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58）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11）
进入1991年，戈尔巴乔夫继续陷入政治火网之中。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对形势的分析是: “国家的社会危机已达到了危险的界限，超过这一界限就可能爆发破坏性的社会震荡。”“一些地区政治立场的对抗具有社会对抗和族际对抗的形式，而局势常常超出权力机关的控制，变为无政府状态的表现和流血事件。”“选择改变苏联社会制度作为目标的势力在政治舞台上已经完全形成并在努力联合起来。他们的意图是把拥护社会主义选择的人从政权中清除出去，使正在进行的改革具有倒退和反人民的性质。”
这时，保守派已经发现大事不妙。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认为苏联的改革已经失败，其改革已变成非社会主义的改革；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认为，苏联已站在十字路口: 是复辟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改革。苏共中的一些保守派要求戈氏采取坚定措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维护社会主义价值。
而反对派则攻击戈尔巴乔夫“向右转”，实行独裁。1991年2月19日，叶利钦对苏联中央电视台评论员等人发表谈话，要求戈氏立即辞职。叶氏认为，“在现在这个中央的统治下，我们不可能生活得更好。这就是我想说的。在中央长期奉行欺骗人民的政策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生活得更好。1985年后的头两年，戈尔巴乔夫使我们许多人感到有些希望。请原谅我，实际上从这时候起他就开始积极奉行他的骗人政策。他做了许多承诺，我认为他没有很好地兑现和履行这些诺言。他使人们产生希望后，却又按照另一种法则行事，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后期，已经非常明显: 他想维护′改革’这个词，各共和国，首先是不让俄罗斯独立自主。这里也表现出他的反人民的政策。这是玩弄货币的把戏，即将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帕夫洛夫式的提高物价，急剧的向右倾斜，利用军队反对国内居民，族际关系中的流血事件，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等。这就是六年的改革给你们留下的成果。” 叶利钦说，“今天正在向相反方向逆转。企图复活行政命令方法，加强行政命令的中央。因此，根本不想看到我们共和国所发生的进程。” “我认为我个人的错误是过于轻信总统。就整个情况看，中央不会让各共和国迈出独立自主这一步。仔细分析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我可以说，我在1987年就警告过，戈尔巴乔夫的本性是竭力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他已经办到了这一切，并将国家引向专制独裁，美其名曰这是‘总统治理’。我与总统的立场和政策划清了界限。我主张他立即辞职，把政权交给集体机构——共和国联邦委员会。”叶氏还表示，俄罗斯不需要这样庞大的、官僚主义的中央。叶氏号召大家卷起袖子举起拳头同中央作斗争。
戈尔巴乔夫则批评叶利钦的讲话是“同改革的宗旨背道而驰”。他说，问题不在于他与叶利钦之间的关系，“这里的问题不是个人之间的好恶，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不同的纲领性目标。分歧就在于此。如果说过去这些分歧是一种策略性的——叶利钦也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那么，现在他提出的那些建议我认为是同改革目标，至少是同我们大家一道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戈氏决心保证利用总统的一切职权来制止滑向破坏一切的冲突中去。
在左右两派的夹击中之下，戈尔巴乔夫处境维艰。雅科夫列夫在《雾霭》一书中以独到的笔触分析了戈氏当时的情境，特别是戈氏的心理活动：
我个人坚信，戈尔巴乔夫正是在1990年秋天跨掉的。他急得团团转，紧张地寻找出路，然而慌乱只会产生错误。有人在一夜之间给他拟定了相当平庸的行动计划。结果是，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实际上已经死亡，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立即开始将其攫为己有。
叛乱之前余下的这段时间，是无人管理、政治上慌乱和新布尔什维主义加强的时间。我觉得特别明显的是，阴谋分子一个个昂首挺胸，傲视一切，趾高气扬。原先对戈尔巴乔夫阿谀奉承，如今则是特意冷落。对我的态度也大为改变。这帮家伙眼睛里流露出因预先见到复仇而狂喜的光芒，然而戈尔巴乔夫仿佛没有觉察到高层权贵、掌权同道和强力部门领导人行为举止中的变化。没有觉察到，想必是因为解散了总统委员会之后，他处于完全孤独的状态。他受到某种不可思议的骗局的影响，处于黑暗的幽灵、卑鄙的改革棺材匠的包围之中。
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任何一个国家，头号职位都使人变得孤独。更何况实际上注定让国家领导人待在舒适而孤零零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的苏联。然而，即使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末期也是绝无仅有的孤独者。他的注意力被具有有针对性的充满灾难的意识形态的克留奇科夫之流所控制。他们拿意图的破产和民主道路上的问题无法克服来恐吓戈尔巴乔夫，一步一步地将戈尔巴乔夫推向所谓实行紧急状态、恢复“开明专政”已是在所难免的想法。
未来的叛乱“领袖”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气氛：长期的忧虑，萦绕脑际的不安，各种各样足以麻痹意志、助长工作和思想中的混乱的社会恐慌和个人恐慌。我觉得，在戈尔巴乔夫的孤独(政治孤独和作为人的孤独)日甚一日的情况下，这种状况的后果之一，就是他在1990一1991年已经不能相当长时间地独处，以便集中精力，平静下来，整理自己的思想，恢复心绪稳定。
向戈尔巴乔夫大量提供的是世界惨剧电影脚本，落到极易动感情的土壤上，从而为新的、更加惊慌失措的感受提供了基础。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无论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不留下痕迹，特别是如果这样的状态是在关于改革、关于戈尔巴乔夫所珍视的那些大量非常重要的意图和期望破产的剧目(来自右边和来自左边的都有)轰动一时的情况下形成的话。为这样的破产(破产是确有其事还是纯属杜撰，另当别论)宽恕自己和别人是不可能的。
我再来谈一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对议会寄予很大的希望，期待这个民主工具将成为他在改革中的积极助手。当时我也认为就会是这样。我们全都弄错了。遗憾的是，议员选举都掌控在各地党的官员手中，这些党的官员就其大多数而言，并不站在改革一边。结果，在代表大会上的，是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大吵大嚷的人、蛊惑者，或者是根据自己地方官的领导的指示规规矩矩、默不作声地投票的人。形成了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一语道破地指出的“气势汹汹而老实听话的多数”，他们扼杀了代表大会上和以后叶利钦时期实际工作中几乎所有进步的倡议。
如上所述，戈尔巴乔夫对人不甚了了。不过我认为，他对自己就更不了解。根据我的观察，他要么根本不曾试图，要么是不能在那个十分危急的时候对自己的状况(心理状况和工作状态)进行分析，不曾考虑过自己的状态可能影响到他对于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倾向、现象的领悟。至少，在他的公开反应以及1989一1991年他身边的人所观察到的反应中，日益加剧的脱离实际已经愈来愈明显。自发的情感愈来愈多地代替了心平气和的政治算计。建立在有目的的告密、而不是严格分析的基础上的幻想，成了政治行动和实际行动的依据。有一次总统委员会开会，某些成员不同意戈尔巴乔夫就一个小问题提出的建议。他面红耳赤，来了这么一句话：“这里谁是总统？你们不过是顾问而已，这点别忘了！”
这是极其没有分寸的行为。而且实际上也做得不对。他有什么必要在别人面前如此抬高自己，无法理解。
结果是，大约从1990年秋天起，他只能孤独地在木板台上滚杠铃了。他最终被自己的亲信出卖，他们将他软禁起来，借亚纳耶夫之口暗示说，总统不知是神志不清，还是神经根发炎。
无论有多么奇怪，然而最能说服我相信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的，是戈尔巴乔夫已经是平民身份的那些年代，他始终找不到力量和勇气去理解所经历的事情，尤其是执政末期所经历的事情。1991年12月之后他的一切言行，都说明他在痛苦地为自己辩护，始终在证实自己有理，试图“保持本来面目”。他在试图演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当戈尔巴乔夫。这是极其典型的并未意识到的、丧失了心平气和的自我分析的对于自“我”(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就是自“我观点”)的辩护的反应。这种立场从人之常情的角度说来是可以理解的，令人同情，也令人惋惜。一个人处在任何位置上都把自己、自己的特点、优点和缺点、自己的性格加入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孤身一人是无法攻克具体的社会堡垒、社会经济堡垒的。何况苏联体制甚至拒不接受让它往清醒理智方面改变的任何意图。
是否可以用某种别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呢？理论上大概可以。是否可以不开始改革或根本不进行改革呢？当然可以，不过，罗马尼亚、还有南斯拉夫的经验就在眼前。正好在这个过渡时期，领导人的某些个人品质是否可能减轻国家所遭受的打击呢？在当时的具体情况(无论是客观情况和主观情况)下是可能的，但是作用不大。
问题全在于戈尔巴乔夫不应当替自己辩护，脑子里又冒出种种荒谬的事情来。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福罗斯监禁之后是怎么回来的。他和他的全家在1991年8月那些可怕的日子里经历了许多事情，他们的表现也很得体。然而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之后的表现却很奇怪。他并未采取具体、迅速和果断的行动，却仍然珍爱自己那当时已经寿终正寝的“联盟条约”。火车开走了，戈尔巴乔夫却跟着它追，似乎没有发现，历史已经朝完全另外的方向驶去。各地领导人当上了独立国家的领导人，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正如一位已经独立的共和国的未来的总统对我所说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
面对现实，戈尔巴乔夫此时感到“亚历山大”。1991年2月28日，戈氏在同白俄罗斯科学和创作知识分子谈话中承认，在寻找发展经济和国家建设问题的途径时做了不少蠢事，危险的高峰并没有过去，前面还有很麻烦的事情和困难的抉择。但戈氏表示，已经找到了解决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的途径，问题在于这些途径受到了残酷无情的夺权斗争的抵制。形势的本质就在于此。戈氏不同意一切都取决于中央领导意愿的观点，认为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按照什么最高意志干的。这是各种政治力量极其复杂的相互影响和斗争的结果，当改革进入决定性阶段——在民主基础上对权力和财产进行再分配阶段时，政治斗争就特别残酷无情。
但戈尔巴乔夫至此仍不肯偏离即定的路线。他指出“在我们脆弱的和虚弱的民主条件下，某些已经形成的政治派别既不在宪法范围内、也不遵循现行法律来实现族际的计划，而是与这些法律背道而驰。当前局势极度紧张，正在经历的困难的根源就在这里。急躁和激进情绪发展成了狭隘的偏执和咄咄逼人。他们企图用全盘私有化、向私有制全面统治过渡的冒险主义要求代替混合经济的方针。各族人民对自主和民族复兴的合理要求，人为地变成了民族主义的自我孤立和自给自足的政策。”戈氏指责叶利钦等人千方百计地改变改革的目的和方向，将苏联推向冲突的道路，实际上是在进行夺权斗争，苏联有发生战争的危险。叶利钦等人口喊改革，其实另有图谋。戈氏指出，在民主的幌子下活动的派别集团是形形色色的，其成分是复杂的，但是，这些集团的领袖们的纲领性方针已经昭然若揭。它们想把苏联引向何方？他们的第一个纲领提纲是非联邦化，非联邦化意味着苏联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戈氏在这里点名批判了民主派领袖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指责他说可以把苏联分裂成四五十个国家。戈氏认为叶利钦等人不是左派，而是典型的右派反对派，他们拒绝社会主义，主张社会资本主义化。本质是右派的政治力量采取了左倾激进分子的斗争手段，采取“新布尔什维克策略”，其目的就是觊觎权力。
戈尔巴乔夫仍坚持他的“社会主义选择”的思想：“我常常受到指责: 别再赌咒发誓说你是CP党员，赞成社会主义选择了。可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不是那种昨天在这堆篝火旁烤火，今天又在那堆篝火旁烤火，而且感到在哪里都一样愉快的人。人的道德、良心、信仰因人而异。对于我们来说，社会主义的选择，这不仅仅是象征与过去有联系的套话，而是关于未来的非常鲜明而又准确的概念。”戈氏又指出: “谈到社会主义选择，我们首先是指人道主义的价值、权利、自由和一切为了人的主要价值。我们同样是指社会的民主体制、议会制度、分权原则、法治国家、法律至上。最后，我们是指混合经济，在社会公正的社会团结条件下的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
戈尔巴乔夫在左右两派的夹击下竭力寻找政治力量。他在白俄罗斯视察时两次表示，要创建中派政治力量。他说：“我认为，在这种条件下，最重要的挽救者的作用恰恰落在了中派的身上。中派的使命是阻止极端立场之间的冲突，向社会提出摆脱危机的道路。中派的处境总是更困难一些。这里，我同意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看法，他曾经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准确地谈到了这一点。让我们在今天的情况下再回想一下这些话吧：′画出社会发展的中间路线是最困难的：极而言之，喉咙、拳头、炸弹、铁栏都无济于事。中间路线需要有最大的自制力、最坚毅的勇敢精神、最谨慎的耐心、最实在的学识。’ 值得把这些话写在科学院的一面墙上。”“我想强调指出，我认为中派不是某种几何学上的两点之间的中间部分。它指的不是保持某种与左翼极点和右翼极点处于同等距离的中间立场。这样的立场会丧失任何活力，毫无生气。我所理解的中派是这样的一个派别，它的目的是以新的原则来改造社会。它提出革命的前景，但基础不是让一部分人来对抗另一部分人。不是对抗，更不是把对立的一方当作敌人，而是团结社会的绝大多数。”“在任何一个社会健全的理性都占优势——这就是政治中派的现实基础。尽管它不大吹大擂，不像极端派那样喧嚣一时，但它却吸引了大部分人民群众。人民为自己国家的命运而担忧，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说出决定性的话。我们不应该忽视他们的意见。改革的意义正是在于此——进行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对抗，不是内战的变种。够了，我们别再让白子黑子对阵、红军蓝军火并了。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我们应该在政治多元化范围内，在人民面前对比各种纲领，寻找符合国家根本利益、把国家推向前进的答案来。这就是政治中派的任务、改革的目的。”戈氏觉得伴随着政治力量两极化而来的是对抗，是钟突。在多个方面同时协调行动可以降低、暂停这种对抗和冲突。这就是加强摆脱经济危机的实际措施，这就是刻不容缓地签署新联盟条约，这就是建立中派力量稳定的政治联盟。戈氏表示，政治中派主义的出发点应该是：这不是硬性规定的立场，而是由政治进程本身的变化所决定的政治空间，当然符合现实的条件。政治中派主义——这是政治上的健康思维、言行慎重、为社会各劳动阶层的利益不断解决已经成熟的问题的方针。这就是这个联盟的政治涵义。中派主义政策——这是在真正社会主义革新范围内协调并考虑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的方针。这种中派主义方针同符合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利益的各种力量有机联系，完全说明了这种现实主义的中派主义的爱国主义性质。这不是狭窄的，这是各派政治势力相当广泛的联合。在苏联的条件下，这个联盟可能体现最普通的但又是原则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准则，体现符合社会客观情况的社会进步发展的利益，体现社会历史传统、习俗和心理。戈氏还指出: “中派主义发展考虑到中左和中右温和的和激进的性质，可以而且必须兼容并蓄中左和中右的方针。
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出现危机迹象的情况下上台的。对于戈氏来说，他知道苏联“有病”。但经他治疗的结果，是这个“病人”出现了严重的病态反应——苏联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状况。
这时苏联危机的典型特征是“全面危机”和“深刻危机”并存。所谓“全面危机”是指苏联危机具有全面性。这里既有政治危机，又有经济危机；既有民族冲突，又有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既有社会矛盾，又有心理失落和价值观的崩溃和创建。所谓“深刻危机”是指危机的深度已经涉及苏联模式本身和理论架构的重新定位问题。
苏联危机出现的次序是值得注意的，它首先是在中央最高决策层——中央政治局那里爆发。1987年10月“叶利钦事件”表明苏联最高决策层对改革的理想很不一致。随后，危机沿着民族纠纷的线索蔓延，最初是“阿拉木图事件”，随后是纳卡冲突、格鲁吉亚事件，再后就是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最后是俄罗斯独立意识的萌发。面对经济改革动作的迟缓，戈尔巴乔夫改变次序，将政治改革纳入优先位置，从而使苏联政治温度急剧上升，最后发展到政治失控。伴随着政治狂热的是，经济危机逐渐恶化，这又反过来成为政治斗争的砝码。到1991年，苏联由中期危机转为晚期危机。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左右逢源也没有将危机遏制住，结果局势失控，苏联解体。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