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民族主义是摆小摊,普遍主义是开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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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越是拼命民族主义地行事,就越是损害你国家的利益,因为你把永远当不了大股东的中小国家都推到现在已经当了大股东的国家那边去,你的国家利益就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这就是我们在东海、南海、非洲等很多地方看到的现象。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5年1月9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5“新年期许”论坛的主题演讲整理。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到这和大家分享一下对未来的期许。我们这个单元的题目叫做“对文化与世界的期许”。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想到美国有个汉学家白鲁恂,曾经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个国家”。我们知道就文明和国家这两个概念而言,它的自我意识、自我定位是不一样的,以及这两个各自识别自身的利益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导致了在中国这边我们用民族国家的方式来建构一个作为文明的共同体的存在,导致他出现了一系列的错位。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在内政上、外交上出现大量的问题,各种问题都是和这个错位相关。

所以说到2015年我的新年期许——当然这个期许肯定2015是完不成的,这肯定是未来中国要花很多年完成的过程——就是从精神层面上我们要完成或者实现对于民族主义的超越和突破。

我们刚才谈到中国无论从内政上还是外交上现在面临的一系列困境,都与我们现在民族主义的自我意识、自我身份定位相关。就对外方面而言,民族主义会使得我们无法真正有效的识别和锁定我们国家利益,就对内方面而言,民族主义会从根本上损害我们的国家认同。

我分别说一下,先说对外的角度。从对外这个角度而言,本来中国在1949年之后不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我们是一个高度的国际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国家,当然那是在今天看来有点荒唐的国际主义,但是毫无疑问当时我们绝不是民族主义,我们宁可自己饿着肚子、勒紧裤腰带也要援助海外的“兄弟”。

而中国对于自身的想象、对于世界的想象,不是在今天,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有一个转向,转向成为不再唱那种国际主义的高调了,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在这当中加入西方主导的现代经济秩序,逐渐使得中国在物质层面、经济意义上获得崛起,成为世界老二。但是在这个逐渐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浮现出非常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这个民族主义倾向在90年代更多的是由于我们作为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觉得自己有一种独特性,从那里面演化出一种民族主义的感觉。但更强烈的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呈现出一种民族主义热情非常高涨的东西。

民族主义热情高涨逐渐衍生了周边国家对你的恐惧,这种恐惧引发了美国以及周边小国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新想象,以及全球布局再平衡的过程。于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演化为我们的反美主义,从反美主义又继续推演,又成为亲俄主义。这两个东西加在一块导致中国国家利益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无法有效识别和锁定,首先有人觉得我们可以反美了,可以民族主义的搞一搞了,可是你认为这样做的基础在哪呢?力量在哪呢?力量在于我们加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这就意味着你要反美、亲俄就是要抗拒这个秩序。但是,你在试图抗拒这个秩序的时候,使得你有资本抗拒这个力量的资本却会开始丧失,你越反美就越丧失反美的力量。这是自我矛盾的做法,越反西方就越丧失反西方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我们大量国家利益会丧失。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讲。

同时,从反美衍生出亲俄,认为只要是美国的对手就是我们的朋友,这种思路和认识是非常搞笑的。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对外政策以及它对国家利益的识别都是比我们清楚得多的。俄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中俄关系只不过是各自对美关系的一个衍生物。对俄国来说,中俄关系只不过是用来向美要价的一个筹码。同样对中国来说也应该这样认识。作为要价筹码,只要你的价要到了,筹码是可以做某种牺牲的。为什么这样?因为无论对俄还是对中,从物质层面而言,最大的利益肯定是来源于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经贸关系,而不可能是来源于中俄各自之间的经贸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俄关系当然只会是各自对美关系的一个衍生物,可是假如我们以很荒唐、很愚蠢的民族主义思路来理解,认为俄国是我们最重要的朋友、对俄关系可以伤害对美关系,则会严重地损及我们的国家利益。

更重要的,我们从纯功利角度来讲,中国毕竟已经GDP世界老二了,而且按照世行说法按照PPP来算已经超过美国了。对于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而言,你的国家利益绝不来源于你以民族主义这种方式对外正向的攫取,这种方式是没有办法获得国家利益的。相反是来源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我觉得民族主义对于中小国家可以用用,但是对于超大国家是没有办法用的。因为我们可以将国家利益比喻成在商场里面做生意。中小国家就是在商城里面租一个铺面,其国家利益就是它流水的增加;对于超大国家而言,你不仅是有一个铺面,你同时还是商场的大股东,作为大股东来说,你的最大利益不是来源于铺面流水增加,而是来源于收租。那么问题就来了,人家为什么愿意到你这交租?一定是你提供了足够好的公共品,一方面有对于商场物业的维护,另一方面有对商场管理规则的维系,重要的是,各种管理规则,必须都对你自己的铺面也具有同等约束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更有效率的收租。我这里都是从功利角度而言,对于超大国家而言,收租才是你的最大利益。

相反,你越是拼命民族主义地行事,就越是损害你国家的利益,因为你把永远当不了大股东的中小国家都推到现在已经当了大股东的国家那边去,你的国家利益就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这就是我们在东海、南海、非洲等很多地方看到的现象。

就毛泽东时代而言,中国就经济而言还只是个中小规模国家,这种情况下我们极力地国际主义行事,但是却无法找到通过向外部世界提供公共品来收租的路径,于是对于公共品的提供便是纯消耗,无法形成正向运转的经济逻辑,这个事情不可持续,各种纯消耗便会损及我们的国家利益;而在今天中国已经是超大规模国家了,如果不是转向国际主义,向世界提供公共品,并在此过程中通过一套经济和金融方案来收租,而仍然是民族主义行事,只盯着自己的铺面这点事的话,则在实际上也会损及我们的国家利益。这只是从功利角度而言。

从非功利的价值角度而言,假如我们过度民族主义的话,逢美必反、逢西方必反,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无法接受普遍价值。无法接受普遍价值就无法有效地给你的人民以应有的尊严,这是对内而言。

对外而言,你无法真正具有一种软实力,你无法真正地使得别人相信你会善意的、有节制的应用你巨大的物质能量,别人无法相信这一点。而一旦我们对外普遍主义地行事,则普遍主义原则本身就会对我们的行为构成一种约束,别人才会实实在在地相信我们会有节制又有原则地应用我们的力量。否则的话,什么公共外交、孔子学院都变成笑话了,我们看到一个个的笑话正在遭到嘲笑。前一段时间波士顿大学拒绝孔子学院,最近斯德哥尔摩大学也拒绝了,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地方拒绝。所以这些虚妄的民族主义都使得我们无法锁定我们国家的利益,无论是功利角度、还是非功利的价值角度而言。

同样,民族主义行事,就对内而言我们也在损害自身的利益。通常民族主义是强化国家认同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很特殊,因为我们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语境之下,又在对内情况下直接被表达为汉民族主义,而汉民族主义的逻辑终点是什么?所有少数民族都必须汉化。我们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口众多是汉族的事,地大物博都是少数民族的事,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习惯、自己的认同等等,以及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是一个无法被你的汉民族的观念所化约掉的信仰。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民族主义,由于汉族占据了绝对的人口优势、文化优势、经济优势、全方位的占据,导致我们的民族主义被对内方向表达为汉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过度扩张一定在边疆地区反弹,像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这种反弹会使得汉族地区自己也别指望过上多么太平的日子。包括法国这种国家最近也遭遇到那种恐怖袭击,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就更别指望过消停日子,往下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你进任何公共场所都要进安检门,去任何一个公共场所都要小心翼翼,生怕哪个地方冒出来一个大砍刀,这都是我们扭曲化的民族主义带来的后果和问题。

我们再回到白鲁恂那句话,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国本身不是适合用民族主义来整合与表达的一个国家,相反,中国需要用另外一套新的历史哲学、新的历史叙事重新勾勒、重新定义它的自我身份、自我认同的国家。现在国内学界在做一系列工作,就是中国究竟未来该怎么办,为这个要思考,很多问题是政治哲学、法哲学方面的思考,但是,我想说的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可以对于特定的政权重新提供正当性的叙事,但是正当性的叙事并不必然带来认同,因为它并不解决为什么咱们应该是一家,并不解决这个问题。它只是解决一个特定政权是不是有正当性的问题,至于咱们是否是一家、我们从哪里来又该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只能从历史哲学的叙事里面来。中国学界的思考不应该到了政治哲学、法哲学,以及像上午很多学者提到的财政学、宪法等等很多层面,不应该到了这一步就截止,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推进到对于历史哲学的反思、对于历史哲学的重构。

我们要正视民族主义带来的各的种各样的衍生问题,而且我要再进一步给它加上一个限定词——就是被严重扭曲了的民族主义,它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与西方最初原生的民族主义不一样了,有了严重的扭曲。这些被严重扭曲了的对内对外两种民族主义又与我们现在的教育、宣传全方位相关,它源于我们当下的历史哲学、史观。它使得我们既无法认清我们自己,同时也无法认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就使得中国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庞大无比的人见人怕的亚细亚的孤儿,人们不是不跟你玩,而是怕跟你玩,这种形象与境况,绝不是令人羡慕的。要说我的新年期许,就是我们如何克服这一点。

[ 施展 政治学学者,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政治学教研室副教授。 ]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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