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坚持到了今天，能出满一百期，实在不容易。
这是很多人料想不到的。
我在1992年《今天》海外版出满两年八期时的编后语中曾介绍过，有一位号称深谙姓名学的大师，预言《今天》活不长久，因为名字就没取好。他说，“今天”二字都是四划，“四”与“死”谐音，两个四划，两个“死”音，表明这份杂志必死两回无疑。《今天》在国内已经死了一回，那海外肯定还得死一回。而且，即使能勉强活着，人气也不会很旺，因为“今天”这两个字里，“今”里只包含了一人，“天”字也就是二人，所以永远就是一二个人的事业，不成大气候。
这位大师的预言我不必当真，但《今天》生存的艰难我深有体会。不论是国内草创，还是海外复刊，《今天》的资源一直非常有限，既缺钱又缺人又缺稿，出版条件和环境都不理想。在国内时是靠手工作坊式操作，最初还是钢板刻蜡纸制版，手摇滚筒油印自己装订，后来好歹还有蜡纸打字。海外复刊一开始也是我自己用电脑打字排版，整本复刊号都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后来移到香港排版印刷，甚至得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支持，成为比较专业的出版，植字排版规范，装帧精美纸质高雅，但是发行上一直比较困难，过期杂志堆满仓库没人要也难以处理。
一份杂志自然如人的生命一样，有开始就必然有终结。但当初我也料想不到《今天》能延续出版如此长久。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就是靠了一二人而重生，而延续，而坚持。如果没有这一二人坚持至今的奉献努力，是维持不下来的。这一二人中首先是主编北岛，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我曾把他形容为一个蜘蛛，假如没有他的努力编织，围绕《今天》的这张人际网络就不可能存在，这个蜘蛛的中心位置任何人没法取代。其次是林道群，后来帮助《今天》在香港的出版印刷发行，都是他的热心支持和无私奉献，像一头辕马拉动着《今天》这驾三套车艰难前进。
说来惭愧，在《今天》漫长而艰难的路途上，我其实是半途退缩者。其中自然有些客观的原因，倒不是惧怕路途遥远，而是像沙漠旅行，突然找不到了方向。但更主要的还是我自身的原因，有些身心疲惫，也自知能力有限，不堪大任。《今天》本来不设什么社长，也不需要社长，那年因为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要签出版合同，我是代表《今天》签字需要这个身份，才冒充了。而对于带着“长”的职务，我向来总是退避三舍，无奈当上了，自然也要尽早卸任，不敢尸位素餐。我后来无奈中还当过什么笔会的秘书长，也是自己辞退的。我做事往往有始而无终，可能也是个性缺陷。这一生做了些事情，教过书、搞过学术研究、写过小说、翻译过作品、办过刊物、管理过笔会，都未能坚持到底。唯一坚持到底的只有对文学的兴趣，这一生都不会改变。
最近我读到瑞典出版的世界文学史，意外发现其中介绍当代中国文学部分就提到了《今天》，也是所提到唯一一部中文文学杂志。毫无疑问，《今天》已经载入了史册，它当然是当代中文文学最重要的杂志之一。翻开这百期的《今天》目录，你能发现当代中文文学重要作家和诗人的名字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今天》已经有了这么漫长的历史，在这段路途上同行过的，当然不止一二人。旧人退出，新人加入，也是杂志能保持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先后有很多人参与过《今天》的事业，有些人来而复去，去而复来，有如走马灯一般。有的人参与时间长一点，甚至数年，而有的人只是匆匆过客，昙花一现。每个人的作用都不一样，有的可能不那么重要，对《今天》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但在回忆《今天》这段漫长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值得记上一笔。
追忆和《今天》先后同仁相识相聚或分手的过程，让我自然回想到《今天》海外复刊后早期的几次编务会议。《今天》同仁分散世界各地，见面相聚很不容易，很多人我都是在会议上才见过一两面，所以这些会议让我难忘。无论怎样聚散离合，如今也都已成流水落花。但闭目倾听，水声还在，落花也会重现脑际。
一、奥斯陆 —— 斯德哥尔摩
《今天》在海外复刊的漫长道路的起点是挪威首都奥斯陆。复刊后的第一次编委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为什么起点会在这个偏僻的北欧角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汉学家杜博妮。提到《今天》的历史，也应该为她记上一笔。
杜博妮的人生经历颇有传奇性，她出身澳大利亚的无产阶级家庭，父亲曾经当过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而她本人则是澳大利亚共青团的领袖，上世纪五十年代她被澳共派到中国学习中文，还是澳共驻华代表，从此和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六十年代她也参加过西方的嬉皮士运动，也经历过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幻灭的过程。而这位聪明的女性后来成为文质彬彬的学者，获得悉尼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又担任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她研究马克思文艺理论对中国之影响的专著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教科书。1980年，她成为北京外文局聘请的专家，任务是翻译鲁迅、巴金、老舍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但杜博妮不甘当御用翻译，而对当时北京的地下文学更感兴趣，正是她第一个把北岛和《今天》其他诗人的诗歌翻译成英文介绍给了西方，北岛第一本英文诗集就是她翻译并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太阳城札记》。我和她认识，也是北岛介绍我去帮助她做些翻译中的校对工作。
正因为杜博妮向西方介绍了《今天》，才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后来到北京时也想找这批朦胧诗人，北岛、顾城和我都是在杜博妮的北京住宅里第一次见到马悦然的。所以说，将《今天》推向世界，杜博妮功不可没。
杜博妮喜欢标新立异，因此也是最早向西方大力推荐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汉学家，是她首先将《黄土地》翻译成了英文发表，所以她和陈凯歌也非常熟悉。北岛后来有一篇回忆文章写过，那段时间他和我以及陈凯歌经常聚集杜博妮家跟她学习英文，她实际上成了我们的私人英文老师。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跟她读英国诗人威廉·布拉克的著名诗作《老虎》。
杜博妮的丈夫也是瑞典汉学家，汉学名韩安德，有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有关清末的贱民。老韩知识渊博，说话风趣，很会品茶品酒。他们夫妇在北京的住宅因此也有其他瑞典汉学家和外交官常来常往，我当时结识这批瑞典汉学家的时候，根本想不到后来我也会定居瑞典，这缘分恐怕也是命中注定。
1984年杜博妮获聘挪威奥斯陆大学东亚系主任的职务。而我1985年中央戏剧学院硕士毕业留校后，1986年能获得挪威奖学金前往奥斯陆大学戏剧系继续攻读博士，研究我崇仰的易卜生，也是因为她的大力帮助。当然，她也希望身边有个能协助她继续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助手，我后来就和她合作翻译过北岛诗选《旧雪》以及王安忆的小说，也对她翻译阿城等提供帮助。
1987年，杜博妮策划了一个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项目，我也参与了。我们申请到一笔挪威国家学术研究基金，可以在两年半即五个学期内邀请五位中国大陆的作家或学者或艺术家来奥斯陆大学客座讲课，分别介绍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戏剧、诗歌、美术和电影，每个人都要留下讲稿，以后就可以成书出版。第一个题目是文学理论，请来了当时的文坛黑马、现在已是声名显赫的刘晓波，这个人选凸显了杜博妮自己喜欢标新立异的特色。所以，刘晓波1988年第一次出国其实就是到挪威，而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他接待过他，因为我经常要给他当翻译等等。本来他应该住半年，讲满一个学期，但因为课讲得不太成功而半途中止，他只住了三个月就提前离开了。其后讲当代美术的是一位叫米丘的艺术家，也是标新立异者，如今标新标到了什么地方我已经不知道了。我自己负责讲了一个学期的当代戏剧，那个时候就介绍过高行健的剧作如《绝对信号》、《车站》和《野人》等等。
1989年秋季那个学期，是北岛来讲当代诗歌。北欧的秋季短暂而紧接着就是黑暗寒冷漫长的严冬，对远离家人独自在外流亡的北岛是一种心理的考验。北岛曾经在他的散文里描写过在北欧这段孤独的生活，也在诗作里写他如何对着镜子说中文。他在奥斯陆的那段日子，几乎每夜都提着几筒啤酒到我这里来，两人对坐饮酒寻找话题，直到我自己的话题全都说完再也无话可说，北岛写道，“迈平得了失语症”。而北岛经常的话题就是要恢复出版《今天》，这个被扼杀在北京胡同里的文学杂志那时好象是冰箱里的一只冻鸡，北岛总想把它拿出来化冻，让它复活，让它生蛋孵出小鸡来。心诚则石开，北岛的诚心最终说服了我。
促成我做出决定参与《今天》复刊的当然也有那时的政治背景因素。1989年6月在北京发生的事变，好像宇宙间发生的一次大爆炸，它改变了很多星球的运行轨道。至少，它也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道路的方向。那时我和很多海外的留学生一样投入过抗议天安门屠杀的活动，还因为年长一些而被人看作幕后黑手。那时国内的气氛也非常恐怖，大学生被送去军训，支持学生的老师被下放劳动，连我母校的导师都劝我不要急于回国，流亡感就变得真切起来。而那么多国内作家突然流亡到海外，其中不乏我的《今天》老友如北岛、杨炼、顾城及多多等，此外还加上了高行健、刘宾雁、刘再复、李陀、孔捷生、苏晓康、郑义等本来属于体制内的作家。那时，我感觉中国文学在国内将再次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状态，而海外流亡作家迫切需要一个发表作品的基地。
但我很清楚，《今天》复刊需要的不仅是我这个能做点事情的编辑，更需要钱，也需要稿件。北岛离开奥斯陆的那天，我和杜博妮去机场送他，在候机楼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下一个学期当代中国电影讲座的人选。这个讲座本来的计划是邀请陈凯歌来讲的，但是陈凯歌已经推辞了。杜博妮就希望我来讲，因为我毕竟参与过电影《黄土地》的争论，有文章发表过，而且我还根据阿城小说《孩子王》改编过电影，是陈凯歌导演的，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来讲讲电影，花掉这笔钱。
这时我想起了北岛的“冻鸡”，就对杜博妮说，电影就不用讲了吧，如果你同意把这笔钱给我，那我就拿来重新出版《今天》，作为启动的第一笔经费。我们用这笔钱来邀请一批作家到奥斯陆开会，我们出机票，而每个人都要带一个新作来，那么第一期的稿件都有着落了。杜博妮看看我，点头同意了。北岛也笑了，说是迈平总有好点子，那个时候他可能忘记了我的“失语症”。
送走北岛，我就开始筹备复刊号，就联系要请来开会的作家。这就是1990年春第一次编委会是在奥斯陆而不是别的地方召开的由来。可以说，没有杜博妮当时点头同意支持，那么复刊就没有经济条件，还可能遥遥无期。
就是这样，一批海外流亡的中文作家在那年五月聚集到了奥斯陆。高行健带来了他的最新剧作，就是发表于复刊号的《逃亡》，刘索拉带来了小说《人堆人》，查建英不仅带来了自己的小说《节目》，还带来了史铁生的小说《第一人称》。诗歌的阵容比较强大，有多多领衔，北岛殿后，中间是杨炼顾城等老《今天》的元老诗人，也有后进诗人张枣和李笠的作品补空。散文部分除了多多和杨炼，还有了钟鸣的两篇作品。而评论部分有了后来在《今天》也发挥重要作用、编辑《今天》英文双年版的赵毅衡，以及李欧梵、李陀、刘再复和黄子平评论老《今天》意义的四人谈。当然并非所有投稿者都到了奥斯陆开会，我们的钱也没那么多，此外顾城、黄子平和刘再复都因为当时手里没有有效护照而不能成行，只能放弃。到奥斯陆的除上面提到的作家，还有孔捷生、老木和徐星，虽然他们没有带来作品。
为了节约经费，这次开会是在奥斯陆北郊的克林肖学生城租了一套学生公寓解决客人住宿，还请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厨房里给大家做饭。开会也是利用了学生城的活动室，一切从简，连话筒都没有准备。这次编委会议的纪要后来由奥斯陆大学一个中国留学生于小星帮助整理发表在《今天》1990年第2期上，内容包括汉语流亡作家的生存环境、《今天》的基本定位和编辑方针等等。
北岛离开奥斯陆之后是流亡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来了。当时瑞典笔会授予他图霍尔斯基奖。图霍尔斯基原来是德国记者、作家和社会批评家，因反对德国纳粹势力抬头而被迫流亡瑞典，但在流亡中备感压抑而自杀。瑞典笔会在瑞典文化部支持下于1985年设立此奖，为的不仅是纪念图霍尔斯基，更是为了帮助流亡作家，避免他们落入图霍尔斯基那样的境地。这笔奖金可供一个流亡作家在斯德哥尔摩居住和写作半年。
北岛住在斯德哥尔摩的这段时间里，认识了另一位后来对《今天》在海外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的瑞典汉学家罗多弼。当时罗多弼正好接替他的老师、荣休教授马悦然的职位，出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特别是前清思想家戴震。他对中国当代文学还没有马悦然那么熟悉，基本上也不从事中文文学的翻译工作。但新官上任，总想有番新的作为，做出新的成绩，他听北岛说起了《今天》复刊以及我们在奥斯陆筹备这个作家会议等等就非常感兴趣，愿意邀请参加奥斯陆会议的全班人马到斯德哥尔摩来继续开几天会，由中文系负责我们从奥斯陆到斯德哥尔摩的往返车票和住宿费。
所以，奥斯陆会议结束之后，全班人马又坐火车来到瑞典首都。我还记得我们入住的是市中心的步行街皇后街的皇后旅店，听起来很气派，其实只是个古旧的住宅改建的旅店，多数客房里连卫生间都没有，要到走廊里的公用卫生间洗浴。但这里也古色古香，墙上四处挂着古典色泽的油画，客厅餐厅的家具都是仿制十八世纪法国流行的风格，连沙发都散发着十八世纪的气味。
第一次编委会议需要讨论的事情其实在奥斯陆开会时都讨论过了，所以在斯德哥尔摩大家比较轻松，其实没有再开自己的什么会议，而会外的活动反而更多一些。皇家剧院为我们这些来访的中国作家举办了一个“中国之夜”，朗诵一些作品；瑞典文学杂志《九十年代》也邀请我们参加了他们主办的一个文学晚会，我还记得那个晚上刘索拉因为挂念国内旧友而激动伤感，我们只好都提前退场送她回酒店。但索拉在晚会上唱的蓝调已经给《九十年代》的主编留下很深印象，后来还再次邀请过索拉来参加他们的文学活动。
最有意思的会外活动大概是我们和一批瑞典作家的长桌对谈，面对面地交流。坐在桌子那边的瑞典作家中，就有后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构瑞典学院院士的女诗人弗洛斯腾松和文学史家恩格道尔，两人还都进入了由五院士组成的诺贝尔评委会，恩格道尔还担任了十多年常务秘书。当时谁会想到，坐在长桌这边的中国流亡作家中的高行健，后来就是由他们评选出来的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汉语作家。此外，长桌那边还有一位瑞典著名的左派文学评论家格莱德做了评价北岛诗歌的发言，这篇题目为《什么样的自行车》的论文后来由我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今天》复刊号上。
瑞典笔会也参与了接待我们的工作，笔会的国际秘书玛丽亚·艾克曼一直跟随我们的活动。根据于小星整理的会议纪要记载，国际笔会得知我们这些流亡作家开会的消息之后，“曾传来口信称，如果这次会议能成立一个海外中国作家笔会中心，将予以考虑接纳为正式会员组织。关于这个问题，意见分歧比较大。”来北欧开会的这些作家，大多强调独立写作，个人性很强，不愿意参加组织性的活动，只有老木是最积极的，因此这个动议被多数人否决了。十多年以后，我和另外一批海外流亡作家刘宾雁、郑义、贝岭和孟浪等人成立了独立中文笔会，2001年被国际笔会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接纳为会员组织。我自己后来也参加了瑞典笔会，还接任过玛丽亚当年担任的瑞典笔会国际秘书的工作。这都是后话了。
斯德哥尔摩的会议甚至还吸引了一些国外的汉学家来参加。比如英国的汉学家利大英当时特地赶来旁听，还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对会议上很多作家做了专门采访。当时他就和我谈起过编辑出版《今天》英文版的设想。这个会议的经过，后来他写进了一本叫做《中国失去的年代》的英文著作中。
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我认识了温文儒雅的瑞典汉学家罗多弼。没想到，就因为他的关系，我后来会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来教书，还会在这里成家落户，而《今天》编辑部也随我搬到了斯德哥尔摩。我为《今天》做事本身是不拿工资的，也没有工资可拿，那么生计问题就需要自己解决。正好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老师、马悦然夫人陈宁祖因患癌症病休一年，在北岛的张罗下，罗多弼就聘请我来这里代课，一年后宁祖身体稍有恢复回来上课了，罗多弼还安排我留下来继续工作。他给我的办公室特地配备了可以直拨国际长途的电话，允许我使用中文系的传真机接受发送稿件，这样就解决了我们《今天》杂志通讯联络上的大问题。所以，《今天》的生存发展，罗多弼也是功不可没的。《今天》杂志上的鸣谢名单上一直都有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就是这个原因。
（未完待续）
万之，曾任《今天》编辑、社长