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四通改制
(29)赵教授

赵教授原来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现在他是纽约长岛一家计算机系统及技术公司(CST)的总裁。他们的客户主要在中国,在一次商业活动中,他给我递了一张名片。

我在CST公司前的留影。

在我去佛罗里达的行程中,要在纽约停留一天,晚上就住在曼哈顿的纽约总领事馆。我利用这个时间,给他打了一个Collect Call(由对方付费的电话),约他出来见一面。

赵教授比我年长十六岁,山东青岛人。1949年,按他们的说法,大陆“沦陷后”,他到了台湾。他在成功大学电机系毕业。后来到美国留学,在华盛顿市立大学电机及计算机工程系当系主任。1971年北美兴起保钓运动,赵教授是一方领袖,因此和一群热血青年走到一起,其中的几位骨干成为后来赵教授创办CST公司的合伙人。

接到电话,他显然很惊讶,但他立即答应下班后来和我会面。

傍晚时分,赵教授自己开车来了,接我去曼哈顿下城的China Town(中国城)共进晚餐。我言简意赅地向他介绍了四通的情况。我用的语气越平淡、越谦和,赵先生显然越感动。我说,我会先去佛罗里达大学报到,安顿下来以后,希望和CST公司探讨可能的合作机会。

他说:“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方式,都愿意和你合作。”差不多是开了一张可以由我任意填写金额的空白支票。如果上海人说这样的话,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客气、一种礼貌。但赵先生是山东人,他说这话,用的是山东人的实诚。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往往取决于一些细节。素昧平生的人打来Collect Call,一般都是立即挂断,因为这样的电话收费很贵,但那天接电话的女士没有拒绝。后来赵先生专门向我引见了她。她叫袁美南,公司的副总,也是当年保钓运动的热血青年。

后来我又从佛罗里达专程到纽约,商谈CST 公司和四通的合作。谈得非常顺利,我和赵教授一起为我们的将来,作了大致的安排:我在佛罗里达大学的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这个学期结束告一段落,然后转到纽约来。从1985 年1 月1 日起,从原来的公费转为自费。今后我在美国的费用,由CST 公司支付。

回到佛罗里达,我作了结束那里学业的安排,准备转到纽约来。告别了可敬可爱的周教授,告别了相处时间不长的同学们。另外,给休士顿的中国领馆写了信,告诉他们从下个月起,不用给我寄公费了,并报告了我的去向,转到纽约以后,我就归四十二街附近的红色领馆管辖了。

CST 公司在纽约长岛,赵教授的家在华盛顿DC。谈完合作以后,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回家过圣诞节。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美国家庭过圣诞,第一次得到了一份圣诞礼物。赵教授送了我一个旅行用的西装包,那种可以把西装挂在里面,然后折叠起来的旅行包。

赵教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小万,以后你可能要经常在旅途上背着它了。”之前,他刚刚去了一次北京,拜访了四通,见了老沈。他告诉我:“公司状况不错,但有一些问题,你应该回去一次了。”

我立刻安排了回国的行程。1984 年的最后一天,12 月31日,我乘坐的航班平安降落在北京机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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