎占该国总人口的80%。问题在于，《退出法》还规定，“在自身建制中有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专区的加盟共和国，全民投票在每一个自治实体中分别进行”，而且，这些自治实行有自己的最后选择权，即有权决定是留在苏联还是留在独立的共和国内，或者重新确认自己的国家法律地位。不仅如此，《退出法》还有最后一条防御线，即在过渡期最后一年，如果该国有十分之一的常位公民提出要求，则必须就退出苏联问题进行重新全民公决，如果投票结果没有超过三分之二退出苏联的赞成票，则该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决议失效。可见，按照这个《退出法》的规定，任何准备退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面临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这种状况下，铁了心要求独立的波罗的海三国该怎么办呢？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