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四通改制
（30）闹家变
在回程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琢磨赵教授的那句话：“公司状况不错，但有一些问题，你应该回去一次了。”
公司的情况应该不错，问题总会有的，但会是什么问题呢？又为什么一定要我回去一次呢？
一出候机楼大厅，看到迎接我的公司的几位大员，我就大概明白出了什么问题。李文元、文俊、老沈、王安时聚在一起谈笑风生，孤零零的海平黑著脸在一边向隅。
海平本来就黑，这脸那么一沈，就越显其黑。只是过来和我握手时，才绽出了一点笑容，露出雪白的牙。我能感觉到他似乎有某种期待。他说希望和我单独谈一次，我说：“明天是新年元旦，你、我家里可能都会有些安排。后天吧？ 1月2号，怎么样？”他欣然同意。没有和其他人打招呼，海平就匆匆离开了。
面对我疑惑的目光，老沈不说什么，笑得有点尴尬。文俊快人快语：“海平很长时间没在公司露面了，我们也是在这儿这才见到他。不是要和你单独谈吗？听听他怎么说吧。”
1985 年1 月2 日傍晚，在东总布，海平如约来访。见面后，他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和老沈合不来，他的实业部不受重视，所以决定另立门户。他已在去年年底另外注册成立了先锋公司，希望我能够理解。
这不是请示，也不是商量，而是通告。我是被告知，所以只能顺其自然。我由衷地表示了惋惜：“创办四通，可以说是因你而起，你是始作俑者。现在你却要离开大家，很令人遗憾。”
我诚恳地说：“四通这几员大将，包括你在内，都非等闲之辈，不仅可以独当一面，而且有能力自立门户当主帅，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如果大家在一起，一定能成就一番更大的事业。”
他似乎有所触动，但为时已晚，开弓没有回头箭。
临走，我提醒海平：“你离开的事，老印知道吗？”
他说：“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这么说来，印甫盛还不知道。我便说：“还是应该让老印知道一下你的情况。”
他说：“那当然。”
古人说：“君子交绝而不出恶声”。大家的分手很平和，很友好。而且，我和海平也没什么过节。从心底里，我还很感激他，是他的创意，才使我踏上了经商办企业的不归路。后来在有关他的问题的处理上，我表达了最大的善意。对此，他也心存感念。
海平离开公司，没有提任何要求或补偿。这一切，他自己作了安排。
四通当时的经营环境非常困难，没有批件、没有外汇、没有进口渠道。但我们有好的产品——兄弟公司的二十四针打印机，性能比当时独霸市场的日本东芝公司的同类产品更好，价格却只有它的三分之一。之所以便宜，是因为驱动软件是我们开发的，这就是高技术的高附加值。我们后来把这种模式称之为“二次开发”。
性能价格比提高了三倍的产品，自然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但我们每做一笔生意，都要找有权（有进口批件）、有钱（外汇额度）的国营单位合作。所谓合作，就是和他们分利。我曾经说过，无意插柳，四通在当时帮助解决了许多国营工厂的生计问题。
1984 年9 月底，我刚赴美的头一个月，海平说他在山西有个关系，可以提供进口二百台M-2024 的批件和外汇，从四通公司转走了八十万元人民币。四个月前，公司刚成立时，我们只有借来的两万元人民币。八十万元，是四通创业资金的四十倍。
进口有个周期，我们第一笔生意，周期是二十七天，曾经把三井公司北京办事处的雇员震得目瞪口呆。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高效率。海平主导的这笔绕道山西的生意，就拖了三个多月。
1985 年1 月8 日，四通三个月前曾支付了八十万元，从山西进口的二百台M-2024 到货了。但我们得到通知，这批货被山西的合作方、某国营单位扣下了。这样的商业纠纷，我们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余地。因为批件是人家的，外汇是人家的，进口的这批货，当然是人家的。人家只是说，这批货我不卖给你了，我要自己卖了。你预付了八十万，好，我把八十万退还给你，咱们就两清了。他们只是撕毁了一份国内贸易合同。海平主导的这份合同，没有任何对违约的惩罚条款。四通只能吃哑巴亏。
让四通吃亏的，当然不是山西方面，而是海平。这八十万元的生意，最终大约可以有八十万元的毛利。考虑到要和山西方面分利，估计还能分到四十万元。这四十万，应该是海平另起炉灶的起步资金。
当山西毁约的消息传到公司，大家群情激昂；对海平，更是义愤填膺。大家希望我作一个决断。我沈吟了半晌，轻声说了句：“算了吧…… ”
审时度势，在当时，只能吃亏认账，接受现实，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1985年，新年伊始，首当其冲，就是闹家变，海平截了一胡，要另起炉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